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以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著称于世。长征，在现代社会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词。

是的，长征之苦，是举世无双的。超常态自然条件的艰苦，极度险恶的战争环境，欲致人于死地。特别是对于那些长征的领导者来说，长征路上的艰苦更有那党内政治斗争的寒风冰雪——统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任何一个参与这次政治斗争的红军将领，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那么，与其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更是处在这场斗争的风雪漩涡中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已是风烛残年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对那段历史是终生难以忘怀，并不想带着长征路上的“风雪”去见马克思，他们把烽火岁月的那一段段往事娓娓向采访者道来，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草地上的事，说有些内容可是老帅们回忆录和传记中所不好写或不敢写的事。

话说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就开始在会上会下大造反对中共中央的舆论。他针对红四方面军中四川人较多的情况，以南下能吃大米作为诱饵，作欺骗性的宣传，逢会就讲：“北上虽然不打仗，但是要饿死。草地是过不去的。我们情愿叫敌人打死，也不愿在草地里饿死。毛泽东不怕饿死，但怕被敌人打死。他们北去是害怕敌人，是右倾逃跑主义。我们要南下，打过岷江、北江，恢复川陕苏区。到那时，我们不但饿不死，而且大米饭吃不完。”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张国焘首先大讲南下行动方针，煽动部分不明真相者非难中央北上路线，指责毛泽东率红１、３军北上是“分裂逃跑”。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走的时候，毛泽东让把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还有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伤员，统统都放火烧了！”

有些基层干部被张国焘的盅惑性宣传所煽动，气呼呼地说：“我们要找毛泽东算清这笔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党中央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疑问之一。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仍狡辩道：“就是啊，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就此后，张国焘意识到朱德还没有与自己是一条心，他开始处处刁难朱德，并派人与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在遭到拒绝后，便发动了对朱德的围攻。

有人悄悄对朱德讲：“总司令，您多保重，少生气。挨打受骂在我们这里是常有的事。”

有人给朱德讲了一个笑话：在巴州时，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倪志亮不知道是陈昌浩打来的，回答时声音很小。陈昌浩有些不高兴，说：“你讲话我听不清楚啊！”倪志亮在平时就被张国焘等人熏陶的张口就爱骂人，他在不知道对方是陈昌浩的情况下，对着话筒出声就骂：“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呀？”陈昌浩听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带着几个人就直奔倪志亮住处。倪志亮一听声音不对，忙问总机，方知道刚才的电话是陈昌浩打来的，急忙再打电话去赔礼道歉，又知道陈昌浩已经来了。倪志亮慌忙跑到村口去迎接。一见陈昌浩就赔礼说：“总政委，我错了，刚才我不知道是你……”。陈昌浩还没等倪志亮解释完，举起马鞭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边抽打边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听不出我是谁呀？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住我的声音！”倪志亮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动弹，被打得头破血流。陈昌浩见马鞭染血后，才扬鞭策马而去。旁边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劝阻。有人悄声说：如果不是总参谋长，换个人也许这天就被当场枪毙了。如此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骂人张口就来、打人举手就干，就可想这里的军阀作风在当时是多么严重了。

当时部队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这特派员即是保卫局做保卫工作的人，谁若是被特派员找了去谈话，进了保卫局，能活着出来就算奇迹。在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斗争环境艰苦，有国民党、地主打入红军内部；也有起义部队改编后又反水的。部队成分复杂，的确需要清查，但是肃反扩大化，严刑逼供下，有许多好人被错杀。

到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折头南下后，凡是有反对南下言行的干部，如果被人检举，也被逮捕关押在方面军的国家保卫局，严重的被秘密处决，承认“错误”的就释放，其余的由看守连负责管理。被关押的干部最多时，仅师、团干部就曾达１５１人。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当时他本身应该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可他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却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把有知识的人不是当作财富，而是当成坏人看待。“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语。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也有一些戴眼镜的，有的领导人的眼睛还近视得厉害，但有许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镜，怕被说成是知识分子。只有极个别领导人才敢戴眼镜，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识分子。后任金川藏族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本是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长征结束之前也只好说自己是初小毕业，怕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声明自己是初中生。

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因负伤眼球被摘除了一个，戴了一副眼镜。所以，他立刻遭到了有些人的谩骂和讥笑：“这个姓刘的，戴个眼镜，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屁！”

