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走向混沌》第三部离离“原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