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初晓微许的淡白的天光，把封闭在窗前的漆黑的夜幕驱走。屋中的家具物件从模模糊糊的影子中渐渐显现出形象。早春的夜分外寒冷，透入肌骨。炉火在头半夜就灭掉了，余温只在炉膛内；楼板下传上来的杨大妈的鼾声，好象鼓风机，给他做了一夜的伴。这鼾声在天亮前的甜睡中，正是最响的时候。
他整整一夜坐在桌前，给哥哥写信。一边写，一边把将要临头的祸事想得千奇百怪。一个个不断地冒出来的估计、揣测、念头，使他否定掉一封封刚刚写好的信。一会儿，他觉得非把心里的话给哥哥写得明明白白不可；一会儿，又担心这封信落到别人手中惹祸，便改换成隐语。一会儿，他告诉哥哥，如果陈乃智真的把他供出来，他就不承认，他要求哥哥替他证明那些话他没说过；一会儿，他又认为这个办法不牢靠，因为那天在场的还有龚云和何玉霞，这两人之间如有一个人做了旁证，他也推辞不掉。
这样，他弄了满桌废掉了的信纸团儿。
他找不到一个大一些的网眼儿可以钻出去。一时只恨自己十多年前多了那几句嘴！他灰心丧气地告诉哥哥：“我只有听天由命了！”然后，他给嫂子写了这样几句话：“嫂嫂！听哥哥说，你为我已经急得两天没睡好觉。我和哥哥都对不起你。我真是恨死自己了。但是，说实在的，我和哥哥并不是真的坏蛋。没有党和新中国，我俩恐怕根本上不了大学。我爹就在旧社会的底层受累受病才死的，我们怎么能仇恨党和新社会？也许那些话当初不该说，叫坏人利用了？那只能怪我们太年轻幼稚，过于浮嫩了吧！此外，你也先别太着急。‘陈’并不见得把我说出来，那样做也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过，相反还得加上一个当初包庇了我的罪责。我求你放放宽心！多年来，你把我当做亲弟弟一样。想到你为我着急、操心、担惊受怕，我反而更不是滋味……”
写到这儿，几滴泪珠从他的镜片后面淌过脸颊，滴滴嗒嗒落在信纸上。
嫂嫂待他真比亲姐姐还要亲。嫂嫂的生活难得很，每次回来探望娘家亲戚，总要设法带来大包大包的东北特产，什么豆子啦、木耳啦、松蘑啦……而且还要抽出三整天时间，帮他把平日里杂乱不堪的房间做一次大扫除，一切规整得有条有理，还要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破衣破袜全补缀好才回去。想到嫂嫂，他此刻更感到身边没有亲人多么孤单，有普天告，无依无靠，无人与他分忧，帮他排解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事情明摆着，祸事一来，一切完蛋--事业、工作，还有那个新交的女友。前天他曾满怀着幸福的希望向那老姑娘提出做正式朋友。那老姑娘答应今天晚上回答他呢……
六点四十分时，他站起身把桌上的废信纸收拾在一起，连同哥哥的来信塞进炉子里烧掉。在心慌意乱中，将要寄给哥哥的那封信抹上许多浆糊，贴上邮票。然后开始漱洗，吃早点，准备去上班。脑袋里，那些摆脱不开的恐怖感、胡猜乱想和一夜的焦虑所造成的麻木和僵滞的感觉浑浑沌沌搅成一团。他糊里糊涂地端着脸盆在屋里转来转去，一忽儿放在桌上，一忽儿又放回脸盆架上；并且竟用干手巾去擦肥皂，将嗽口缸里的热水当茶水喝，一块馒头只吃了几口就莫名其妙地放在衣袋里。随后他把随身要带的东西塞进口袋去上班。他站在走廊上时还按了按硬邦邦的上衣小口袋，怕忘记带那封信。
他上了街，到了第二个路口，便直朝着立在道旁的一个深绿色圆柱形的邮筒走去。在距离邮筒只差三步远的地方，他前后左右地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这条道很窄，离大街又远，即便上下班时人也很少。他只瞧见一个穿绿色军服式的上衣、胸前别着很大一枚像章的小男孩，在他走过来的不远的地方玩耍。迎面三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个老妈妈手里提一个大菜篮子慢慢走来，眼睛没瞧他。再有，就是几个上班的人骑车匆匆而过。在马路中央，几只鸡互相追逐着，来来回回地跑；一只大白公鸡叼着虫子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地很神气地跑在前面，一边咕咕叫……他放心地从上衣小口袋取出那东西，塞向邮筒。当那件东西快要投进邮筒的插口时，他的手陡然停住，他发现将投人邮简内的是一个红色的小硬本，原来是他的工作证，险些扔了进去。真若扔进去，怎么向邮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呢？他微微出点冷汗，伸手再去掏信，可是上衣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他不禁诧异地一怔，两只手几乎同时紧紧抓住上衣的两个大口袋，但抓在他手里的仅仅是两片软软的口袋布。随后他搜遍全身，所有口袋都翻过来了，里面的纸条、粮票、硬币、钥匙全都掉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刚才揣在口袋里的那块啃了几口的馒头，滚到马路上去。但那封信没了！不翼而飞了！
