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９月１１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１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１、３军（即红１、３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１、３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１、３军团“速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９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８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９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９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９月１３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１、３军北进问题，第５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９月１４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９军东西应还９军。当即将原９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５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３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８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５、第９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１１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１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３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２１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１、红３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５军、红３２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１、红３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５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２、第６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９月１４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１、３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３０军、４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刚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１５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１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１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２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９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２５军的单独长征。

红２５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１９３２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２５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７４、第７５两个师，约７０００人。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４年夏季，红２５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第４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５次“围剿”。由于敌人强大，红２５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训令，指示红２５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１９３４年９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１１月１１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２５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红２５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２８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１１月１６日，红２５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２５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２５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２９岁，军政委吴焕先２７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３４岁。团、营干部多是２０岁多点，有的还不到２０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１８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１８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１把大刀，１支冲锋枪，１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２５军，还有为数不少的１２、１３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８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２５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

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

无坚不摧谁敢挡！

……”

红２５军的年轻将士们就是唱着这激动人心的青年战士之歌，走上了漫漫征途。

大别山的峰峦，在红军将士身后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淡淡的墨绿。猎猎战旗下，红军向着豫西奋勇挺进，他们的面前是铺满了艰难险阻的荆棘之路。

大别山区红军突围西进的消息，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判断红２５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出的可能，急忙调动４０多个团的兵力，设下层层包围，前堵后追，企图围歼红２５军于西进途中。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４０军第１１５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作迎头堵击的准备；驻叶县的第４０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行动；第１１６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２５军进入伏牛山；“豫鄂皖３省追剿队”５个支队和第４０军骑兵第５师，均随后紧紧尾追。１１月２５日，红２５军长征刚好整１０天。这天晚上，吴焕先率部在河南省象河关西北地区王店、小张庄一带，击败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剿队”后，继续朝方城县东北方向前进，计划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西入伏牛山区。此时，红２５军距许南公路已不远，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一入山那就如鱼得水了。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以第２２４团、第２２５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２２３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掩护全军行进。

气候好像有意要考验红军的意志，豫西大地一夜间突然寒流滚滚而来，呼叫的北风裹着雪粒搅得天地间一片乌烟瘴气，气温骤降。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于２６日下午１时左右，进到靠近许南公路的独树镇附近。

雪越下越大，四野一片灰蒙蒙，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凛冽的寒风如利刃一般，刮过指战员们裸露的手和脸，那真像刀割一样钻心疼。冰冷透湿的单军装紧紧贴在身上，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因烂泥粘掉草鞋的指战员，冻成紫红色的赤脚上，又被冰渣、石块和荆棘划开一道道血口，雪地上留下殷殷红迹。此时，饥饿、疲劳、寒冷一齐袭来，指战员们仍咬紧牙关硬撑着，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向前移动。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

望着风雪中默默行进的队伍，几位指挥员不由得小声说道：“这个时候可千万别碰上该死的敌人，快过公路。”

真是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当前梯队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准备由七里岗过公路时，雪野中突然枪声四起。抢先到达此地的国民党军第４０军第１１５旅和骑兵团已埋伏好，对着正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猛烈射击。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２５军先头部队发现国民党军时已经很迟。

“打！”红军指挥员发出的命令，已迟于敌人的枪响。“打！打！”红军指战员吼叫着就地卧倒把枪口指向敌群。

然而，红军一方的枪却大多数没有响。原来是寒冷的天气，把枪栓都冻住了，战士的手指也冻僵了，一时怎么也拉不开枪栓。

“这该死的枪，临急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战士们大声咒骂天气，抡起枪托向包围上来的敌人砸去。

独树镇四周的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隆冬的旷野，树叶都没有一片，茫茫雪雾中连那棵“独树”的影子也看不到，没有任何依托的地方。国民党军乘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形势十分险恶。

