１９３６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处于社会大动荡前夜一个风雨变幻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大国际问题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隔断中苏关系；最大国内问题是“两广事变”发生。为此，中共中央根据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已与东北军张学良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新情况，重新制定红军总的战略方针，即：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基本行动计划是１６个字：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

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约１．５万人攻取宁夏，其余保卫苏区；１２月，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些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３州前进；以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作为几块苏区之间的联系。这个部署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的作战计划。如果各种条件不允许，红军则只好决心再作黄河以东的计划，把３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中共中央并判断到如果暂时放弃占据河西的计划，会有如下损失：１．被迫放弃现有的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２．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３．无法避免与南京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冲突。４．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机会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５．宁夏、青海、甘肃等反苏维埃势力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红军在此后的西进行动困难。

这个西进计划即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实现的最新战略方针和部署。

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将调整后的战略发展计划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时两广事件已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免除了后顾之忧，能抽出手来再次集中力量对付西北地区的红军。他急令刚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实现“灭共”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

８月９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二、红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３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１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急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区，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行动，完成中央战略任务。

这时，陈昌浩正指挥红９军和红５军围攻岷州县城，因城坚难摧，连攻未下。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驻在岷州以西的三十里铺，徐向前率领前敌指挥部驻在漳县。

徐向前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红军总部的指示，命令红４军一部攻克渭源，红３０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不久，中央发电征求朱德，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问：依据现有力量，假如以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你们认为是否有充分的把握？

张国焘在电话中问徐向前：“把握如何？”

“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徐向前回答。

徐向前在得知中央有这个战略意图后，立即命令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敌情、地形资料，准备适时挥师西渡黄河，独力进据甘西，接通新疆。

这一时期，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艰苦转战，相机打击敌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９月上旬，朱德、张国焘等人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３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

毛泽东对此代表中央复示朱德、张国焘：“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２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再提“打倒中央军”及打倒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而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红二、红四方面军依据这个方针，改变宣传工作。

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凤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红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告之国民党军第１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３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电令后，反复思考，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大敌当前，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那里交通方便，利于敌人的左右夹击；第二，陕甘北地区人口稀少，仅４０万人，９座县城，粮食困难，不便大部队集结。因此，徐向前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州，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徐向前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９月１３日建议电后，复电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唯我们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者。”并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宜离开陕甘宁边区南下作战，“对东敌作战宜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１个军协助之。”

张国焘在接此电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中央的态度有变，他非常不满地发牢骚：“这也就是说，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承担，而不是原来所说的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南北夹击。”他把中央的电报扔向一边，决定暂时采取不表态的静默态度。

徐向前接电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忙于按照中央电令标图的参谋说：“这一仗很难打，但是我们还是得准备硬着头皮干！”

毛泽东把电令发给张国焘后，却迟迟不见张国焘的回音，即连电再催。心怀疑虑的张国焘这才不得不决定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

９月１４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同时，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这天，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毛泽东并依据当前敌情，对红军３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１２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１０月或１１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１２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

这时，整个红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如何对付胡宗南部？针对这个问题，红军内部发生了新的分歧。

９月１５日，毛泽东等人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等，提出对３个方面军行动的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红二方面军之支队直出宝鸡以东；红一方面军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可派兵力协助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红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以１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指出：“红四方面军宜在５～７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次日，张国焘组织红军总部部分成员在岷州城西的七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提出了红军向新疆发展的意见，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

到这时，张国焘的话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有人言听计从，连过去与他意见相一致的一些人也唱起反调，这使张国焘无限感慨：“真是邪门了，到陕北，这些人还不知是怎样对付我？”

朱德等人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应立即按照９月１３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静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然后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与朱德在会上唇齿相争，意见相反，都已是争论到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睛。张国焘说道：“我不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既然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力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朱德、刘伯承等人则坚决不同意西进。双方争论到深夜，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打日本没那么简单。”张国焘阐明自己的理由：“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几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部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我看你的胆子是太小了！”朱德嘲笑张国焘，说道：“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边，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站。国焘同志你不要学四川军阀哟！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线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呢，可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张国焘憋了一肚子气，他欲争无理，却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过去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李特等人，现在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这几乎使张国焘有些招架不住。张国焘对着李特怒吼：“我说李特呀李特，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乱起哄，反了是怎么的。我告诉你们，现在我还是红军总政委，我说了还算数。”

李特在张国焘面前，总还是有点胆怯，但有在场的众多人的支持，仍是大起胆子与张国焘争辩：“张主席，这是关系到整个红军的大事，不能个人感情用事。”

