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众多的同类，我和二十多个名义上取得了农工称号的摘帽右派，分别被分配在第二大队。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南区第一大队，是犯人区——那儿大墙、电网。士兵在岗楼上持枪而立；北区二大队，则是一片果园。

我们被分往二大队的不同的几个中队。与我同时分配到一中队的老右（这里所以仍然自称老右，实因关进大墙的老右，并没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资格——后文将逐渐谈及），有陆丰年，即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写到的因煮食毒蛇、癫蛤螟，而从阎王殿中逃出来的那位老兄；还有来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俩都是上海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原内务部街中学的体育教师刘景祥和另一位教师（记不清学校了）张玉民。不知是中队出于管理的方便，还是出于凑巧，这几个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园劳动。

时正春日，二百多亩桃园。两千多棵桃树，已然初吐花蕾。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绽开成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虽然汗流泱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盂浪的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朵万朵迎风开花从树上纷纷落人从花中双双来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范畴——我虽然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我用目光询问董，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董笑笑说：“这是好事么，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没有这种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裸体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