他从整个内脏里发出一声惊叫：“哎哟！”然后一动不动地呆住了。上衣小口袋象狗舌头似的耷拉在外，几枚铝质的硬币在足旁闪亮；如果他的眼睛再睁大些，那对灰色的小眼珠恐怕就要掉出来了；半张着的嘴，好似一个半圆形的小洞。
迎面而来的那个提菜篮的老妈妈已走到他跟前，瞧见他这副怪模样，停住脚步，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他也不曾发觉。七从七点十五分到七点四十五分，他在由家门口到邮筒这段路上来回跑了两趟，也没有找到丢失的信。他还在楼里的楼梯和走廊上仔细找过，惊动了楼下的邻居杨大妈。“吴同志，您在找什么？”
“一封信。信！您瞧见了吗？”
“信？怎么没瞧见？！”
“在哪儿？”他惊喜得心儿在胸膛里直蹦。
“您昨儿下班时，我不交给您了吗？您弄丢了吗？”杨大妈问。
“噢……”他的心又噗噔一下沉落下来，嗫嚅着说；“不是那封。是另一封不见了！”
他沮丧地回到自己屋中。屋里没有那封信。桌上只有少半本信笺，墨水瓶开着盖儿。一点点淡淡的丝一样的烟缕，从没有益严的炉盖旁边的缝隙处钻出来。这是他早晨烧那些废信纸的残烟。恍惚间，他突然想到，是不是早晨烧废信纸时，把那封信也糊里糊涂地烧掉了？跟着他又否定了这种乐观的假设。他清楚地记得，临上班时是把那封信怎样从桌上拿起来放进上衣口袋里的，而且他站在走廊上，还用手按过口袋，当时摸到信的感觉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手指头上。没有疑问，信丢了，叫人抬去了。可能被谁拾去了呢？于是他想到那个蹲在道边玩耍的穿绿褂子的小男孩儿。
“多半是他！那时路上没别人。”
他认准是那小男孩，就跑出去，找到刚才那小孩玩耍的地方，却不见那孩子。他想那孩子可能就住在附近哪一个门里，于是他站在道边的树旁等候着。他看看表，八点钟了，已是上班时刻，昨天赵昌通知今天任何人不准请假或迟到。但那一切都不如眼前的事情更重要。他大约站了十多分钟，还算幸运，忽从身旁一扇门里走出一个斜背着绿书包的小男孩，他从这小男孩胸前别着的一枚特大的像章，立即辨认出就是刚才那孩子，他一步跨上去，就象一个藏在树后拦路抢劫的匪徒，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
“你说，你看见那封信了吗？”
小男孩吃惊地看着他白晃晃、由于过分紧张和冲动而显得任可怕的一张脸。突然哇地一声哭了。
“别哭，我的信在哪儿？”他扯着小男孩的胳膊说。
这时，隔墙的院子里传出女人的叫声：“小庆、小庆，怎么啦？”跟着跑出一个矮身材、黄脸儿的女人，腰上系一条蓝条格的小围裙，两只手水淋淋的，看样子是小男孩的妈妈。这女人见有人抓她的孩子，便生气地冲着吴仲义问；
“你这是干什么？”
小男孩见到妈妈，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吴仲义放开小男孩，发窘地解释道：
“我，我丢了一封信。刚才这孩子在这儿玩，我问他看见没有……”
小男孩儿哭着说：“他抓我，抓得好疼……”他对妈妈还有点撒娇。
女人不满意地对吴仲义说：“你问他好了，干什么抓他？他又没惹你！”然后转过头问小男孩：“小庆，你瞧见他的信了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瞧见。他抓我……”
小男孩只是委委屈屈地哭着。没瞧见他的信。吴仲义只好道歉说：“那对不住了，对不住了！”随即匆匆忙忙转过身走了。样子显得很狼狈。耳朵还听着身后孩子的哭声和那女人一边劝孩子，一边怒骂他的话：
“丢一封信算什么？值得这样？这么回，欺侮一个小孩子，真没见过！我看你离倒霉不远了！”
他听着，跟着这声音从耳边消失，脑袋嗡一声响起来。他意识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为了不叫哥哥那里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单位名称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没署上他的姓名地址。抬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会把信送到他的单位，这等于他把自己送入虎口。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吴仲义一进单位大门，就见迎面墙壁上贴着这样一条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标语纸上有刚刷过浆糊的湿痕，字迹还汪着黑亮亮、未干的墨汁。白纸黑字，赫然人目，好象是针对他写的。