意见无法统一。傅钟、张琴秋、李特用俄语交换意见，认为要说服张国焘只有赶快把在马营方面军总部的陈昌浩叫回来。

这时，我行我素的张国焘已经发布命令将部队集合好，准备向青海前进，他首先带着交通队出发了。

“不能西进，反对西进！”陈昌浩在这紧急关头骑马飞奔而来，大声疾呼。

队伍停止了前进。陈昌浩的命令在红四方面军中是有很大号召力的，特别是在如今张国焘的威信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一些中高级指挥员已经对张国焘失去信心。

“向后转！”陈昌浩向着呆在原地不知所措的部队指战员发布命令。

部队陆续回来了。张国焘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返转来。

就在三十里铺的镇子中，中共西北局紧急召开会议。

张国焘大发雷霆，斥责陈昌浩扫了他的面子，并固执地坚持己见，不论谁说，他总是站在敌视的角度，怎么也听不进去。看来意见仍是无法统一。会议开到第３天上午，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

“他不干，我干！”朱德火了，他亲自挂起作战地图，找来作战参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担心他的辞职威胁会弄巧成拙，又赶紧派人通知朱德、陈昌浩等人继续开会，会址就在他的住宿处。

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一个个都是为了顾全大局，忍气吞声，按时赶到了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但在会议最后表态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仍是支持朱德的主张，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否决了张国焘的方案。

直到这时，迫于无奈的张国焘只好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会议最终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朱德当即电告中央：“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９月１８日晚，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作出各部队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４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间行军，快速北进。同日，这一电报也报告了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到了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

朱德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正当徐向前等紧张地调动部队准备北进之际，张国焘骑马连夜赶到漳县。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张国焘到了前敌指挥部后，进门就这样说。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急忙赶上前来，说道：“张主席不要急。快坐下，休息一下，有话慢慢说。”

“陈昌浩变了……”张国焘满腹怨气，讲起了他与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的争论。接着，他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徐向前等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主张，他流泪了，并且哭得很伤心，呜咽着：“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

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接着，张国焘提出了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

徐向前比较了两个军事行动方案，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他分析情况说：“我们红四方面军已是３过草地，消耗很大，疲劳不堪。装备简陋，每个战士的子弹一般仅有１０发左右，最多的也就２０多发。如果开进到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队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的地带，这样敌人却有利于全力北向，对付红一、红四方面军。”

根据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徐向前等人对着地图，反复磋商，当场作出如下部署：红四方面军以２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占；以１个军暂时留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队；以两个军继续布防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以这３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９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夺取宁夏问题作重要发言。致电贺龙、任弼时：“３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后会给帮助。并针对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击宁夏及红四方面军西进的错误主张，指出：红一方面军独攻宁夏会顾此失彼，使进攻宁夏计划失败，也会使你们攻甘西的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占领宁夏才可避免失败。“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９月２１日，毛泽东等人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指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４同志的意见，以６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３个方面军，因周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一起组成军委主席团，主席团地点设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即在这天晚上，张国焘在没有取得朱德同意的情况下，即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然后将这个部署计划再电告朱德。

张国焘并没有甩手不干。

“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请你们绝对负责！”张国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出了密电，意在切断朱德与陕北和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原先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却没有料到他在表了态的岷州会后又出尔反尔，仍然坚持西进。新的分歧使朱德感到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他在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刻让陈昌浩先走一步到漳县，一面电告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这时的处境真是太困难了，既要团结张国焘，又要执行中央的指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好办法。一夜都没有安睡的朱德在２２日凌晨３时，揉了揉胀红的双眼，捻亮油灯，亲拟电文：“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红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

接着，朱德又拟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在陇南的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电报，通报情况。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

朱德拟完３封电报稿，立即送到电台，不料电台竟拒绝发出，说：“张主席有指示，没有他签名的电报一律不发。”

“我难道连发电报给中央的权力都没有？我这总司令何以指挥部队？”朱德责问。

“不能发，不能违背张主席的指示！”电台人员坚持。看来张国焘的那套家长作风在这里是起作用的，心有余悸的电台人员不敢冒杀头危险违背张国焘的旨意。

朱德连找了几个人前到电台去说情都无济于事。

电台内人员在朱德一出房间，他们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总司令的电报都不能发，这恐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总司令也不行！在我们这里是张主席说了算，说让我们掉脑袋就掉脑袋！”