张国焘的心情自两个方面军分裂后也很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警卫排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抓了一只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欢它，张国焘有时也来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么跑到了张国焘的屋内把东西翻乱了。张国焘回来后一看，火冒三丈，连声责问：“这是谁搞的？我枪毙了他！”

“是小猴子。”警卫战士胆颤心惊地回答。

“把它给我绑来！”张国焘大发脾气：“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

“砰……砰！”４声枪响，小猴子被张国焘打得脑浆飞溅。

张国焘这一“杀猴给人看”的做法，使在场的警卫战士个个冷汗直冒。也恰在这时，阿坝出了件朱德的坐骑被抢事件，到处都在传说是张国焘指使其交通队化装成藏族武装匪徒，把朱德的马抢走后杀害了。

朱德的坐骑是匹大青马，是过雪山后不久陈海松送的。陈海松是红９军的政委，这位时年仅２１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他１６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１７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军政委。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他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朱德原有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朱德。

本来送坐骑和驮马给中央红军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是件很普遍的事，如本卷书开篇首章所述，李先念送大青骡子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驮马给毛泽东，送毛驴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政治问题，可单单陈海松送马给朱德这件事连锁引出许多怪事来。原来是红９军内部出了问题，该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的谢富治比陈海松大５岁，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但他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也就低一点。为此，谢富治多次在张国焘面前诋毁陈海松，想取而代之。过去张国焘对谢富治的“反映情况”并不在意，知道谢富治的别有用心，可在从噶曲河回到阿坝后，觉得应该对陈海松“教训”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长是我看着你才到今天这个样的。你的军政委正好有人想干呢！”张国焘训斥陈海松，意思是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大树”。

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讽和其他军领导的围攻，却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２１岁的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哄，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国焘过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陈海松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朱德在这时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大青马……”从来就不会撒谎的陈海松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大着胆子说出：“总司令，实在对不起的是我们。你的大青马，我查清楚了，是我们军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让他们牵回来。”

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如此一手，既可诋毁陈海松，又可赢得张国焘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大青马怎么也躲不过的厄运。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从普通战士到张国焘全部去世仍没有一个人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９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如王树声等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为什么说朱总司令的马是王树声的交通队劫杀的？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第一，那匹马的皮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朱总司令的马是陈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党校整风时，我揭发过这件事。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在宣化店突围时，我们干部队跟着王树声那个纵队，在房县他骂我不该在延安给他提意见。”

但据红３０军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他回忆道：

“在阿坝住了三四天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后半夜，突然听到总部那边响起一阵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打电话问，未打通，但根据枪声判断，不像是自己人打的。于是，我们交通队和保卫队的同志都立即戒备起来。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少数民族的反动头人纠集一股武装匪徒，抢走了总部的两三匹马，据说其中有一匹是朱总司令的坐骑。早晨６点钟左右，总部直属队又电话通知我们，说阿坝北面将有故骑兵袭击我们驻地，命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接到命令，我便率领交通队和保卫队的４个排，携带长、短枪和冲锋枪，在阿坝北边约１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摆开了打骑兵的阵势。……经过两次打击，敌人才逃窜了。１９３６年６月，红军第３次过草地。这时，我在红８９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途中又调到总部高干政治训练队学习，从刷经寺一直到甘肃的岷州，都是跟着总部机关直属队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但从未听说过朱总司令的坐骑被杀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后来的批判张国焘错误时谈自己的看法说：“据了解，在阿坝时朱总司令的坐骑确实是在一天晚上的后半夜被抢走的，抢走的还不只一匹，而是两三匹。听枪声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打的枪。并且在第二天上午，我亲自指挥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和保卫队与敌人骑兵打了一仗，打死了敌人几个骑兵。从这方面看，也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抢的。可能性大一些的是当地反动头人纠集武装匪徒抢走了朱总司令的坐骑。”

朱德的坐骑被抢走了，这究竟是不是张国焘指使人所为，已成了历史悬案。反正朱德的战马是被抢了，朱德在阿坝之后只好换乘一匹骡子。可是不久，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阿坝接着发生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一群伤病员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骡子的事，这是历史事实。当时在总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忆道：