今天单位里分外静，气氛异常。院子里没人，走廊上也没人，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他推开自己工作室的门，里面静无一人。阳光从四扇宽大的窗子照进来，使几张办公桌上的大玻璃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机关单位已过了熄火的日子。早晨没有炉火和暖气的空屋子，浮着一些寒气。他见自己的桌上有一个小字条，上边写着--
仲义：
从今天起，咱组与近代史组合并一起搞运动，人都到那边去了。你见条也快去吧：
赵昌匆匆
他赶紧到近代史组。这间房子比他的工作室大一倍。但见他同组的秦泉和张鼎臣与近代史组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混在一处；张鼎臣换了一件破旧而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不知是何原因，每次运动一来，他立刻换上这件衣服。人家都称他这件破褂子叫“运动衣”。此时，大家忙着写什么。屋内只有五张桌子，人多了一倍，显得拥挤，却没有声音，各干各的。大家见他进来都没打招呼，只有秦泉偏过半张瘦长而黯淡的脸，对他点了点下巴，也未出声。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乎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而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
吴仲义见老秦正在用他擅长的楷体字写大字报。标题字有拳头大小，叫做“欢迎对我狠揭狠批”。下边的字和火柴盒一般大，写得工工整整，行距整齐。以往运动乍到，他都写这么一份，但丝毫拦不住对他批判斗争的凶猛扑来的浪潮。其他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十大开表格似的纸张。有的在埋头填写什么；有的笔尖对着纸面呆呆发楞，也有的见他进来，用手把写在纸上的字挡住。他不去看，因为此时此刻总去注意别人写什么的人，就象自己心里有鬼似的。
门轴咔嚓一响，走进一个瘦高个儿，中年人，带一副黑色窄边方框的眼镜，镀金的钢笔卡子在平整整的制服上熠熠问亮。在大学校、研究单位和机关里都有这样的文职于部。一看即知是个能干、谨严和在各方面都富有经验的人；虽然他略显严肃和矜持，却因为人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很有些威信。他叫崔景春，是近代史组组长。他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不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别人对他更深一层的内心的东西很不容易得知。“你来迟了。怎么，你不舒服吗？”崔景春发现吴仲义脸色有点异常，故问。“不，不，我挺好……”吴仲义忙说。可是他跟着又说，“我有点头晕，可能昨晚中点煤气……不过现在好了。”
他平时不说瞎话。此时一说，再加上心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崔景春马上意识到对方表现异常的原因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吴仲义在每次运动中都无此表现，这是为什么呢？崔景春心里浮出一个小小的浅浅的问号。此种时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角探在外边。崔景春把这个问号记在心里，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地方史组与我们组合并一起活动。所里成立了运动工作组；政工组老贾是组长。你们组的组长赵昌调到工作组去工作。咱们这个大组的运动暂时由我负责。这个--给你。”他说着，回手从桌上拿了一叠纸递给吴仲义，“你写好，都交给我！”然后转过身对秦泉用一种完全公事化、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老秦，你随我到工作组去一趟。他们找你。”
“好！”秦泉答应一声。显然，工作组找他没有好事。但他比较老练，并不惊慌，从容地把手中墨笔套上竹管的笔套，又把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折成三折，用墨盒压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将不多的一点热水“咕噔”咽下去，声音分外响，好象吞下一块鹅卵石。他撂下杯子就随崔景春走出去了。
