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黑血--第十六回毛泽东湘江情思三人担架初论兵

第十六回毛泽东湘江情思三人担架初论兵

毛泽东躺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天空灰暗，细雨濛濛，远处的枪炮声轰轰地响着，夜晚的寒气不时地袭来，夹杂着前方传来的火药味。毛泽东睁开眼睛，扯了扯盖在身上的那块雨布，他问走在担架下的吴吉清，这是到哪了。

吴吉清一时也说不清到底到哪了，他只知道过了潇水，估计快到湘江了，要不然前面的部队不会打得那么激烈。这么一想便答：主席，怕是快到湘江了。

湘江？毛泽东叨念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举目望去，四周仍蒙蒙的一片，山林树木影子似地立在四周，队伍稀稀拉拉地前行着。

此时的毛泽东，目光似乎穿透这黑暗望到了那条令他百结愁肠曾激扬文字的湘江。久违了湘江，他似乎又嗅到了潮腥的江风，伴着点点灯火，一阵陈向他袭来。

十几年前，湘江的水陆洲上，他曾雄心勃发，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时他年轻气盛，是怎样一种心境啊！视诸侯如粪土，立志主宰大地沉浮。那时的一切都不在话下。风风雨雨十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毛泽东只能躺在摇摇晃晃的担架上，要走向哪里，未来的命运如何，他都不知道。这么一想，他浑身上下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透过灰蒙蒙的夜空，他似乎又看到了湖南的山、湖南的水。是湖南的韶山湘水养大了他，是这一方山水给了他勇敢的性格。正是这种勇敢的性格使他走出家门。长沙市郊40里外那个韶山冲里，孕育着一个伟大而又不平凡的生命。这个生命顽强地抗争着。韶山冲距长沙仅40里路，可在当时，却是那么的遥远，遥远得毛泽东一直活了20年还没有去过一次长沙。

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民没有一个不是想发家致富的，他们视土地如生命，视发家为毕生的事业。毛泽东的父亲下定决心让毛泽东读书也是从一个农民的角度考虑的。父亲需要家里能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因此提高毛氏家族在村中的地位。

毛泽东从会走路时开始，便在地里像别人家孩子一样，与庄稼为伴与土地为生，他从小便了解了什么是劳作，什么是农民。毛泽东7岁时开始读私塾，那时私塾都是一样的课程，从《百家姓》开始，最后又到《论语》、《孟子》、《左传》……

后来他又考上了湖南长沙的师范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才有机会从韶山冲走出去。他还记得上学那一天，父亲把他送到村口，他身背行囊，手攥一把油布雨伞，用稚气的目光打量着身后的土地和父亲。父亲那双苍老的眼睛里满含的是希望，他转身向前走去，走在父亲那双苍老的目光里。

童年的毛泽东最崇拜的是母亲。母亲和所有传统中国农村的女性一样，善良而又勤劳。母亲的善良体现在，她把家里的米饭经常送给那些饥饿的农民，这一切当然要避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信佛吃素，这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在他年幼的时候，毛泽东因惊吓而生病，这时的母亲便用一碗米，一块布蒙在上面，为毛泽东叫“魂”，那一声声亲切又善良的呼唤，使毛泽东似听到了一首无比美妙动听的催眠曲，安然地睡去。不知是母亲的招“魂”起到了作用，还是他睡觉的作用，反正他的病一次次在母亲的叫“魂”声中好了。母亲就是他的上帝，他崇拜母亲。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这个家的操劳终于病倒了，毛泽东为了使母亲的病早日好起来，他走出韶山，几步一拜，一直拜到100公里外的衡山，他的虔诚没有感动佛，母亲最后还是病逝了。这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也许就是从那以后，他不再那么信奉佛了，即便信也是将信将疑，但佛教的思想无疑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思想成熟起来的温床，他在长沙读了5年的书。给他思想带来深刻变化的是杨昌济教授。杨昌济教授留学日本和英国，集中、西于一身，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认识了恩师徐特立也是在这所学校。还有一大批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