红军被迫后撤。

前卫部队陡然爆发出的激烈枪声传到后面正行进中的部队。队伍猛的站住了，一张张疲惫的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敌人？是碰上敌人了！”

“该死的，到底又堵上来了。”

“来找死吧，白狗子。老子正等着你呢！”

“来的正好！老子冷得慌，打一仗热乎热乎。”

指挥员急忙跑上路旁的高地，命令部队就地分散隐蔽。子弹乱飞着，从头顶上呼叫而过。红军前卫部队渐渐不支，退了下来。呼号的寒风中夹杂着国民党军疯狂的喊叫声：“你们被包围了，缴枪吧。”“抓活的！”

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从后面跑步赶到队伍前沿的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第２２５团３连冲到队伍前面去反击，一面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战士们立即卧倒在泥泞地上，各自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

吴焕先随即从交通队员身上“嗖”的抽出一把大刀片，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带领部队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跟随吴政委的交通队两个班，人人一手持枪，一手挥刀，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搏斗。

红军指战员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端起明晃晃的刺刀，挥舞着大刀片，冒着密集的火力，与国民党军厮杀在一起。有的刺刀折断了，用枪托砸；有的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用手用脚扭打，冻土也成了杀敌的武器。

激烈的战斗中，徐海东副军长率领后梯队红２２３团跑步赶来，立即投入战斗。国民党军的进攻被打退了，紧张的局势稍微得到缓和。

战斗间隙，吴焕先政委立即和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商量对策，设法找来１盒干火柴，点燃小草垛，让大家轮换着烘手烤枪。不一会，在敌人发起新的进攻时，红２５军几十挺机枪、数百支步枪突然齐吼，子弹像雨点般地射出。国民党军乱成一片，有人惊叫：“坏了！他们的机枪修好啦，快撤！”纷纷扔下武器，抱头鼠窜。

国民党军的突袭合围被击败，但眼前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像铁桶似的把红２５军这支不满３０００人的队伍团团围住。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既无险可守，又不便于部队运动，怎样才能冲出敌重围呢？大家紧揪着的心，并没有因刚才把冲到眼前的敌人打下去而放松。这可是决定红２５军命运的关键一仗啊！

面对险情，吴焕先镇定自若。他和程军长、徐副军长等人仔细观察敌情，迅速制定突围方案。在组织红２２３团冲开一个缺口的战斗行动未成功后，决定先指挥全军坚守住几个小村庄，待天黑后突围。

部队刚进入阵地，国民党军又发起了进攻，一阵炮击后，成群的国民党军密密麻麻地涌了上来。

弹雨中，亲临火线指挥的吴焕先政委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看到国民党军败退下去的狼狈相，放声大笑：“打得好，打得好！”

警卫员廖辉担心吴焕先的安全，多次拉他下去。他发火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怎么能离开阵地！”

整整１个下午，红２５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堆满了敌人的尸体。

黄昏时分，枪声渐渐平息下来。红２５军按照原定突围计划，悄悄从各个阵地集结到杨楼村。军领导决定由地下党的交通员带路，穿过国民党军封锁间隙，绕道急行，趁夜色冒雨突围。

指战员们到了这时，已是极度地饥饿和疲劳。

吴焕先一回到军部，没顾上喝口水就去看望伤员，他挨个探问伤势，亲切安慰说：“同志们打得很勇敢，为革命流血挂彩吃苦了。再坚持一下，夜里突出去就好了。”然后他对有关同志详细安排了护送伤员突围的事项，特别交待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丢掉１个伤员。

吃完饭休息片刻，稍微恢复了体力，部队在村中一块空地上集合起来。吴焕先表彰了作战勇敢的指战员，痛斥了参谋处主任临阵逃脱的可耻罪行，代表军领导宣判立即枪决。接着，吴焕先作突围动员。他幽默地说：“国民党军用优势兵力伏击我们，想把我们一口吞掉，可惜他没那么大的福份哟，倒被我们敲落了门牙，落个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说到这，他轻蔑地笑起来，队列中也发出一阵轻轻的会意的笑声。停顿片刻，吴焕先用坚定有力的语气大声说：“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拿出我们红２５军的威风来，一定要冲出去。任何敌人都挡不住我们英勇无畏的工农红军！”