这种气氛对吴仲义来说，形成一种压力。他坐在秦泉走后的空座位上，看着崔景春交给他的那几张纸，原来是两种油印的表格。一种是“检举揭发信”，上边印着“检举人”、“被检举人”和“检举有功，包庇有罪”的字样；另一种是“坦白自首书”，印着“坦白自首人”和“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尤其是这空白的“坦白自首书”对他有种逼迫感。
他一双眼盯着窗外的一株柳树。返青的枝条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它淡绿色的生机，却没有给他任何动心的感受。他脑子象马达那样飞快旋转着。他把那封遗失的信所能引起的后果想象得毛骨悚然，就象一个胆小的孩子，坐在那里，想出许多可怕的情节吓唬自己。这时，他的虚构能力抵得上大仲马。可是他忽又想到，刚才找信时，家里书桌最下边的抽屉底下的空处没有找过。往往抽屉里的东西太满，一拉抽屉，放在上边的东西最容易从后边掉下去。早晨他慌慌张张收拾桌上的东西时，很有可能把那封信塞进抽屉里去，再一拉抽屉就掉下去了。他便将早晨那封信带在身上的印象，归于人紧张时常有的错觉。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把书桌翻过来看看。他坐不住，甚至想装急病好回家一趟。
他使自己轻松了五分钟的光景，很快又觉得这些想法都是不牢靠的自寻安慰的假设。于是，他早晨站在自己家中的走廊上用手按了按上衣口袋内那封信的感觉，又执拗、清晰、不可否定地出现在手指上。信明明丢掉了。只有盼望拾到信的人好心肠，把信替他丢进邮筒里。但如果是另一种人呢？拆开看了，发现了他的秘密，拿这封信立功和牟取政治资本，那么他的一切就都不可挽回了。这时，他眼前出现一个可怕的画面：工作组长贾大真从一个告密者手中接过信，现在正拆开看呢
这当儿，有人叩门。他心里一惊。屋内一个同事说：
“进来！”
门被推开一条缝，伸进一张陌生的又宽又长的脸，吊稍小眼，扁扁的大嘴，象一张河马的脸，用一口四川腔问：
“这是办公室吗？我有事。”
“这儿在搞运动。你有事到后楼二楼革委会。要是外调就到后楼的三楼。工作组在那儿：”那同事淡淡地说。此时人人都不爱管闲事。
吴仲义的座位正对着门。他忽然发现这张河马样的大脸下边，隐约可见一只手捏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处。是不是送信的人来了？
那人已把门带上，走去了。
吴仲义猛地站起身。哐嘟一声差点儿把椅子碰翻，他过去抓开门，跑上走廊。这一连串动作十分迅疾，仿佛救人去似的。使同屋的人都莫名其妙。他在走廊尽头的小门口追上那人。
“你找谁？”
“找你们所里的领导。”
“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信？”
“是信。！，
“是不是在路上捡到的。”他急渴渴地问。
“捡到的？”那人一双吊梢的眼睛几乎立了起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举动、言语和表情都象是有些失常的人，含着温怒反问道：“怎么是捡的呢？我是重庆博物馆来联系业务的。这是我单位开的介绍信，难道是假的。看，这是公章。我身上还带着工作证。”那人板着大脸，打开手里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果然是封介绍信。上边还盖着圆形和红色的单位图章呢！
吴仲义松了一口气，但这误会的确闹得人家挺不合适．他给一种尴尬的表情扯得嘴角直扭动。只好向人家道歉，却无法解释明白。
那人嘟囔一句什么“岂有此理”之类的话，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走了。吴仲义转身往回走，只见赵昌迎面走来。赵昌胖胖的脸上带着笑，走到他跟前就说：
“老弟，听说你在写检举信。写好了可得给我看看哟！”
“什么？检举？检举什么？”他给赵昌的话弄得糊里糊涂。不明自赵昌为什么对他说这样的话。
“检举我呀！瞧你，干什么眼险得这么吓人。我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你写了检举信也不会交给我。你得交给崔景春，不过最后还得到我手里。……哎，老弟，你可别拿我的笑话当真。咱俩互相心里最有底儿。谁也没问题，对吧？！”说着，赵昌亲热地拍了吴仲义一巴掌说；“有事找我，我在后楼三楼的工作组里。哎，早晨你怎么迟到了呢？我没见到你，在你办公桌上留张条，瞧见了吧！”然后不等吴仲义说什么就走了。
