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沪的命运出现转机。

晋普山属于全国的优质煤田。煤黑子们都知道，所谓优质煤，首先必须是无烟煤；仅此一点是不够的，优质煤田所蕴藏的乌金，还应具有耐燃、块大、无各种气味等特性。在煤都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晋普山勘探出来的煤田，属于优中之优（在70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本）。正因为如此，省劳改局才从本省各个劳改系统，抽调1000名劳改人员来到这儿开山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监狱服刑的犯人，总共有几千个劳动力，以大会战的方式，开掘这座黑金之山。

重工业生产，不同于在茶淀种田种稻，挖煤需要许多辅助工种配合，因而矿山附设机械厂、制砖厂等多工种后勤生产基地。单就煤矿生产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两大部分，我的身体属于壮劳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被选进了建井队（即建井完成后的下井劳力）；张沪与其他女号，去参与砖窑制砖的杂项劳动。建井的含义，就是从地面开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下煤层，直到在地层之下建成四通八达的一条条采煤的巷道为止——我是参与了开钻晋普山地下煤城第一块山石的人。

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语，我在这儿又见到了昔日的不少同类，与我分在一个组的就有高树森（原西城法院干部），金科（原贸易部的干部），其余的成员，多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们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一定的角度向下开掘。山腹的煤越好，山表的石头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后，铁锤震裂手掌的事屡屡发生。裂纹疼痛难耐时，便用胶布缠满了手掌，白色的胶布很快变黑，还没有挨着黑煤手已然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每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张沪常常笑我的手成了讨饭花子。

我说“开矿的活儿虽然很累，但是我挺开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问我在骂谁。

我说：“我骂在曲沃差点送了你一条命的那个人。”

她说：“这儿的劳改干部，比那儿的心地善良。”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狱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干部，找她谈话了，公开对她发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愤慨。目前先让她离开劳动岗位，在砖窑做脱产的宣传员工作，并在积极查阅她的档案，看她是不是属于漏摘右派帽子的一个。

“真有这事？”我不无忧心他说，“现在可是‘文革’时期。”

“山西人做事武断，于连长是那方面的武断；而这位武守先，是这方面的坚定。”张沪对我说，“他甚至怀疑我这样的人，当年划右就是失误。一般的干部，谁敢这么讲话？可是他敢。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他对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无法对我直接表达就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许在这方水土中，又出现了一个不拿板斧的“程咬金”？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奇迹。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吴排长，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的干部吗！他何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气氛下，他受级别的限制，无法表达他的真实观念罢了。因而我祝愿好梦成真。

由于有了张沪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尽管它还不是事实，对我的精神鼓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建井队的日子里，我像牛一样地拼命劳作。打炮眼，放开山炮，看乱石在隆隆炮声中漫天飞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壳，自己当真以为自己是个矿工了。记得，在远离地表的地层深处，有一天管理我们的秦队长，在休息的时候问我：“你这个过去拿笔杆的人，想到过要来给大山钻洞没有？”

“没有。”

“现在你有甚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个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乐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而今，我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仍有恋栈之情。它不仅仅铸造了我结实的肌肉，强化了我面对困难的坚毅精神。最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具备了一个底层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之外，回到那间老屋里，还要挑水做饭，这期间我学会了擀山西的硬面条，因为面条越硬，越能抗饥。张沪在砖窑搞宣传，比我还忙，白天她要自觉地劳动（尽管她可以不劳动，专事宣传工作），晚上，她有时还要留在宣传室，写墙报和黑板报。记得，在当年的冬天，我有一次去井台摇辘轳，一不小心把一只水桶掉在了井里，在用钩子打捞水桶时，那根结了冰的井绳，在我结了冰的手套上滑来滑去，任凭我怎么折腾，也捞不出那只水桶来。最后，还是王铁匠下工回来，我在井边打着电筒，他把那只水桶捞上来的。

由于我在井边捞桶捞了半天，在如镜的水面上，我看见了自己发间的第一缕白丝。在感伤我捞水桶无能之际，也深感岁月之无情。于是，在我的一个小本本里留下了几行自怜的《提水篇》。诗曰：初春花织锦雏鸟漫天游少年遇神童（指与刘绍棠相识）

文海荡双舟声声泥土歌字字心泉流愿做文苑草力学孺子牛何罪触雷霆五七竟成囚李白发碎叶（指李白发配新疆碎叶）

我配晋阳丘哀哉一炭翁井边拉铁钩冰手握冰绳井台滑溜溜猛然窥水镜白发染黑头不如变水鬼生死一断休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画像。一方面，我要求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得像举重运动员那般，丹田运一口气，才能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顶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直到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小屋里顿时没了寒冷，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口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