吴焕先的话，激起了每一个战士的勇气，群情振奋。许多负伤的指战员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

夜幕降临，天空中飘洒着蒙蒙雨雪，锅底般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从敌阵地上不时打来几声冷枪。红军指战员们裹紧了绑腿，系牢了鞋带，清理了不必要的东面，将子弹顶上枪膛，手榴弹揭开了盖，有条不紊地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静静地站着，紧张而又焦急地等待行动命令。

独树镇战斗，是红２５军战略转移中的关键性一仗，战局一度极为险恶，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但红军指战员在地形不利、气候恶劣和部队极度疲劳等重重困难下，以不足３０００人的兵力迎战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的突然袭击合围，英勇拚杀，不畏强敌，靠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后终于在夜间于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跨过许南公路，胜利突围。２７日拂晓，进至伏牛山东麓。接着，在拐河打退国民党军骑兵团和第１１５旅的追击，然后潜行伏牛山中。

之后，红２５军英勇转战，冲破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由伏牛山挺进陕西省东南的商洛山。１２月８日，在三要司歼灭陕军第４２师１个营，次日进至庾家河。

１２月１０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会议正在进行中，激烈的枪声突然传来。哨兵报告，国民党军第６０师正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会议被迫立即中断。

原来，蒋介石为防堵红２５军入陕，在红２５军进入桐柏山之时，就令驻开封的陈沛第６０师乘火车开至灵宝，继经１００余公里行军，到达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一带，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以逸待劳，堵截红２５军。红２５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改变入陕路线，另择小路进入陕南，将国民党军第６０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背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见多日准备付之东流，叫着骂着又不顾一切地从鸡头关追了上来。

庾家河东山坳口，红２５军的排哨发现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从七里荫迂回上来，当即开火。战斗一开始，国民党军第３６０团就夺占了东山坳口有利地形，向红２５军发起猛攻。东山坳口是商家河街后山上通往七里荫、鸡头关方向的必经之路，占领坳口，可以居高临下钳制庾家河街。因此，若东山坳口一失，红２５军就有被击溃甚至覆灭的危险。正在开会的省委委员听到枪声后，立即中断会议，除省委书记徐宝珊因重病不能上阵地外，其余都跑步到了第一线。

徐海东率领第２２３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第２２４团和第２２５团迅速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配合第２２３团将敌人的进攻打退。激战中，徐海东负重伤。国民党军第３５５团、第３５７团相继增援上来，又组织疯狂的反扑。激烈的争夺战全线展开。

反复冲杀中，军长程子华也负重伤。

在军长、副军长都负重伤的严重情况下，军政委吴焕先挺身而出，指挥部队英勇反击，殊死奋战。第２２４团团长叶光宏，在拚杀中，１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颌负伤，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土地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颗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始终坚守阵地，最后壮烈牺牲。机枪班在与敌人对射中，多名射手倒下去，新的射手接过机枪又打起来，终于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经过如此２０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黄昏，终于把敌人打垮。

庾家河反击战，共毙伤国民党军１００余人，红２５军亦伤亡２０余人。此战是红２５军长征中的又一次殊死战斗，但最终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在鄂豫陕边区站稳了脚跟，并在此地展开新苏区的创建工作。当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日历翻到１９３５年，红２５军的对敌斗争愈加频繁。从２月到７月半年时间内，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两次大的“围剿”，先后进行了文公岭、石塔寺、雒南县城、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其中，袁家沟口一仗，全歼国民党军警１旅，毙伤国民党军３００余人，俘国民党军旅长唐嗣桐以下１４００余人，缴获各种枪１０００余支。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２５军长征中打的一个大胜仗，宣告国民党军３个月内消灭红２５军的“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在这期间，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因艰苦转战，竭尽心血，痼疾重发，５月９日病逝于商县龙驹寨，时年仅３２岁。省委书记一职由吴焕先代理。

