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一排高大、阴森、旧式的公寓建筑，门牌是单号。17、19、21、23、25、27……79号在哪里？在那里。那儿道边站着一个通身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在灰暗大街上十分鲜明，象一长条火苗，她正远远朝我招手，她是简梅。

她穿一身红？我忽然想到，前天我说她很适合穿红。她为我这一句话才换了一身红？

我走近。她穿红的确很美。一件深红色的披肩上衣，深红色的宽褶的短裙，一条深红色的长裤的裤腿塞进一双深红色的长筒的纯牛皮的靴筒里。肩挎一个同样颜色的小皮包。这就使她的头发显得更黑，脸儿更白。

“我一眼就看见你了。”我说。

“是吗？”她立即显得兴致冲冲，“别看这里的衣服一人一样，我这身衣眼还是引人注意。这是苏格兰人喜欢的颜色。深洋红，有时加上白色和银灰色的方格。请进吧！就这儿--”她手指着一扇厚厚的、雕花纹的木门。

铜门牌上刻着花体的阿拉伯数字：No79。

我随她身后进了门，穿过一条又宽又高又黑的走廊，拐一个弯，前这更黑。只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然后是她的声音：“请进--”眼前忽然一亮，在打开的一道门里边，现出一个宽阔的房间。

“这就是我的房间，欢迎小马克思先生批判。”

“噢？”我笑了，“不过在这里，你够不上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这种生活方式不该批判吗？”她似乎叫我欣赏一下她的财富。我目光横下一扫：双人软床啦，电视机啦，沙发啦、镜台啦、零七八碎的东西啦……

“你就这一间住房？”我问。

“里边还有卫生间，你想参观吗？”

“卫生间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她耸耸肩，有点懊丧。跟着她的目光四处搜寻，看来她急于想拿出一样显示她生活上富有和优越的东西压倒我。当她的目光碰到桌上的一架电视录象机和一架录音机时，就立刻显得兴高采烈。她叫我坐在一张特大的三人沙发上，一边说：

“听音乐吗？古典还是现代的？伯莱·斯力的歌曲你肯定没兴趣。我这里古典名曲很全，大都是卡莱扬指挥的。要不你看看录象影片。山口百惠的《炎之舞》？想看鬼片吗？《第六感》很神！算了吧，你还是看点郑重其事的东西吧，这里有一部美国影片……。

“随便什么？鬼片也吓不死我。当然我更习惯于认真对待生活和艺术的--”

她故意以快速又熟练的动作，通过闭路电视播放出一部影片。

“《往事难忘》？”我问。

“对，在国内看过？”

“没有。我在杂志看过梗概介绍，我很喜欢这故事。有的杂志翻译为《回首当年》。”

“对，这两种译法都合原意。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里边的主题歌也非常美。你看吧！我去给你煮咖啡！”她得意极了。她终于拿出我在国内没见过的东西。她抬起双手把披在肩上的头发推到背后，走出去，带上门。

我的目光不由得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冷静地观察她的房间。这房间就从我对它最初的、笼统的感觉中裸现出一切细节。房子是旧式。这种旧式的木结构的房屋比新式的水泥建筑更舒适。可惜窗子朝南，受不到日晒，又是楼下一层，再加上年深日久，墙壁的防水层腐烂，沿着墙根有一圈两尺高发黄的水渍，屋里还有股阴冷、潮湿和霉坏的气味。屋子一面，一排大壁柜，属于房间本身结构之一；这张半新半旧的大沙发和那张软床。大概也是房东的吧！这里出租的房屋都带家具，甚至带有各种小日用品。屋里哪些物品属于她本人的呢？墙角的几只衣箱，床前几双鞋子，地上一本三毛写的《撒哈拉的故事》；壁炉台上的香水瓶、烟罐、罐头、酒……她还喝酒？屋角圆桌上摆一个红黑条纹的大陶罐，插着一大束花，却一半干枯，半死不活；英国人最喜欢在室内摆放鲜花，天天更换新鲜花朵。花放干了，这表明她经济拮据还是生活过于紧张？她还有什么？噢，显然这架电视录象机是她房内最昂贵的物品了！

