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贺达伸手，先重重挨了当头一棒。

今早他刚到公司，楼梯上迎面碰到公司党委副书记鲍维。鲍维告诉他：昨夜工艺品厂突击分房，八间房全都住满了人。

谁搬进去了！谁决定的？鲍维只说声不知道，跟着说他有事要办，扭头就走了。

这消息使贺达懵住了。他直怔怔站在楼梯上，不禁向自己发出一连串问题：这事谢灵和朱科长他们知道不？公司党委有决定，工作组决不敢擅自分房，难道工艺品厂的头头们这么霸道，置公司党委的决议不顾而搞突击分房？当他想到，昨天谢灵一直没有回来见他，便觉得此事大不妙了！他在楼里转了一圈，没找到老朱和小谢，赶紧跑回办公室打电话给工艺品厂。他按照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厂里的几个电话号码拨遍，都没有人接，他只好拨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小伙子的声音。这小伙子一听是公司打来的电话，就写一句：“房子都分完了。来晚啦，捞不上了，傻小子！”随后就“啪”地撂下了。

一听这话，突击分房的消息是确定无疑了。再琢磨接电话这小伙子的口气，可以断定厂里突击分房瞒着工人，出了偏差，闹起风波。再一联想桌上那些告状信．更大的乱子就在眼前。自己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朱科长、韩科长和谢灵三人，忽然一起走进屋来。他抬眼，严峻和审视的目光在他们脸上一扫。谢灵和韩科长感到这目光象一双利剑，不自觉耷拉下脑袋。朱科长双手摊开，无可奈何地一笑，朝贺达说：

“没办法，我们也不知道。”

贺达明白，这句话等于告诉他，即便知道也不会说。好厉害！自己还没张嘴，人家就把自己的嘴堵上了。他脸上没有改变由于气恼而不舒展的神情，问话的声调分外冷淡：“这次搬进去的都有谁？”他眼瞧着朱科长，意思是要他回答。

“王魁，万保华，杜兴……”

“好啊！”贺达有些沉不住气，说话的声调挺大，“一个供销股长，一个政工股长，一个仓库组长。成了办公楼了，嗯？还有谁？”

“还有老关--”朱科长略略发窘地嘿嘿笑，好象他自己占了房子一样。说完，他那双幽暗发蓝的眼睛从镜片后面，溜溜看着这个初来乍到、年纪不大、脸皮不老、经历有限而学生气犹存的书记。遇硬则软，遇软则硬，是他处世的一大功夫。有如武术中以实击虚，以虚化实，决不硬碰硬，吃眼前亏。

贺达一听“老关”两个字，先是禁不住露出惊愕表情，跟着有一股更大的火气从他这光洁、没皱纹的脸上冒出来。他问：

“他带头占房是不是？”一朱科长只是笑笑，不再搭腔。贺达便转脸对谢灵气冲冲说：

“通知党委委员，紧急开会--哎，老朱，咱们这就去吧！”

朱科长乖乖跟着贺达一起去会议室．贺达脑袋里乱哄哄，完全没主意。他心里清楚，必须压住自己容易冲动的情绪。他便想起林则徐挂在书斋里的“制怒”两个字，每每在他火气难禁时，就竭力使自己服从这两个字；朱科长的脑袋却凉如水，他冷静地思考着怎么对付这个看上去不难对付的秀才书记。他在世上修行了将近半个甲子，三十年了；他自信跟这种皮嫩毛软的大学生斗法，过上三招，对方必定无计可施。他并没把贺达放在眼里。

二十分钟后，公司党委成员除去病假未到和有事外出的，大多数都到齐。贺达叫朱科长把工艺品总厂头头们突击分房的事件讲一遍，朱科长却叫谢灵先讲。

主持会的贺达表情过于严肃，影响得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有些紧张。谢灵平时那张能言善辩的嘴巴今儿也不灵了。好象是那对龇出来的板牙碍事似的。他吭吭巴巴半天，说的话有皮没肉，不过这也算他的一种本事。仅仅“突击分房”四个字居然叫他绕来绕去说了二十分钟，没有碰着任何人。