“一天上午，一群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的喊着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饲养班，在马厩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骡子。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我们说：朱总司令年纪这么大，还经常和我们总部机关的年轻人一起，艰难地迈着步子走路。康克清同志是我们一局的指导员，行军中走前顾后，总是热心地照顾大家，我们科长边章武同志在江西、湖南行军中一直生病，康克清同志安排担架抬着他走，而她自己却从来不要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照顾。给朱总司令驮行李的牲口，她常常用来驮伤病员，她总是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走路。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朱总司令让一个同志来到马厩，对那些伤病员说：‘朱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骡子就给你们骑吧！’说来奇怪，原来吵吵嚷嚷的一群伤病员，听了这些话后都不再闹了，窃窃私语地商量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默默地走开了。”

朱德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骡子事件”平息了，但却加深了人们对前几天“坐骑被抢事件”的记忆。

没过几天，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他具体布置的一个批斗会。地点在阿坝喇嘛庙格尔登寺大殿，这就是长征路上极为重要的“阿坝会议”。

斗争性很强的黄超在会前就吵嚷着，鼓动道：“要发动无产阶级的爆发性，把朱德拉出来揍一顿！”

朱德、刘伯承迈进会场，抬头即见一幅大横标借着两墙之角挂在会场拐弯的地方，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场上杂乱无章地坐着许多人，还有许多不穿军装的妇女、儿童，根本不像省委开会的样子。

大家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打招呼，满脸的“阶级斗争”中有迷惑不解，也有敌视和仇恨。

“今天的会议肯定多少有些火药味了。”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耳语。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４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墙壁转角处坐的是省委的负责人曾传六、李文海、肖成英。李伯钊也在场。

张国焘首先讲话，内容无非是鼓吹南下，说毛泽东等率红１、３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

台上台下都有些人开始起哄：

“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难道你们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肖成英第一个站起来，严厉地质问。

“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

“朱德你老实交代！”

朱德站立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我没有指挥好，没有打好，这些我在以前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说北上！”黄超打断了朱德的讲话。

“姓朱的，你现在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人的情绪是经不住在特定场合下煽动的，许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时，会搜尽对方的缺点加以夸大和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出格的话，有时甚至是舌头加拳头。阿坝会议也如此，有些人本来与朱德无怨无仇，可一进入争论的角色，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是越说越难听。有人呼起了口号：“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尽管台上台下闹哄哄的乱成一片，朱德却稳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以不予理睬应付这一切。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张国焘似乎是在打圆场，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奇妙般地使刚才整个会场上的快节奏转瞬间慢了半拍，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３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台下有人站立起来叫嚷：“没人听你在这里作政治报告，就是要作政治报告，那也是张主席的事。现在是让你表个态，是拥护南下，还是拥护北上？”

朱德示意那个人坐下后，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问题，说：“刚才这位同志肯定是共产党员，对我党的组织纪律一定很清楚。关于北上决议，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中央毛儿盖会议我是举手同意了的，拥护北上，你们要南下，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你们走，但是我是不同意南下的，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就是南下了，以后终究还是要北上。现在如果硬要我发表一个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这就是我对北上的态度。关于南下的问题，我有一种看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是那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全是在胡说！”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举到了朱德的面前。

“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李文海的发言头一句就是口号式。

台下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朱德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朱德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朱德竟被腾空架起来，这是张国焘在肃反中常用的那种“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方式。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不要吵，不要吵！你们要尊重朱总司令嘛！”张国焘退了两步，向扭拧朱德的人努了努嘴。那几个人放开朱德退了下去，有个人在临离开主席台前还恶狠狠地向朱德踢了一脚。

“你这个老糊涂！”

有人在这时竟然呼出“打倒朱德”的口号。

“老右倾！”

“老顽固！”

“老混蛋！”

谩骂声不绝于耳，这些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正在努力充分表现自己对“张主席”的忠诚。

“朱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

张国焘说着，眼睛都放出了血光。

“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

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他把“党中央”３个字说得完全变了腔调。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气恼至极的张国焘走到刘伯承的面前，压低嗓门威胁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谅你现在还不敢。”刘伯承的话，大家都能听得到。

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张国焘为了从客观条件上否定北上方针以证明其南下方针的正确，在这个《决议》中阐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资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并指责党中央及其路线，说：“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张国焘认为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并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一定要坚决执行这一决议。