在长沙长达5年的求学中，不仅使他熟知了“孔子”、“孟子”，还使他知道了西方哲学，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从孙子兵法到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轰轰烈烈，虽然中国不是第一次大战的参予国，但“一战”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很晚，就是后来看到了，他研究的也不是那么详细，这成了后来在苏区中那些留苏派的一个话柄，后来受到排挤，而放弃军权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一直深信，中国是中国，俄国是俄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固然是成功的，可中国再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未必行得通。直到后来，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一套理论，都是他在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在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

索尔兹伯里在写到毛泽东这一段时曾说：

……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奇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信仰的东西。他同60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的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的强烈吸引。

湘江使毛泽东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湘江使他长大使他成熟。就是他和杨开慧的爱情，也是湘江孕育的。虽然他们的相爱是在北京，那时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投入到革命活动工作的。因为志同道合，他们相爱并最后走到一起。后来又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了长沙。但他和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都是幸福的。杨开慧和所有多情的女性一样，过分地依恋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种过分的依恋很恼火，甚至厌烦，他想成其为事业，这种儿女情长无疑影响了他在事业上的进取。毛泽东又不好直接说出这种心情，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让杨开慧误解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伤害。

也就是从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便开始产生了裂痕。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吵架，那时，毛岸英刚出生不久，毛泽东要出门远行，杨开慧不想让毛泽东走，但又不直说，却让毛泽东带上孩子一起走。毛泽东感到恼火和好笑。最后毛泽东还是愤然出走，也就是那次出走，他写下了那首不知何滋味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虽然离开了杨开慧，可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种情爱使他的内心道不出无尽的滋味。就是到了井冈山和贺子珍结合，贺子珍年轻漂亮，在生活上对他的悉心照料，也不能使毛泽东忘记杨开慧。那是他的初恋，有着他更多更深的记忆。后来他才明白，杨开慧就是杨开慧，贺子珍就是贺子珍。到了后来，他把贺子珍送到苏联治病，也不能不说和他的这种复杂心境有关。

1930年11月24日“长沙事件”，革命烈士惨遭杀害。这件事曾轰动了全国。杨开慧被杀，与毛泽东率领队伍两次攻打长沙有关。毛泽东当然明白杨开慧是为谁而牺牲的。

毛泽东在即将到达湘江东岸的时候，想到了杨开慧，想到了这次征途。

在征途上，这些天有很多下层的红军指战员认出了他。那一次，他正坐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山脚下是一条清泉，不停地汩汩流过。大约有一个连的战士也坐在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休息，有几个战士用铁碗在山脚下喝水，路过毛主席休息的那棵树下，认出了他。有一个老兵低声惊叫了一声：毛主席！还有几个新战士显然早就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可惜没有见到过，听那个老兵这么一叫，也惊奇地朝这面看。

那个老兵这么叫了一声之后，毛泽东微笑着冲那个老兵招了招手，离开红军岗位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这些红军战士。

那个老兵走过来，手里捧着一碗泉水，到了近前激动地说：主席，喝口水吧。

毛泽东一直微笑着，他伸过手接过了那碗水，此时他并不渴，但还是喝了几口，把碗还给老兵之后道：这水真甜咧。

站在远处那几个新兵，见到他这样便也大胆地凑过来，一起围在了毛泽东的身边。

那个老兵因激动喉头变得哽咽了，他颤声地问：毛主席我们这是往哪里走哇？

毛泽东冲前方挥了挥手道：我们要走到敌人后面去，让敌人找不到我们。

又有一个新兵大着胆子问：主席，听说您不再指挥我们打仗了？

毛泽东冲那个战士苦涩地笑了一下。

老兵白了眼那个新兵。新兵忙止住话头。

老兵很真诚地说：行军打仗，见不到您主席，我们心里就不踏实。

毛泽东这次没笑，他的目光越过老兵的肩头，望着很远的天空，喃喃地说：天有病，人知否？

毛泽东在此休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坡下那个连长的耳朵里，他让战士们原地待命，自己跑了过来。战士们这一次没有服从连长的命令，连长一走，他们也一起围过来。那个连长来到近前，向毛泽东敬了个礼，然后说：就让我们连给您担任警卫吧。