她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仅仅为了一架电视录相机。我的心不禁黯然。

门一响，她端着两杯冒着烟儿的热咖啡进来．

“影片好吗？”

“你看吧！我不打搅你。”她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转身向壁柜走去，“我给家里预备点东西，回头你好带走。”

“你最好快些，不然过两天再说，反正我在这里总还有十来天时间。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下午去伦敦大学做报告，我得回去做做准备。”

“那么你连电影也看不完了。”她挽留我说，“做什么准备？外国人不那么严肃认真，你随便说说算了。只要他们不知道的，都会觉得新鲜。”

“我要有点责任心，不能敷衍一下就完，应该尽可能说的具体和透彻一些。”

“认真的人早晚都得累死。好吧，我快整理东西。”

她打开壁柜，拉出一个小白皮箱，说：

“你瞧，瞧呵，别只盯着电视，反正你也看不完。你瞧这大塑料袋里的东西是给我爸爸的。这一包是送给你的。”

“干什么要给我东西？算了，你自己留着吧！”

“你不要连一件衬衫都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列主义者们，有几个不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有病，吃药还得是进口的呢！”

“马克思从来不这样区别世界。哎，你喝酒吗？”

“我，不……噢，你说那瓶？是朋友送的。”

“送你半瓶？”

“嗯？不，有时客人来时喝一点。哎，你干什么总注意那瓶酒好不好，难道你也是个酒鬼？你还是看这儿吧--这箱子和这包东西是给我弟弟的。对了，我还得给我弟妹几件衣服，他们刚结婚不久。你说--”她用手翻弄着壁柜里挂着的一大排花花绿绿的衣服，“我给她哪件？我真不知国内的女孩子现在都穿什么样的农眼了。”

“哪种人穿哪种衣服。”

“你看过我弟妹吗，你说她属于哪一种？”

“路上碰见过一次。解放派！”

“你不也是解放派吗？”她说。

“有区别。”

“在哪里？”

“我是有限的解放。”我不自觉提起那次在北京新侨饭店里刘海说的话。我并无意刺激她，只是随口一说。

简梅的神色立即变了，显然她也想起这句话的出处。她突然神经质地一甩头，好象要把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使劲从脑袋里甩出去似的。我从来没见过她有过这种病态动作。她向来是个打不败的强者。没有弱者那种经不起锤打的神经质。我略微感到气氛有些异样，忙换句话说：

“照一个青年的话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是现实主义者。”

简梅沉了一会儿，好象要稳住精神的重心，随后神色恢复正常，才说：

“我赞成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也需要理想。”

“最好你别谈理想，理想对于我从来没用。你说，这几件他们在国内敢穿吗？”

“敢。连‘皇帝的新衣’都敢穿！”

“我还送他们点什么呢？”她上半身钻进壁柜翻了一阵子，拿出一条围巾和几双没拆包装的丝袜于塞进一个包里，

“真不知他要还需要什么？”

“你对你弟弟还蛮不错呢！”

她听了我的话，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痴呆呆、自言自语地说：“有一阵子，他都不叫我姐姐了……”一时她连手里的动作都停止了。

“究竟为什么？”我问，“你爸爸对我讲过你们的矛盾，你们当初不是在一起相依为命吗？我真弄不明白。”

她若有所思，声音低沉：“很简单，他不过想……想，想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设法挤我离开家，爸爸因为他比我小，偏向他．那时我真是难极了……”她头一次向我吐露这件事，也再次证实了事情的根由和简松其人。但她此刻的神情有如白日作梦，话声喃喃如同呓语，“不管过去怎样，我现在愈来愈想他们。”跟着她的头忽地又一甩，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我隐隐不安。但一甩之后，她似乎清醒过来，眸子放光，神情有种异样的兴奋。她的声调里再没有刚才那种深沉又惆怅的情绪。她反而嘲弄地笑一笑。笑里似乎含着彻骨的寒冷，“我扯那些事干什么？他们好坏，与我毫无关系。相隔几万里，谁还顾得上谁？再说现在简松对我可亲了。一封信起码叫二十次姐姐，当然，他并不是想我，而是想向我要点外国货。这也不怪他，人都变得实际了，我也一样。你呢？你也实际多了吧！说实话！”