吴仲义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一阵莫名的舒服。既然赵昌对他这样亲热，不是等于告诉他工作组还没有见到那封信吗？在事情没有落得最坏的结局之前，一切都是大有希望的。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刚刚发生的那件事--不愿意再想那封信了。他要象淋热水澡一样，长久地沉浸在刚刚赵昌对他的这种亲热里，永远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与赵昌是要好的朋友，赵昌的又软又胖的手常常亲热地拍一下他瘦削的肩头，但他从来没感到现在赵昌拍他一下有这样珍贵。
可是，赵昌刚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他此生此世都不会明白。九心与心，有时能象雨滴水珠那样一碰就溶成一个；有时却象星球之间距离那样遥远。从这个星球向那个星球上遥望，那里云包雾裹，玄奥莫测，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团……
谁能知道，赵昌在役有发现吴仲义的秘密之前，竟是害怕吴仲义的？
他原是公用局业务科的一个办事员。喜欢地方的风物、历史、遗迹、习俗和掌故。业余有点时间就去访问遗老，搜奇寻异；并注意收集有关地方史方面的零零星星的材料，绝版小书，以及有价值的能对某一史实或事件作为佐证的物件；如本地名人的书信、农民运动中散发过的揭帖、民间年画、城砖庙瓦、大量的旧照片等等。往往一个专家开头的一步并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全凭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学识渊博的学者不见得就是专家，对于专家来说“精”比“博”更为重要。赵昌对地方风物的兴趣，并没有停止在单纯的爱好或收藏家那样的嗜好上。他还致力于研究与发掘，并常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来公布他的研究成果。地方史的研究一直是冷门。一般历史学家因其内容偏狭而不屑去做；而他们一旦需要这方面的史料或知识，还得求教赵昌这样的地方通。渐渐他就成了一名业余专家，有些小名气。五八年后，所里为了加强地方史研究而专门成立了一个组，就把他调进来；前后调人的还有张鼎臣。秦泉是所里的元老之一，五七年划为右派，摘掉帽子后也调到这个组工作。最后一个是吴仲义。
吴仲义进所不久就与赵昌成为相好。
人之间，好比锁和钥匙，只要合适，一拨即开。赵昌性情随和，没有是非，很好相处。他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很少有意见，这些都和吴仲义合得来。
他外表胖胖的，肌肉松软，全身的轮廓和线条都是圆的；和他的性格、说的话一样，没有一点棱角；弯弯的小眼睛总带着和蔼和亲切的笑。将近五十岁的人。在过光中脸上还有一层软软发亮和战样的汗毛。他给人的全部感觉，颇象只温驯的猫儿。有人认为他圆滑，有人认为他平和，不过他从不招惹人、干涉人，工作热情又高，怎能说他不好？
在吴仲义没调进来时，地方史组的三个人归属近代史组，由崔景春代管。业务上由赵昌负责，但没有明确职务。吴仲义调入后，地方史组就从近代史组分出来，独立了。所里委派吴仲义做“临时组长”。因为吴仲义大学毕业，又是个老团员；赵昌和张鼎臣、秦泉三人都是白丁，没有一点政治头衔。之所以叫吴仲义做“临时组长”，根由还在于哥哥的污点，不过一时没有更适当的组长人选罢了。
赵昌对这个新人来做组长，从未表露出一点妒嫉。反而，他很钦佩吴仲义扎实的学识、埋头钻研的毅力、对工作的热诚，以及录音带一般非凡的记忆力。他本人的知识带点“业余”色彩，庞杂而不够严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因此他总是谦恭又实心实意地向吴仲义请教。
吴仲义的能力只表现在专业研究方面。生活上是个糊涂虫，一点也不会料理和照顾自己。他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倒背如流，生活上却丢三忘四，饮食起居和房间的一切都七颠八倒。一个人的精神总在别一个天地里，必然常常忘记身边的生活。他那些雨伞、钢笔、手绢、围巾和口罩，不知丢了多少次，买了多少次。由于常丢门钥匙，门锁一撬再撬，连门框都撬得满是洞眼和硬伤。
他一个人，工资够用，但过得挺拮据。衣服又脏又破，弄得人家总认为他装穷，他却很少舒舒服服吃过一顿饭。赵昌在这方面比他强得多，便主动帮助和照顾他；每年入冬，他家里的炉子烟囱都是赵昌替他装上的。吴仲义在人事上特别无能，每逢遇到一些不好处理的事，都是赵昌帮他想办法，排难解纷，处理得稳妥又无后患。渐渐地，他对赵昌的信任中产生一种依赖性，事事都和赵昌商量。当他含着感激温情的目光望着赵昌那张可亲的胖脸时，赵昌便笑道：
“等你娶了老婆，就用不着朋友了！。
他摇头。他多年来谨小慎微，没有朋友。但在同赵昌的长期交往中，认定了这个人是诚实可靠的。他想：“我就要这个朋友啦！”他不相信这样好的朋友会有疏远的一天．