７月１５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观全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战略决策，决定率红２５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又是１６日，红２５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红２５军一路上攻克两当，围困天水，北渡渭河，进占秦川，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西北后方。蒋介石接连从成都发出几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堵红２５军入陕甘，后又督令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红２５军的行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

１７日，红２５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接着翻越六盘山，在马莲铺以东，冒着大雨，将尾追之敌马鸿宾第３５师一部击败。２１日拂晓，继续冒雨东进。沿着渭河南岸的泥泞公路，急行军２０余公里，到达秦川县城以西的王村。

吴焕先等军领导人在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的消息后，果断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２６军，以巩固陕甘苏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为此，立即命令部队到静宁县城以北２５公里的兴隆镇休息５天，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兴隆镇一带是回民区。红２５军对进驻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大量的准备。吴焕先多次找当地老百姓了解情况，调查当地的敌情、社情和民情，适时作出新的规定，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做到秋毫无犯。根据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具体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如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族经典，不在回民家中吃大荤，宰杀牛羊要请阿訇，不打回族土豪，等等。

在兴隆镇，吴焕先亲自带队，携带礼品到清真寺拜访。阿訇也带领回族群众头顶礼品，到红２５军军部作了回拜。

红２５军以严明的纪律，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的态度，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红军与兴隆镇的回族群众相处的像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回族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第３天傍晚，红２５军离开兴隆镇。全镇男女老幼闻讯后涌上街头，在街道两旁摆上放满水果点心的案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热情的回族群众一直把红２５军送出好几里路。镇上还专门派出代表为红２５军带路。

清真寺的阿訇面对红军远去的背影，合掌由衷感叹：“红军真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红军好啊！”这赞扬声像一阵春风吹遍整个回族地区。陇东黄土高原有首民谣传唱至今：

三年没吃过麦面馍，

娃他外婆给了一个。

全家老小掰小半边，

大半边留给红军哥，

由此，红军所经过的村庄，群众纷纷结队相迎，端出茶水点心招待。这场面像体育场上的接力赛一样，一村挨一村的传下去。

１个多月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路经兴隆镇，见到群众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即高度称赞红２５军路过回民区时留下了好影响，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的很好。这段佳话在本书后文中还有另述，在此不赘，还是仍说红２５军的长征。也就在这胜利在望，眼看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前夕，红２５军却经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悲壮征程，这就是吴焕先政委的不幸牺牲。

红２５军在长征路上，战斗十分频繁，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异常艰险的日子里，与吴焕先政委朝夕相处的１位警卫员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最喜爱的战马也被打死了。指战员们都为每战必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吴焕先的安全担忧。可是吴焕先却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乐观地说：“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人民流血牺牲是最光荣的。”

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红２５军冒着倾盆大雨在泾川县城西南涉水渡河。吴政委穿着湿漉漉的军装，站在河岸上亲自指挥。前卫部队和司政机关顺利地渡过河去了，北岸只剩下供给部和军医院。指战员们刚刚开始下水，突然山洪爆发，汹涌的洪水从上游奔泻而下，走在河中心的几名战士不幸被卷走。吴焕先急忙命令部队停止涉渡，组织人员抢救落水的战士。

时任供给部政委的张希才在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那天，天色阴沉，哗哗大雨下个不停，河水越涨越高，看样子一时半时是没法过了，大家纷纷找地方躲雨。有的用树枝把油布支起来挡雨，有的钻进河边几间草房里烧水喝。吴焕先政委焦急地把几个单位负责人召集到一起研究渡河的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得正起劲，突然东北方向响起一阵枪声，听声音距离河边很近，相隔不到１公里。很快，哨兵跑来报告，一股国民党军由泾川方向朝河边扑来。这股敌人是马鸿宾的第３５师第１０４旅第２０８团，约有１０００余人。