“不发这个电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说不通。弄不好我们这样做会真要惹出大祸。”

电台人员到此时都感到了问题的重大和严重性，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特别是一说到张国焘名字，无人不担心会被秘密处决。

“电报发不出去，这怎么行？”一向从容不迫的朱德急得团团转，他连找了几个人，都是一听有张国焘的限令后赶紧缩头退却。在这里，张国焘的威风还是无人不畏惧的，没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去帮助朱德。

朱德又找到了西北局的组织部长傅钟，说：“你是红四方面军的，说话方便，人又熟。你出个面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把这３个电报发出去。”

傅钟接过电报稿进了电台室。

电台人员一见傅钟手中的电报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个个表情紧张，谁也没有说话。

傅钟为了缓和气氛，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说道：“你们刚才肯定也争论过了。我现在告诉你们真相，有人要推翻岷州会议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还要召集一些负责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党的原则的大事。总司令有命令应该执行。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维护党的决议，下级服从上级。现在我代表西北局组织部问问大家，这事应该怎么办？”

大家陷入沉默，都在认真思考着傅钟的话。

“这事的确很难办，我们电台究竟听谁的？”

“听谁的？听党中央的。”傅钟说。

“好吧，给朱总司令发报。有事由我承担全部责任！”电台负责人王子纲表态说。

发完３封电报，已是２２日凌晨。朱德立刻骑马奔往漳县，６０公里的路当天就跑到了。

９月２３日，中共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

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

在平时说话一向和气的朱德，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了激烈地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决执行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如果不能抓住，会合就会延迟，联合战线就要受影响。”

朱德反复阐明：“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中央电报。”译电员走进会议室，把一份电报呈上。

朱德没有接，只说道：“念！”

这是一封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的电报，指出：红一方面军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

“什么一概不谈，他们不谈我还要谈呢！”张国焘听了一串电报署名后就感到火气上涌。

朱德把电报纸平放在桌子上，接着频频向张国焘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中央的决策是有道理的，可你就是听不进去。我们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与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我们可以会合，为什么你却坚持不去会合？”

“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你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字。为什么一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呢？为什么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你张国焘既然是党的书记，更要根据党的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

张国焘的发言有些蛮横：“我是西北局的书记兼红军总政委，我对调动部队可以负完全责任，经我决定了的，当然可以不经别人的同意。当我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我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此时，大家都明白张国焘的思想症结是害怕与党中央会合。朱德等人劝说张国焘解除这个顾虑，说：“你不要怕和党中央其他同志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列宁路线上来，不要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就不会再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

“什么，我怕会合？要知道我也是双手赞成会合的。有人有一种误会，以为我张国焘好像是怕毛泽东似的，实际上那是极其错误的想法。我张国焘怕谁呢？我张国焘坚持真理，真理是无敌于天下的！我之所以坚持西进，而不同意现在北上，是说现在情况不适合北上，而适合西进。”张国焘继续强调西渡黄河的理由：“我之所以坚持我的意见，也完全是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发展着想。事实明摆着，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与强敌胡宗南部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

会场上出现交头接耳的嘀咕声，张国焘刚才一番颇具感染力的辩解显然征服了一部分人。

“我提议，我们再来一次表决。”张国焘见风向倒向自己，机警地利用书记的地位垄断会议。

朱德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会场上众多异样的目光使他理会到今天的会议反被张国焘利用和驾驭了。

“同意西进的举手。”

“好！超过半数。通过！”张国焘眉飞色舞的宣布。

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总司令，怎么样？是继续坚持你的北进，还是……”张国焘幸灾乐祸。

“我仍然坚持岷州会议原案。我要说的是你要对这个改变负责任！”朱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表示不屈从。“这当然，我对我的这个改变负完全责任，关于这个问题，总司令不必担心。”

“我要把这个改变报告中央！”朱德说。

“你不用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会马上报告给毛泽东的。你报告好了，我马上通知电台，为你提供方便。只是提醒你，不要忘了报告这个改变是西北局会议表决通过了的。”

“你不要把你的意见强加我头上，让我赞同西进是绝对不可能！”朱德斩钉截铁地说道。

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向西面的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部队在得到掉头向西的命令后，人心浮动，逃亡现象增多。许多人议论纷纷，满腹疑虑：“日本鬼子在东面、北面，往西走抗谁去？”“是不是又要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奉命迅速筹足８天的干粮，待命行动。徐向前则先行一步，带领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调查行军路线。