六十年代的大革命来了。不仅改变了有形的一切，也改变了无形的一切。诸如人的思想、习惯、道德、信念，以及人和人之间固有的关系。运动初期，人们炮轰各层领导时，赵昌居然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身为组长，在组内搞业务挂帅、业务第一、白专道路”云云，还举了一些例子。这事出乎吴仲义的意料，他想不明白赵昌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而且，这是所里第一张点了他的名字的大字报。这么一带头，又有张鼎臣和明史组的两个人朝他轰了几炮。他曾为此害怕、担心、失眠。幸好他平时谨慎，没有更多把柄叫人抓住，供人发挥。闹了一小阵子就很快过去了。过后，他对此事并不在意。他是个与世无争、不会报复的人，没有强烈的爱和恨，也不会记仇。但赵昌的行为确确实实成了他俩之间一层隔膜。关系慢慢疏淡了。
此后，两派打起来。赵昌参加了贾大真为首的一派，是一个中坚分子。据对立一派说赵昌是他那派的谋士，曾被提起来捆进麻袋里挨过一顿毒打。吴仲义身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不理解赵昌哪来如此狂热的情绪。赵昌还找过他，拉他加人那派组织。他婉言谢绝，头一次没有按照赵昌的主意去做。两人的关系更加淡漠。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昌没去过他家。
后来，两派联合了，工作恢复了。赵昌的一派是战胜者，在新搭成的领导班子里占优势。所里的所有职权差不多都给这一派把持住。贾大真做了政工组长。赵昌被任命为地方史组的组长。原组长吴仲义虽没有被公开免职，实际上被稀里糊涂地废黜了。有人对吴仲义说，赵昌早就想谋取他组长的职务。他不相信，也不以为然。只要自己平安无事，怎么办都行。他叫这两年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的搏斗吓坏了，恨不得藏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因此他一点也不妒恨赵昌，正象当年他做临时组长时，赵昌也不嫉妒他一样。
赵昌被任命为组长的当天晚上，忽来叩吴仲义家中的门。他长时间没来，但这次来仍象往常一样，神态自然，胖脸上依旧闪着亲切的笑意，进门就朝吴仲义的肩头热热乎乎地拍了一巴掌，笑吟吟地说：
“咱哥俩二年多没坐在一起喝喝了。都怪我瞎忙。从今儿起又该常来了！”
这三两句话，把两年来没有明朗化的不愉快的几页全翻过去了，好似他们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这自然很好。赵昌带来小半瓶白酒，几包油烘烘的酱菜，于是两人收拾一下桌面上的杂物，摆上菜，斟好酒，面对面坐下端起酒盅“当”地一碰。关系仿佛又回到他俩亲密无间的那个时期。吴仲义反而有些尴尬，竟好象他俩疏淡一阵子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似的。
吴仲义不会喝酒，半盅下肚就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再挪动一下自己的脚，就象挪动别人的脚一样。对面赵昌的脸变得不清晰了。在灯光里，象一个活动着鼻子眼睛嘴巴的毛茸茸的白色大球儿。他笑嘻嘻看着虚幻中赵昌的脸，不说话；他属于那种喝多了酒不爱说话的人。
赵昌的酒量略大，但喝多了，也有些醉意，耳鸣脸热，头脑发胀。他的表现恰恰与吴仲义相反，酒劲上来之后，哇里哇啦说个不停。他觉得对方的脑袋一个劲儿地东摇西摆，但不知是吴仲义摇晃，还是自己摇晃。
酒常常会打昏心扉的卫士，把里边真实的货色放出来．赵昌感到心里象烧开水那样滚沸，控制不住了，日常的约束力消失了，他有种放纵的欲望，想哭、想喊，止不住要将心里的话全都泼洒出来。他把嘴里一块啃得差不多的鸡脖子“噗”地吐在桌上，咧开嘴说：
“老弟，我当初给你贴过大字报，现在又当了组长，顶了你，你对我有看法吧！”
“没有！没有！”酒意醺醺的吴仲义摇着双手说。“不！你对我不诚实。这可不够朋友！我赵昌不愿意当这个组长，七品小官儿，只有受累、得罪人，没什么好处。他们非叫我当不可。我实告诉你，他们因为你哥哥曾是右派，不肯用你！你不当这个组长并不是坏事。你还看不明白，今后象你这样家庭有问题的，别想再受重视，只有老实躲在一边干活吃饭。至于我运动初期给你贴大字报，我--”赵昌忽把酒盅往桌上一扔，涨红的胖脸非常冲动，一双小眼居然包满泪水，给灯光映得亮晶晶的，颤颤巍巍的，仿佛就要掉落下来。他面对吴仲义，嘴唇抖索地说：“我承认，我有私心，对不住你！我对你实话实说，当时我听了一个恍信儿说，你家里有问题，你又一向只钻业务，郝主任他……我都告诉你吧！那时他怕群众轰他。想把矛头转向下边。据说领导正布置收集你的材料，要整整你。我平时跟你的关系无人不知，怕被你牵连上，就给你来张大字报--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它全掏给你了！你要是因为这些恨我就恨吧！你恨得有理由，我心甘情愿叫你恨！”
