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