我什么也没说。我有许多话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句也没说。她专注地看我两眼，忽然冲动地说：

“我应该送你爱人点什么？”

“什么也别送。我不是向你要东西来的，是看你来的。这次能见到你，多难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真的……”说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心里有股热烘烘的液体流向全身。

感情最容易感到。我们一下子好象都触到了埋藏在心底的昔日共同的情谊。为什么？是由于我刚刚这句真情流露的话，还是给电视机正响起的《往事难忘》这首歌唤起的？反正这伤感、浑畅、怀旧的旋律，分明已经把我心里的往事都乱嘈嘈地搅动起来了。她似乎也明显地激动起来了，转身跑到卫生间拿来一瓶香水：“这是瓶法国香水，只用过两次，虽然不是整瓶的，就算件礼物吧！”随后又朝我叫着：“我再给你点什么，给你点什么呢……”她站在屋子中间，摊开两只空空又自白的手。

我快掉泪了，她原来什么也没有呀！

她忽从挂在壁柜里的一件男人西服的上衣口袋摘下一支钢笔给我：“你用得着。”她推开我的手，硬把钢笔插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她的真情实意和执拗，使我无法拒绝。

“这是你原先那位先生的？”我问。

“不……嗯？是的。”她回答得并不肯定，使我不解。

“告诉我，简梅，你们真的分开了吗？”

此刻，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不适于戏谑地斗嘴，而更适合于认真地交谈。

“是的”

“你现在真的独身？”

她似乎犹豫一下，跟着点头说：

”是的。”

“你那位先生不再与你有任何联系？”

“是的。”

她一连说了三次“是的”，点了三次头。

“你打算这样独身下去？”

“独身有什么不好。这里的妇女独身的愈来愈多，有的干脆就不结婚。但我必须结婚，而且必须嫁给一个英国人，我才能取得英国籍，长期住下去。”

“有一个合适的英国人吗？”

“合适？谁知道。现在还没有。”

为了出国嫁给一个陌生的人，为了留在国外再嫁给一个尚未找到的外国男人。想到这里，立时有几句刺激性的话跑到我的嘴边，但我不忍心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发觉，她已不是我原先想象的样子。我不是傻瓜，自然看得出：她脸上的笑、神气、得意和自足都是装给我看的；她的富有也是装出来的。她为什么要装给我看？

这时，我已经猜到，简山川并不知道自己女儿的真实情况。可能根本不知道简梅独身生活。

表面上的时针提醒我应该返回旅馆了。我提起她交给我的小白皮箱，向她告辞。她却非要送我上汽车不可。她说，她还要看看前天赌马的结果。到了那家赌店门口，我站在门外，把小白皮箱放在脚边等候她。只两分钟她就从赌店里走出来，从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她的运气如何。

“又赢了二百镑？”我问。

“不，输掉了一百五十镑。”

“输了这么多！”

“这还算多？”她笑着说，脸上若无其事，好象是位百万富翁，其实她输掉了将近一周的薪金。随后她说：“我近来沾点晦气，不该来赌就是了。”

“什么晦气？”我象发现什么，紧紧追问一句。

“嗯？”她怔一下。她的神气告诉我，她已经后悔无意之间把她的什么心事泄露给我了。她马上改口说：“我是指手上的晦气。近一个月，我在俱乐部打桥牌，天天输。本来不该来赌马。不过没关系，今晚我和老板还去俱乐部打牌，说不定从今天起又会来个大转运！运气很象伦敦的天气，说变就变。”说完，她朝我快活的一笑。

她真快活吗？我没说话。心里明白，她是笑给我看的。

一个只听从命运摆布的人是可怜的。

我们在街头分手。我的脑袋好象处在构思小说时的状态中，又朦胧，又清晰，捉摸不定，捕捉不住。这是今天简梅给我的一种说不清楚的特殊感受。对于她，我好象预感到什么，又什么也猜不透。我承认，我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