吴仲义给酒精刺激得浑身发烧。他听了这些话又吃惊又害怕，同时又受不了别人向自己道歉、谢罪、讨饶、请求宽恕。竟如同受宠若惊那样，眼边晶晶莹莹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一手抓起面前的酒盅，举起来，带着少有的热烈劲儿说。
“过去的事，叫它过去吧！我……我们干一杯！”
赵昌听了，冲动中胡乱抓起酒盅，斟上酒，两人一饮而尽。酒醉的程度各自升了一级。心中的门儿彻底敞开。
赵昌掉着泪说：
“老弟，你这样宽宏大量，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你相信我吧！今后我赵昌保证对得起你，你只要别把我当成那种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的人就成！我再告诉你……这两年我算把什么事都看透了。运动开始时我还挺冲动。干呀，斗呀，死命的打呀，互相跟仇人一样。现在想起来挺可笑，自己这么大人，怎么跟孩子打群架一样，着了魔啦，整天不回家，白天晚上在总部里干，谁劝也不听。从小斯斯文文，没打过架，长大可好，脑袋叫人打得和大冬瓜似的……现在两派又联合了。握手言和。细想起来，谁又跟谁有仇？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整来整去没一个好的。谁又落得好处？咱们纯粹是些棋子儿。人家把咱往棋盘上一摆，咱就打。用不着了，往盆里一收。越想越没劲！”
此时，在吴仲义的眼里，赵昌的面孔已经模糊一团：说的话也听不太清。但他几乎凭着一种本能，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的警觉，感到赵昌的话里仿佛有种犯忌的危险的因素。他一边摇头--摇头的幅度很大；一边象咬着舌头儿，吐字不清地说：
“你得注意，不要乱说。否则会使你一辈子爬不起来……”
赵昌叫酒精淹没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小块清醒的陆地。他听了吴仲义的话，不知为什么，竟象过了电一样，浑身一惊，纠缠着他的酒性顿时消失净尽。他睁圆的一对发红的小眼，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吴仲义。吴仲义还在摇头，连肩膀都跟着左右摇摆，好象在风浪中颠簸的船上，嘴里还在含糊不清祖说，
“不好，不好。你这些话反，反……”
“反动吗？我，我刚才说了什么？”赵昌问。
吴仲义忽然摇摆得失去了重心，向左边一歪，靠在椅背上。多亏椅子上的扶手拦住他，险些栽倒。他彻底被酒击败，无论赵昌怎样问他，他也回答不了。
赵昌扶他上床去睡多自己快快回家。一路上，他后悔自己酒后失言。他恨酒，更恨自己。但此后他与吴仲义在一起时，吴仲义从没提到那次酒中的谈话。他也不提，不解释；如果那天吴仲义醉酸酶的，根本没听清那些话，他一提反而等于把一条模糊的线条描得清晰和突出了。再说，在平时这些话并不太可怕，尤其象吴仲义这样一个不爱惹事的人，与他的关系又不错，不会主动去揭发和告密。现在在运动中就不同了。这些话会使他身败名裂。而且，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中就不能不防，不管是谁。因此他必须随时留神吴仲义的举动，悄悄地筑起一道无形的警戒线。
吴仲义哪里会知道赵昌这些想法呢？他现在自顾不暇。更何况他那天被酒冲昏了脑袋，过后就把赵昌的话忘得干干净净。十当晚，吴仲义站在河边。从河面吹来的柔和的微风，扑在他的脸上；在晚风的凉意里，含着一种清新有力，撩动人心的早春的气息。月光在宽展的河心给波浪摇成一片钢碎和闪闪烁烁的银蓝色的光点。这美丽而发光的何映衬着他、何边的栏杆和一些小树，成为黑色的如画一般的剪影。高高的柏树在远远近近沙沙作响，帮助躲藏在暗影中的一对对情人掩盖避人的私语……
这时，在岸边月色明亮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瘦弱的姑娘，缓缓地，带点羞涩的劲儿，生活把这珍贵和美好的东西给他送来。这样迷人的月夜，犹如给栅搬走来的姑娘伴奏着一曲甜美的琴音。，但这一切与他都似乎无关了。
下班后，他赶紧跑回家，心里怀着希望，把书桌的抽屉一个个拉下来二直到露出抽屉下边那块黑暗的空间，他去掏，但只掏出来一张旧照片，一个小笔记本的塑料皮，几个书钉和两页没用的论文草稿。依然没有那封信。。最后一个转危为安的可能也失去了。他带着空茫、绝望和乱糟糟的心情，依照上次与那姑娘的约会来到这里。