无可奈何的朱德只好和张国焘等率部西进，到达了临潭。

但是，出乎张国焘所料的是今年的冬季又早早降临在西北大地，先头部队刚出发两天，就从前面带回情报说：“据当地老百姓提供的情况，黄河对岸现在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恐难实现。

“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嘛！”张国焘仍然坚持非西进不可，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西进怎能轻易放弃。

朱总司令在闻知天气变化后，对张国焘劝说道：“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这里不是噶曲河。”

“老天也绝我之路！”张国焘对天长叹，焦灼不安。

这时，敌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切情况表明，唾手可得的北进要比西渡有利得多。但是张国焘的脸面却拉不下来，他处在了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地步。

张国焘为了重演漳县会议的结果，争取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就在临潭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表决。

会议在城中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张国焘说：“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我的意见是打到迪化，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

“从南面到迪化？”陈昌浩立刻表示反对：“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现在部队过草地都过怕了，一听到草地，头皮都发麻。如果再过草地，这部队是不好带了，还不知会开小差跑多少？”

徐向前也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说：“我知道，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再也不想折腾。”

接着，李卓然、余洪远、傅钟、王维舟等人相继发言，表示不应当再置党中央的命令和气候条件而不顾，一意孤行，部队的确不能再折腾了。

张国焘原先预料的争取多数的设想落空了，他在会上被空前的孤立在一边。

毛泽东接到朱德的电报后，尤感问题的严重性，眼看就要实现的３个方面军的大会师，很可能在张国焘等人搅和之下落空。再次致电，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论，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针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陆续入陕的情况，指出红军的对策：第一步应集合３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一线，予胡宗南部以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迅速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１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部，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至于第三步，则在占领宁夏后，那时红军已得到苏联的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同时，毛泽东等人又致电任弼时，指出：“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和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张国焘的问题到了这时在毛泽东看来已经不难解决，他思考的问题已经向更远处深入，致电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广搜治国平天下的书籍，并告之“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如《孙子》等也买一点。”

９月２５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红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问题。”中共中央并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指示不同意张国焘的漳县会议行动方案，电称：“确悉：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部队将到齐。红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红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红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

毛泽东等人又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尽量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西进将会造成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作战计划。

这天，张国焘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合署名，向党中央连发４封电报，陈述红四方面军采取新方案的理由，但中央都未表示同意。张国焘在电报中的语气明显变软，望中央“务祈采纳”漳县会议西进方案，表示尊重中央意见，再作最后决定。其中，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１２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红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毛泽东把电报拿给张闻天看：“洛甫同志，你看呢，人家向你发出邀请信了。”

张闻天接过电报，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两遍，也高兴地说道：“我看不仅只邀请了我，这后面还有一个‘等’字呢！

你毛泽东也在他的邀请之列嘛！”

“不，不！他不会欢迎我去的。”

“中央如果决定让我到红四方面军，我马上就动身。”张闻天说。

“我看这封电报的重要之处还不在于让谁去，关键还是在这个‘中央名义’哟！张国焘同志的转变不小，进步不小，这是一个大台阶！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说。

已是深夜２２时，难以入睡的张国焘又向中央发报：“请重看２０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紧迫，万祈鉴察。”

张国焘到了这时也不知怎么了，充分暴露出他心无主见、忽左忽右的软怯本性，电报刚发出，又另外拟出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称：“红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９月２７日，毛泽东这天也接连４次致电张国焘等人，劝其北上。代表中央回电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指出：“迭接２６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并告之红四方面军仍宜依照９月１８日朱德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同日，中央又发两电，介绍敌情，千叮万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处于进退两难中的张国焘整日愁眉苦脸，既不再下达北进的命令，也不说西渡的话，谁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徐向前在洮州以北调查到难以渡河的情况后回总部向朱德、张国焘汇报，看到了中央明令红四方面军立即北进的电报，说道：“西渡难以实现，不北进还有什么好的出路！”“再开个会吧。”朱德见徐向前的态度很明确，趁机说道。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照中央命令北进。张国焘在此情况下再也没有拒绝北进的借口，只好被迫同意北上。这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决仍照原计划北进，以出会、静，会合红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６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毛泽东接电后，立即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红四方面军停止西渡转向北进。中央指示你们，为策应红四方面军的北上，红２师立即南下，红１师在原地区与红２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

９月２９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北进命令，各部队开始按计划分５路纵队向北急进。中央来电对红四方面军的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和欢慰”，并告诉策应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