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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他们既不疯狂，也不过分保守，平静，祥和，配合默契。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互相安慰，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不管做得好不好，从来都不批评，他们相互表扬，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不管怎么说，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都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趁虚而入，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而且一点都不难看。

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宽敞的住房，宽裕的经济，公费电话，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而且很快如鱼得水。刚进钟家的时候，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小保姆不漂亮，但是毕竟年轻，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包巧玲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结果闹得不可开交，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多少年过后，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她和杨如盛之间，不但已经扯平了，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但是她只要一想到，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

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在钟家的小辈中，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包巧玲和她对话时，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

钟天的几个小孩，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有一天，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后来她终于突围，跑了出来，钟家的小孩，有两个就追在后面，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时过境迁，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仍然不寒而栗。

在给徐芳的电话中，包巧玲用辞恳切，近乎哀求，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答应一定要来，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孩子们对他的疏远，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就足够了。

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使得所有的小孩，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儿女对他没规没矩，说些没大没小的话，他不仅不生气，而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老头“，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老头“成了他的昵称，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为了儿女们的事情，譬如钟春上大学，譬如钟夏当兵，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就有些奋不顾身。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钟天不惜起大早，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大受感动，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十月一号那天，除了钟夏，其他几个孩子，都回来了，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产生什么逆反心理。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似乎又长高了许多，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训斥小侄子说：“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就你会敲竹杠。“这一天，钟春的心情不错，带了一位男朋友来，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别人也不问，因为她是离了婚的，脾气有些怪，动不动就发作，大家都懒得招惹她。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

那天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杨卫文不该来凑热闹，好在这事并不严重。他冒冒失失地又来蹭饭，包巧玲悄悄把小儿子拉到一边，说今天他最好别在这里。杨卫文见母亲撵自己走，怏怏地正准备离去，钟秋喊住他，说干吗要走，就留在这一起吃饭。钟春也说，都来了，干吗还走。钟天不吭声，包巧玲说杨卫文还有事，没想到他嘟嘟囔囔地说：“谁说我有事，我有什么事？”

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笑起来。杨卫文和哥哥杨卫字完全不一样，他看上去就是发育不全的样子，长了一张娃娃脸，人也白净，说话瓮声瓮气。谁都能看出他的脑子少一根筋，这孩子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生的，坦白地说，连包巧玲也吃不太准他究竟是谁的种。那正是她私生活最不检点的一段时候，杨如盛宁愿待在县城，也不愿意调回到话剧团。包巧玲花了很大的努力，终于让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说好让他继续回到话剧团当演员。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是只要自己努力，也不是不可能演到主角。杨如盛坚决拒绝了她的好意，去了一个他完全不可能施展才华的地方戏剧团。他们还像他没有摘右派帽时一样的分居，不仅仅是那种夫妻分居两地的分居，而是一种和离婚差不多的分居，他们对各自的私生活不闻不问，心照不宣，各人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