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