听到有敌情，大家的心猛然一紧，糟糕！先头部队过河难以回援，河这岸附近又没有战斗部队。徐海东副军长带的后卫团，因道路泥泞落在后面还没跟上来。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一个２００多人的学兵营又缺乏战斗经验。如果国民党军一旦扑上来，这些伤病员、骡马、辎重行李等很可能就会落入敌手。

前有涨水大河，后有敌人重兵，情况十分危急。几百双眼睛一齐投向吴焕先。他冷静地向四周看了看，沉思片刻说：“你们抓紧时间，想办法渡河。那边的情况，我去处理一下。”他说的是如此轻松，使刚才思想上紧张的指战员又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政委怎么能亲自上去呢？”很多人劝阻。

吴焕先摆摆手，转身带着２０多名交通队战士和学兵营，迎着敌人冲了上去。

密密的雨幕中传来吴焕先激动人心的声音：“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压住敌人就是胜利。”

吴焕先带着部队，不顾泥泞路滑，带领１００多人攀登陡崖，直插敌人侧后，迅速朝敌队形腰部发起攻击，占领了四坡村侧一座小土岗，猛烈射击。他高声鼓励战士们：“一定要坚决打，子弹打光了用枪托子捣！”

国民党军突然遭到这一阵来自侧后的猛烈打击，一时晕头转向，溃败下去。

短暂的战斗间隙，四坡村侧。吴焕先走到阵地前沿，立在一个小土堆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警卫员廖辉，猛然间发现前面不远出现了敌人，急得大喊一声：“政委，当心，前面有敌人！”话音未落，就听“砰，砰”几声枪响。吴焕先突然身体一晃，倒了下来。

“政委！”廖辉一个箭步扑上去。

吴焕先浑身是血，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已经说不出话来。廖辉顾不得擦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赶紧把政委抱到阵地后面，一边给他包扎，一边告诉身边交通队的班长，快去找徐副军长报告情况。

班长火速跑下小土岗，正巧碰上听到枪声赶来的徐副军长和后卫团。指战员们听说吴焕先政委负重伤，悲痛万分，个个都气红了眼。

“为政委报仇！”战士们怒吼着，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向敌人扑去。用刺刀捅，大刀砍，手榴弹砸，硬把国民党军１个团的人马压进一条深沟，然后全部歼灭。国民党军第２０８团团长马开基被当场击毙。

紧张的战斗进行中，红２５军供给部和军医院等直属队的人员，在吴焕先政委率领部队的掩护下，趁水势下落的机会，全部安全渡河。

渡过河的部分人员在得知吴焕先政委牺牲的消息后，一个个都惊呆了。瞬间，许多人放声痛哭。

徐海东用嘶哑的声音对张希才说：“不要太难过了，还有几件事要赶紧去办：第一件事是买口好棺材，不论花多少钱都行，一定要好的；第二件事是做一套好内衣。你是知道的，政委没有一件好衣服。”说到这，他的泪水又涌出来了，接着他又说：“政委身上的血衣，我要带去交给党中央，作为永久的纪念。”

张希才哽咽着点点头，强忍着悲痛，立即找粮秣科长徐前贵等人作了布置，他们擦着眼泪分头去办理，很快买到一口黑漆棺材。

深夜，军部住的房东家堂屋里点起了昏暗的油灯。吴焕先政委的遗体安放在一块门板上，他面色平静，就像工作劳累后睡熟了一样。警卫员廖辉哭泣着端来一盆盆温水。徐海东含着热泪，仔细地擦去吴焕先身上的血迹，洗净遗体，换上干净的军装，穿上他生前喜爱的一件缴获的青呢大衣，盖上毛毯。这一切，徐海东和大家做得是那么轻，好像生怕碰疼了吴焕先的伤口，惊醒了他。大家是多么盼望吴焕先政委能够苏醒过来，他才２８岁啊！

