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霍县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人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驶离霍县。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支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巢。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死了梦幻的我，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行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的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张沪到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的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窗玻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同行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莲……其中除前文提及的孙西敏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窃等刑事问题进到劳改队里来的。其中只有徐盛增与陆恒庆是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俩是由于经济问题而折进劳改队的，因而残存一些与流氓、扒手不同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些双劳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窑洞里；与我们同时在这儿落脚的同类阮祖铨、李建源……以及其他劳改成员，分住在几排窑洞内。我们的南侧，有一圈矮墙问隔，那里是犯人区，岗楼高高耸立，可见持枪的武警在岗楼上放哨巡逻——这儿的名字叫“曲沃监狱”，对外的名字叫“曲沃砖场”。

汾河湾之畔的曲沃，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的“重耳走国”救赵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远古人类遗址。以其历史对照今天而言，已只剩下一片荒芜——特别是“文革”大破“四旧”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已从这儿消失殆尽。所以当我们坐在卡车上，穿过这片古文明的诞生之地时，面对黄昏斜阳下的冬日枯草，张沪突然对我耳语说。

“重耳怕是要做恶梦了。”她读的古书极多，不禁见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还是少来点怀古，多面对一点现实吧！”

卡车行至曲沃监狱门口时，被北去的一辆辆坦克，挡住了路——当时我们不知道，公路上为何跑着很多的坦克。进了砖场之后，土生土长的山西劳改成员，才告诉我们太原、榆次一带，正在进行着造反派之间的派别大武斗。这就是初识汾河湾时，留给我和她的混浊而沉重的记忆。

汾河的水，在冰层下一路南流——它的归宿是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