毛泽东摇着头道：我很安全，你们有你们的任务。

连长就说：主席，我们天天盼着您能指挥我们打仗。

毛泽东站了起来，他的一只脚麻木了，站起来时差一点跌倒，警卫员吴吉清扶住了他。毛泽东把两手卡在腰上，看着那些围过来的红军战士，尽量提高嗓门说：红军是打不垮的，革命一定能胜利。

这时那个连长带头鼓起了掌，掌声在山坡上响成了一片。

休养连的人们，都向这边张望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连长向前走了两步道：主席，您要多注意身体。

有几架飞机飞了过来，在山路上丢了几颗炸弹。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也想凑热闹哪。

那个连长回身冲战士们挥了一下手，宣布了一条命令：保护主席。

红军战士一起围过来，七手八脚地架起毛泽东向那片树林里躲去。

在红军部队里，士兵们只管打仗，他们知道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很少过问是谁在指挥整个红军在打仗。就是蒋介石也不知道是谁在指挥这支西征大军，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内的斗争，和权力更替，在来往的电文中仍习惯地称谓“朱、毛赤匪”。

当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连连吃败仗的时候，红军基层的士兵才知道，领导他们的已经不是毛泽东了，这时的红军战士倍加思念起毛泽东来。他们怀念毛泽东指挥他们打胜仗的岁月，这就使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威信倍增。这些红军士兵没有多少文化，有的目不识丁，但他们坚信，能领导他们打胜仗的人才是好人，是他们信赖和拥护的人。红军中这种情绪，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兵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远见不是湘江失利之后才得以显现的。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西征之前，毛泽东曾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当然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绝了。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了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暂时没有能力去左右红军的命运，他要让事实说话，他要等待时机。

“最高三人团”的计划是突破湘江，与2、6军团会合，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贺子珍，这是在老界山的山角下。贺子珍一直在为毛泽东担着心，毛泽东又何尝不为贺子珍担心呢。那天在董老的安排下，两人在濛濛的细雨中，在老界山下那个半壁的小石屋里见面了。警卫员吴吉清把那盏马灯点亮，便退了出去。

毛泽东看着怀着身孕的贺子珍心疼地说：子珍真是难为你了。

贺子珍故作轻松地说：我很好，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毛泽东在灯下望着贺子珍半晌无语，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贺子珍想起了什么似的从皮包里掏出一袋炒花生道：这是我们休养连发的，慰问你吧。

毛泽东笑着接过那袋炒花生，当着贺子珍的面孩子似的便剥开吃了起来，贺子珍笑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你们休养连好，不论走到哪都能受到优待。

贺子珍开玩笑似地说：那你明天就和我去休养连吧。

毛泽东风趣地道：那我不是成了你的家属。

贺子珍嗔怪道：你现在就是家属。

毛泽东不说话了，似在沉思什么。贺子珍意识到，这句话又勾起了毛泽东的心事，现在毛泽东无职无权，只是挂着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头衔，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行军路上，他这个苏维埃主席也成了个空架子。贺子珍想改变一个话题，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还没等她开口，警卫员吴吉清敲门进来，他端来一盆水放在两人面前。

毛泽东说：是该洗洗了。

吴吉清走后，毛泽东说：子珍你先洗吧。

贺子珍没说什么，弯着腰笨重地向脸盆前走去，洗完脸，又去弯腰洗脚。贺子珍难受地喘着粗气。毛泽东走过来道：还是我帮你洗吧。说完不等贺子珍同意便拉过了贺子珍的双脚。

贺子珍羞怯地红了脸。

贺子珍突然咯咯笑了起来，毛泽东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贺子珍两颊扉红：我痒痒。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

毛泽东从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笑。

后来贺子珍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坐在贺子珍身边，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他一边吸烟，一边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贺子珍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最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2、6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与2、6军团会合是一个陷阱，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须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样一来就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洛甫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洛甫似乎已经从错误的认识中清醒了过来，但仍需做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3个坐在担架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又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村里。白天他们在担架上几乎睡了一整天，这时的3个人都不感到困倦。医护人员进来询问了他们的病情之后，便走了。毛泽东在马灯下一直在看一本书。