军领导以及交通队的战士们都来了。出于当时的情况，需要暂时保密，不能举行隆重的葬礼。大家只有肃立在吴焕先遗体的周围，用热泪和军礼，向吴政委作最后的告别。一首《哭焕先》祭词诵读在陇东高原：

狂风哀啸哭焕先，

大河悲泣叹英年。

武略打得千军退，

文韬赢得万民赞。

松涛复述谈笑音，

雪花回映大刀闪。

苍天无眼收政委，

将士泪浇四坡前。

阴云低垂着漫天的黑纱，秋风呜咽着一支令人心碎的挽歌。吴焕先政委的遗体安葬在甘肃泾川县郑家沟村后的小山上。

次日清晨，红２５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悲痛的气氛笼罩着会场。大家垂着头，默默地坐着，一些人在低声互相探问着什么，那些会抽烟的一根接着一根地猛吸，好像烟雾能带走一些悲痛似的。人到齐之后，徐海东从里屋走出来。这时，全场寂静的连针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大家屏住气，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巴。徐海东在桌子前面站定，摘下军帽，用低沉的声音说出大家担心的、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同志们，吴焕先政委在昨天的战斗中牺……”

“哇”的一声，全场放声大哭，打断了徐海东的话。足足过了半个小时，哭声才渐渐止住。徐海东抹抹眼泪，沉重地说：“大家不要哭了，光哭也不是办法，我们还要行军打仗。同志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多打胜仗，为吴政委报仇！”

吴焕先是鄂豫皖边区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对红２５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军享有崇高的威望。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全军震动，无不伤心落泪，有的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伤病员纷纷要求归队参加战斗，向敌人讨还血债。大家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擦干眼泪，继续北上。

红２５军后在合水县板桥镇又遭国民党军骑兵袭击，虽损失２００余人，但他们仍以顽强的斗志，披荆斩棘，沿陕甘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继续向北进发，于９月７日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９日，红２５军进至永宁山与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１５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２５军历时１０个月，途经鄂豫陕甘４省，转战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２５军单独一路长征，打了许多险战和恶战。他们英勇奋战，不仅重新创建了一个苏区，胜利实现了北上，特别令人称奇的是在如此艰难而频繁的作战中，部队不是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从开始长征时的２９８０余人，一度发展到４０００余人，到长征结束时还有３４００余人，是北上各路红军在长征结束时，总人数比长征开始时多的唯一一支部队，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红２５军先后两次实行战略转移，所留下的武装力量也在以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鄂豫皖根据地重建的红２８军，在鄂豫陕边根据地留下新组的鄂豫陕特委和红７４师，分别胜利坚持了鄂豫皖、鄂豫陕边的斗争。

红２５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先期完成战略性的转移，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组成红１５军团后，又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为中共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做了极为重要的各种准备。

在红２５军胜利完成长征的第二天，即９月１６日，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还在半途中的甘肃迭部县黑朵寺。

这天，毛泽东与陕甘支队第１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彭德怀，决定北上夺取天险腊子口，指出：“顷据２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１个营踞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国民党军不能前进。”

“要快速拿下腊子口，北进甘南岷州。否则，我们仍不能说是摆脱了困境。要用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担负这一任务。你准备派哪个部队上？”毛泽东问林彪。

“杨成武的４团，怎么样？”

“好吧，就让４团上。限他们３天之内拿下腊子口。”“３天？时间紧了一些。到白龙江这一路就是顺利通过，仅路上行军就得需要两天多。”在作战中很少提困难的林彪对毛泽东的要求感到为难。

“就３天，３天我还觉得长了呢！”毛泽东亲自部署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