张国焘也考虑到了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他在《决议》中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显然是有意地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他亲手枪毙小猴子的故事，说：“那个小猴子很聪明，可它就是不懂得纪律，不听招呼，惹人麻烦。所以，它招来了杀身之祸。只要纪律严明，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那些不听招呼的人。”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但他对待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是不能像对待那个小猴子一样说枪毙就能枪毙了的，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此后，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朱德发起轮番攻击，以图逼迫朱德、刘伯承就范。除继续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外，张国焘还以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不断地作报告，到处讲话，借以打击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

朱德和刘伯承也听说了那个小猴子的故事，可他们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朱德惋惜地说：“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猴子也许是为我们而遭杀戮的。政治手腕阴险的张国焘是在杀猴给人看。”

每次“批斗会”上，朱德与刘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励。会下，朱德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

朱德忍受着各种谩骂和侮辱，他的妻子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此时，处在政治斗争夹缝中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一时期，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他每天除蹲在地图前看上半天外，就是盘腿坐在镇外山坡上看那似乎是永远也看不透的大山。

徐向前，一生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台山，大别山，大巴山……大山因他而增辉，大山更馈赠予他坚毅、挺拔、沉默的性格。而他在长征路上，得之于大山最多的还要算川北大巴山的那野竹了。大巴山的岩涧谷地，到处生长着野竹子，当地农民多是砍来当柴烧。徐向前也看上了这野竹子，他把粗一点的拿来钻几个洞做成了箫，把细一点的做成了烟袋杆，挖来竹根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大烟斗，徐向前的手艺巧着哩！警卫员和通信营的战士们，也跟着徐向前学会了做箫，做烟具。然而，谁又曾想到，这大巴山野竹的“精灵”，在风雪长征路上，为徐向前和工农红军立下了殊勋奇功呢！９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松冈一带集结，徐向前率部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宿营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

徐向前话语本来不多，现在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箫，低婉沉重的箫声响起在朔风凛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爱吹些红军自编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满江红曲子等，有时也常教警卫员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但他最喜欢吹的还是那首《苏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苏武牧羊》又从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倾诉出来。在大巴山时，他是边吹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讲解吹箫的知识，说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苏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时的心情才能吹好箫。现在，他一言不发，目不斜视，独自吹箫，尽把乱如麻的思绪、无处可谈的心里话、一肚子的无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愤难言的箫声。徐向前在后来曾回忆说：“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正是说的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的事。

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徐向前的劝说，仍坚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对此万般无奈，从此，一根旱烟袋更是难以离手，把与张国焘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缭绕的烟雾中。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这件大衣还是１９３０年红４军在湖北黄安活捉匪首赵冠英之后，军部经理处特意为徐向前做的。１９３３年在四川巴中时，徐向前又在这件大衣的右前侧用块蓝布缝了个口袋，由于颜色不协调，这个大衣口袋并不怎么美观，徐向前自己却满不在乎，说只要实用就行了。这大衣口袋的实用处是干什么呢？原来是装他自己缝制的一个烟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烟袋。徐向前那时很喜欢吸烟，但当时没有卷烟，只好吸点旱烟叶，特别是观察敌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总要吸上两袋，结束一场战斗后也要吸上两袋，真像农民栽秧、割谷一样，下田干活或收工歇息要来上两袋。但徐向前的烟瘾并不像有的人难以戒掉那样大，他有时找不到烟叶，不吸也就是了。但在这二过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却难以“戒烟”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内就瘪了下去，有时“断顿”之后，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弄些干树叶来凑合事，就是这些吸起来又苦又辣的树叶，徐向前仍是吸个不停。

谁又知道，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究竟吸掉了多少公斤烟叶和树叶呢！

从此，为了南下红军的生存，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失误给红军带来的损失，徐向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军事上，力争打开战局，既然已经南下，就得先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

南下的队伍，失去了往日行军中的生动活跃气氛。有一天，徐向前和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两人相对无语，其实两人的心中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都想的是同一个问题，直到临起身继续行军时，徐向前才说了一句话：“我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怎么不知道南下会是个什么样子？”李先念也无不担心地自语道，因为他知道徐向前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当时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