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他说：“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撞肿头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沟满山坡激流拍石泉水好石径入云起战歌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狂风似虎啸落叶满山飘巨石冻裂嘴老树吹弯腰三九隆冬恨天热赤臂裸胸把水挑汗泉浇开冰霜道一路歌声一路笑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胡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制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棍似地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10元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他说：“这西瓜真好。”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绪也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一想到未来，都感到茫茫然而不可知。是为了逃避对未来的思索之苦，也是为了不虚掷光阴，在看护张沪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即历经了二十多年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国草》原型）。我怀念我的同时代青年朋友，他们为了开垦北国荒原，自愿组成了北京青年垦荒队，去冰铺雪盖的黑龙江三江荒原上开垦荒地。尽管此时的我，已被历史划入了另册，但对民族和祖国炽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我觉得我应该画出一幅幅肖像，才对得起这些北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