王稼祥探过身来问：主席，你在看什么？淮南子。毛泽东答。

王稼祥自语似地说：淮南子？

毛泽东把书放下，不失时机地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有机会你也看一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历史上的《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都不同，有人把共工说成是争强好胜的鲁莽汉，我觉得淮南子说的最为合理，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是共工改变了天地间的格局，我认为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更先到中央苏区一步，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看到毛泽东在繁忙中治理着苏区，领导着苏区军民共同反“围剿”，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宣传土地政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博览群书。可以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不像后来的那些亲苏派，靠的是主观臆测想象毛泽东。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武能安帮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但他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的言论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而有他自己的独创。毛泽东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才能治好中国的病……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和后方的激烈争吵对抗中，他才真正看清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那些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无知的。

他们对前方乱指挥一气，发号施令，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兵败。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要有个说法，不然对红军未来的命运更为不利。”王稼祥这么说。

毛泽东又点燃了支烟，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人盲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只有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想解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时，毛泽东公然出来反对国际路线，自己孤立无援不说，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会说他是对宁都会议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形成一种阵势，让那些人奈何不得，无话可说。但毛泽东又意识到，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挑起这种争权夺利的纷争是不明智的，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毛泽东看着灯影外的王稼祥道：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不仅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还使我们的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苏区人民支持我们的热情是任何一支部队也未曾感受到的……

那这次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稼祥仍没把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路线分开来看。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激动，但头脑却异常冷静。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事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出击，这样才有把握消灭敌人，单纯的防御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从军事上，人力上就输给了蒋介石，李德的那一套，只适合小规模战斗，而不是战役……

要是采用你的办法，几次下来还能有效吗？王稼祥眨着眼睛问。

变化是肯定的，战术要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应采取变化，让敌人摸不着头尾，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敌人的短处，这样一来总能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李德等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把西方的城市街垒战搬到中国来，这能不失败么？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治好中国的病，还是要中国自己的医生，我们目前红军的数量很少，只有在农村革命才能成功，这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军队的哗变，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只能小规模地暴动，然后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地占领，一仗仗地打，不可能想通过一次暴动夺取政权。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蒋介石的问题，推翻一个蒋介石，还有李介石、陈介石、何介石……

王稼祥很有兴趣地听着。

中国的局面是太复杂了。王稼祥感叹着。

毛泽东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不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原因。还有博古，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原文照搬中国现在的一切，可他又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教条主义，只能是原则上正确，实际中失败。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俄国就是俄国，中国就是中国，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一概而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稼祥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那场战斗，但他知道彭德怀和李德、博古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公正，但有些事仍想不通，李德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王稼祥的心思，接着又说：李德错误在整个战术上，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他勇敢却少谋，是中国人的谋，中国人是善于用谋的。博古过份依赖了李德，他把中国人的谋也忘记了。

有道理。王稼祥一拍大腿这么说，伤痛让他复又冷静了下来。他冲毛泽东笑着说：知中国知红军者，非你润之莫属。

毛泽东摇摇头，叹口气。

此时，他的思绪已经飞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多么希望能亲自指挥这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一项人间奇迹啊。

洛甫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听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刚开始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并不以为然，然而，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终于忍不住，他睁开眼睛问：这么说，要想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也是有办法的了？

当然有办法。毛泽东见洛甫说话更来了兴致，他接着说：

以不变应万变，敌变我也得变，先藏长用短，诱敌深入，然后抓住机会，避短扬长，一举克之。敌人50万，我们不过几万，与敌人硬顶肯定行不通，我们要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战术，先拖着敌人走，等敌人疲了，我们再打，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暴露弱点，发生过失，放松警惕，我们再来个大改变，布下一个陷阱，让敌人去钻。

可是，敌人却步步为营，我们将如何呢？洛甫又问。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暂时放弃一部分土地，攻守进退纯属正常，把包袱扔给敌人，我们绕到他们后面去，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暂时让给他们的苏区，我们不仅可以收复，而且还能扩大。

没错，我们在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毛泽东又接着说：敌人的兵力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们要战胜自己，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或部分地消灭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这种拼消耗的办法，对我们是不利的，这就等于我们自己在打自己。

洛甫不住地点头。其实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向毛泽东靠拢。经过云石山上的多次聊天，他已经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4月在广昌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说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这种步步为营的办法是不明智的。洛甫曾对毛泽东说：红军这样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发起的这种担架“阴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种谈话对他的事业没有好处。

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