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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的父亲曾经当过劳动局长，在她记忆中，父亲当局长的那些年头里，她的母亲总是往外撵人，那些人拎着大包小包来了，徐芳的母亲就很生气地撵人家走。她家是三个姐妹，徐芳位于中间，她姐姐现在澳大利亚定居，妹妹在香港常住，只有她仍然是中国大陆的公民。这是她想到就要生气的地方，因为三姐妹中，她的学习成绩最好，上的大学的牌子最硬，而人也是长得最漂亮，如今混得最差的却是她。
徐芳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和钟夏离婚。刚开始可能只是憋气，大家都要强，到后来，便觉得再不离婚，反而说不过去。通常离婚都是要有理由的，譬如有一方有了第三者。徐芳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事很容易相信，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钟夏绝不可能把经济大权冒冒失失放在陶红手里，让她肆无忌惮地去投机期货。最初让徐芳伤心的，还不是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而是钟夏死活不肯承认这种关系。对于骄傲的徐芳来说，钟夏的不承认，比承认的伤害更大。徐芳觉得自己丈夫有花心，还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犯了错误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不可原谅。好汉做事好汉当，徐芳很伤心的是自己丈夫不是好汉。
终于徐芳相信钟夏和陶红之间确实没有那件事。她没有那种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恰恰相反，反而更有了一种落空的不自在。钟夏和陶红之间没事，便意味着徐芳是无理取闹，是瞎吃醋，而这恰恰又是冤枉了她。事实是，钟夏一方面死活不承认，一方面又有意在误导她，让她感觉到他是在说谎。徐芳觉得钟夏的可恨之处，在于他存心让她醋意大发，他显然是故意要让她出丑。钟夏的一举一动，并不大像个男子汉，徐芳在读大学的时候，最出色的一门课，是“行为逻辑“，在这门课的考试中，她拿到了全班的最高分。她把钟夏的行为称之为精神上的通奸。所谓精神上，往白里说，就是意淫，这种有贼心没贼胆的意淫，与公开的通奸相比，好不到哪里去。
在钟夏保释期间，他们夫妻之间，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吵。这些争吵的直接结果，造成了后来钟夏被判刑，徐芳竟然从未去探过一次监。既然在监狱里的时候，她都没有去看过他，他从监狱里出来，她自然也没有主动去看他的道理。徐芳并不在乎他是否坐过牢，在他刚出事的那一阵，她曾经真正地为他着急过。只要他的表现仍然像个男子汉，表现得光明磊落一些，徐芳相信自己可以接受一切。她不在乎自己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吃苦受穷，而且就算他真和别的女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只要他能认识错误，她还是可以原谅他。
徐芳不能原谅的，是钟夏非要做出一副成全她的样子。他出狱以后，主动提出来要分手，理由是他已经没有工作，前途不可知。徐芳觉得自己就冲这一点，就可以和他分手，因为他应该知道她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有工作，事业是否发达，他是故意把她看得很俗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徐芳就是一个俗气的女人，他对她显然没有任何爱可言。
如果说，在保释期间，徐芳不应该说出要离婚的气话，现在人都从监狱里出来，钟夏就不应该重提离婚二字。他应该知道他只要提出离婚，徐芳是不可能拒绝的。在这一点上，钟夏显然深思熟虑，他显然一点退路都没留，自己没留，也没给徐芳留。
他们决定很好地谈一谈，既然大家都认为分手为好，那就客客气气结束。两个人谁也不愿意往回缩，徐芳有一个大学同学分在法院，知道他们要离婚，从法律上给他们很多帮助，他们没有走上法庭，而是在这位同学的安排下，在两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友好地分了手。徐芳的那位老同学，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追求过徐芳，他也力劝徐芳不要离婚。自从分到法院以后，熟悉他的朋友，常常为离婚的事情找他，不在法院里待过，不知道离婚率上升，他看到一些好端端的家庭，也不为什么事，就跑到了法庭上，因此对任何一对要求离婚的夫妻，他采取的办法，都是劝人别离婚。
在正式协议离婚手续之前，徐芳约老同学在一家咖啡馆见了一次面。老同学无数遍地劝徐芳回心转意，结果弄得她十分恼火。徐芳所以要找到他，只不过是现在社会上办事流行的一种习惯，这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希望找熟人帮帮忙。老同学一个劲地劝她，而且不时地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子，结果很容易给人产生一个误会，他好像是害怕徐芳会对他有什么意思。徐芳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同时还稍稍感到有些遗憾。她觉得自己要和钟夏离婚，真有些不明不白，真的第三者没有出现，假想的第三者事实上也不存在。她现在已经不承认丈夫有第三者，因为这样，意味着是她被丈夫抛弃了，如果是有第三者，她愿意是自己先有外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表示在夫妻生活中，是她炒了丈夫的鱿鱼。
在街道办事处，一位胡子拉碴的办事员问他们为什么要协议离婚。由于已经打过招呼，这样的询问只是走过场。钟夏让徐芳说，徐芳有点为难，看着办事员，想了想说：“难道一定非要有什么理由？”
办事员笑着说：“总得在‘理由'这一栏上，写几个字。”
徐芳不知道说什么好，淡淡一笑，看着钟夏说：“还是你说吧，你找个理由，随便找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