几天前，他有一个甜蜜的计划。他要和这姑娘结婚，成立家庭。前两年他还抱着一点独身主义的想法，自从去年年底认识了这个姑娘，他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个姑娘懂事、内在、规矩而不精明，生活能力并不强，比不得嫂嫂，但老实又诚实，稳稳当当，他却偏巧喜欢这种姑娘。可能是怕在一个爽利能干的姑娘身旁会成为受气包儿。他盼望未来的生活能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炉火熔熔的小屋里，点一盏台灯，自己伏案研究一项未完成的课题；身边满是书。那姑娘带着妻子的贤淑的微笑，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放在他的面前--他想得就是这样简单。他希望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心甘情愿地挑起生活的担子，使他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他也盼望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夫妻的恩爱，盼望有个运人的孩子，使他这过于清静和寂寞的房间生气盎然起来。这样，远在天边的兑嫂也会放心和高兴。但是如果那封信找不到，这一切便要搁浅在幻想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这姑娘名叫李玉敏。现在站到了他的面前，拾起一双大而长、并不年轻的眼睛，却闪着年轻人初恋时那种颤动的目光。这种目光在任何一双眼睛里也会相当动人。跟着李玉敏垂下眼皮。她的心“怦怦”地跳。另一颗心却是麻木的。
两人都在沉默，但不是一种沉默。
李玉敏不敢再抬起眼看他。幸亏没有看他，否则吴仲义脸上痴呆呆、毫无感触的表情，准会使姑娘生疑。
他俩走了几步，靠在栏杆上。两人心中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境界。
李玉敏从口袋掏出一件东西悄悄给他，没说话。
“什么？”吴仲义问。
“信。”李玉敏轻声说。
“信？”他给“信”这个字搞得一惊。一瞬间，他脑袋里非常混乱，竟然想自己丢掉的那封信怎么到了她这里。“谁的？我的吗？快给我！”
上次他们见面，吴仲义提出要同她做正式朋友，她答应回去考虑。这封信正是要告诉吴仲义--她接受了他的要求。而且这也是老姑娘第一次向一个男人表露真情。此刻见吴仲义向她要信的神气如此冲动，误以为是对方进发出来的热烈的激情。她又欢喜又羞涩。羞答答把信塞在他的手中，扭过头眼望着河面上眩目的月光。悄言道。
“你要我回答的话，都写在这里边。”
“什么？不是，不是……噢，是你的信：”
吴仲义好象从梦中清醒过来。原来不是他迫切要找到的那封信！小小的一阵空喜欢，连声音都透出失望。
“怎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那好，那好。”他说。把这信揣进口袋，好象揣一条手绢。
李玉敏给他的表现弄得又诧异又气忿。恋爱时的姑娘是敏感的。自尊心象玻璃器皿那样碰不得。此时受了莫名其妙的挫伤，脸上幸福的光彩顿时消失，松弛的皮肤垂下来，在夜的暗影里显出老姑娘本来的容貌。
李玉敏离开栏杆向前走。吴仲义也离开栏杆，下意识地跟着她。
吴仲义一点也没感觉到对方的变化。他的心情坏得很，脑袋里充满了那件惴惴不安的事，一句话没有，走在身边的李玉敏好似一个陌生的路人。他伴随她不知不觉走到一个路口，忽听李玉敏说：
“你把那东西给我！”
“什么？”
“信！刚刚给你的那封信！”
吴仲义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未等明白李玉敏的意图，就被对方一把拿过去。“我回去了：”李玉敏说。
“我送你。”
“不用！”她的口气坚决，又非常冷淡，并意味着对方再来要求也会遭到拒绝。
这时，吴仲义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使李玉敏发生了误解。他见李玉敏气哼哼的，担心把李玉敏惹翻。忙说：
“我，我今儿不大舒服，你千万别介意。这信留给我行吗？”
站在路灯下的李玉敏，脸上现出一丝很难看的冷笑，她冷冰冰地说：“不用了，我看得出你改变了想法，并不真想看这封信！”说完，把那信往衣兜里一揣，转身就走了。
他呆立着，眼瞅着她走出十多步而不知所措，最后才勉强地叫道：
“我明后天去看你！”
她没理他。走去的步子很急，很快地消失了。
吴仲义往回走，心情烦乱而沮丧。他想：信、信、信！介绍信，情书，都是信。世界上每天来来往往有成千上万封信，无穷无尽的信，就是没有他要的那封信：他恍惚觉得那封丢失的信将带来的祸事已经露出头儿来，只有乖乖地等候它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