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好象作家的灵感，跳进贺达苦苦思索的脑袋里，有如一道电光把他阴云般黑沉沉的思绪照亮。他突然把几句问话插进来：

“为什么在邢元贴出那分房方案之后，我在电话里特意嘱咐你们，没有公司党委的决定任何人不能分房，反而促进他们私分房屋的步伐，当夜就突击分掉？为什么邢元张贴的分房方案与现在实际占房情况基本相同？你们三人在工艺品厂搞过分房方案没有？”

朱科长没说话，点上烟一抽一吐，浓浓的烟雾把脸遮住。谢灵支支吾吾说一句：

“我们只是议论过，没什么方案。”

贺达并不相信仅仅是些口头议论。

尽管这些事完全出乎贺达的意料之外，但这个善于思索、异常敏感的人，一旦稍稍冷静，很快就看出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意外的事也是有根由的。他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发现，却实实在在感觉到，派去这三人帮乱不帮忙。他们与厂里的头头们串通一气，非但没有为解决房子的纠纷做好事，反而帮助厂里的头头们把生米做成熟饭，把他逼进一个挥不动胳膊大腿的死角。当然，他根本不想搞清这三个人与厂里的头头们的龌龊关系。这些关系根本搞不清。当务急需是要拿出一个对这非常棘手的突击分房事件的有力对策。事情本身需他稳住劲儿。而且他还必须沉着冷静，控制住情绪，连声调都得拿稳，好不叫人家看出他这个年轻的书记遇事没根。他说：

“情况就这样。同志们拿出个人意见吧！”

话说出，马上和他呼应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办公室主任邬志刚，复员军人，人虽刻板些，但他的主张很坚定，一句话，占住房子的立刻搬出来！这话叫他那生硬的调门儿一说显得肯定又有力。另一个是干部科的青年女干部顾红，去年分配来的学生，也是公司团委书记。她是那种无忧无虑又无拘束的姑娘，说话极冲，开口就带着一股雄辩劲儿：

“不但搬出来，还要提交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严肃处理。带头占房的党内要给处分，公司要通报。这种干部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如果我们纵容他们，必然在群众中歪曲干部的形象，党员的形象。那么责任就是我们的了！党员形象不是靠演员，靠小说，靠报告树起来的，是靠每一个党员实际的好作风，靠党的纪律树起来的！我就说这几句！”

贺达听了这高个子漂亮的姑娘吐出这些又干脆又清晰的话，自己真象口燥舌干的人灌了一大杯凉开水，痛快极了！他用十分欣赏的目光看了看这个毫无世俗气、甚至过于天真的姑娘。不知为什么，他一下感到五十年代--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大学时代的气息。那纯朴自然，快乐纯挚的气息。生活本来就应该那样单纯、透明、忠诚、温暖和自由自在。可是这气息在这．场合，在这时代，为什么如此强烈、如此古怪、如此尖锐地不谐调？看来文化大革命遗害之深，决非制裁了“四害”就万事大吉。他目光扫视了在坐的其它几个党委委员，个个不吱声，脸上反应冷淡，连副书记鲍维也是板脸闭嘴。这些人就象等火车耗时间那样直怔怔坐着。会议不能这样不了了之。贺达有些心急，催促一句：

“哪位接着讲？”

这话是面对朱科长说的。朱科长被逼无奈，接过话来，一手慢慢腾腾敲着烟卷磕烟灰，一手翻来覆去弄一个火柴盒，说话的节奏比磕烟灰的节奏似乎还慢半拍，说话的口气与速度都和顾红形成对比：

“小谢和我，还有老韩，下到厂里了解情况。这厂里问题不少，人人住房都困难，房子只有八间，无论怎么分也难摆平。今天这事出来了，我看……既然出来了，先得承认这个现实吧，至于……”

顾红抢过话来反问他：

“什么现实？是遵守党纪的现实，还是破坏党纪的现实？”

“小顾，现在可不兴乱扣帽子。党纪，未免说得太重了吧？再说，这是工艺品厂自己盖的房子，厂里有分房的自主权，厂里还有党委。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事还得由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不能包办代替！”

贺达听到这里，忘记自己是主持会的，更忘记“制怒”那两个字，一连串话象火车驶出山洞那样蹿出来：“那要看什么样的厂党委！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基层领导，还是只顾询私舞弊的一小群掌权人？自主权是谁的？群众的，还是几个人的？如果群众利益受到伤害，我们上级党委就连过问一下，制止一下都不必要？我们把权力下放给基层领导难道能象封建时代把土地分割给藩镇诸侯那样吗？你们看--”他说着站起身跑回屋，把那上百封信抱来，“啪”地扔在桌上，“你们要是把工艺品厂这些群众的告状信读一遍，能不动感情？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就因为它得人心。如果我们以为权力在握，胡作非为，就会一点点失掉人心，就会亡党。我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要给谁扣帽子！”他说完，冷冷瞅了朱科长一眼。

朱科长与他隔桌相坐，连他两片薄薄、光亮、发红的嘴唇微微颤抖也看见了。他原以为书呆子的天性是懦弱怕事，不敢得罪人，哪知道书生更憨直和认真，逢到紧关截要的关口，就和工人一样直来直去。他感到，贺达每句话都象一根粗大的钢针，硬往他脸上扎。但他脸皮结实得很，什么热的、冷的、辣的、硬的、酸的、尖的．都遇到过，毫不在乎。而且他深知这些话绝对动不了他的根儿--罢他的官！他把现在这套摸得很透，象他这样的中层领导干部，如果没犯什么实实在在的错误，不但罢不了官，而且只升不降。即使调到别处，照旧是科长。他怕什么？对于他来说，最难对付的只是那种胸有城府、不动声色的人，最好对付的恰恰是这种喜怒皆形于色的人！故此他面对贺达，把两颊的皱折都对称地弯成曲线，好象受了上司误解挨了批评，勉强笑一笑，索性不说话了。

其余几个人，好象打定了主意：不点名到自己头上决不说话。这架式仿佛故意给贺达冷场。贺达的目光转向谢灵，谢灵担心贺达叫他再说话，赶巧有人叫他去接电话，他急忙抬起屁股就跑了。

贺达扭脸问鲍维：

“你的意见呢？老鲍？”

鲍维黑黝黝的脸上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神态，说：

“我有什么法子？总不能把老关他们轰出来吧！真的要轰，怎么轰？麦出来，老关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今后工作怎么做？”

鲍维一向无所不能，练达得很。虽然他是从鞋帽公司调来的，不懂工艺品，但无能照旧可以当官。当官的秘诀是不犯错误。他死守这一条。因而公司换了几次头头，唯独他没换掉，全公司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是他的人。故此今天他这副无能的样子纯粹是装出来的。贺达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他想起鲍维一早告诉他“突击分房”一事时没作任何表态，再听这几句话，分明是在袒护工艺品厂那些占房的头头们。“官官相护”--他一想到这四个字，心里真的起火，止不住说：“我看老关他们搬出来倒比霸在房子里边更能得到威信。威信这两个字挺有意思，一是以‘威’取‘信’，一是以‘信’得‘威’。凡是想从‘威’上取得威信的人，决得不到真正的威信！”说到这里，他忽一惊，这一惊是对自己。因为自己从来不用这种毫不客气、不留余地的口气说话，今天怎么啦？这种话会把一个心地狭窄的人得罪一辈子！

果然，鲍维听了，黝黑的脸立即罩上不快的阴影，沉吟不语，双方也就但住了。其他几个委员看出界限分明，说话必须有倾向，开口就得得罪一方，更得装哑巴。于是党委会立刻变得无声无息，只有朱科长不紧不慢抽烟时，火烧烟纸丝丝响，还有近来手脚发麻的韩科长不断搓手的嚓嚓声。

这时，谢灵急冲冲地进来，好象有什么大事。他把一份电话记录交给贺达。贺达一看，连脸颊都好象发出光彩。这一微妙的表情叫朱科长看在眼里。不等他想方设法探听，贺达已然迫不及待，声调振作地说：

“吴市长刚来了电话说，工艺品厂领导突击分房一事，市里已经知道了。市委的意见是--”

朱科长看出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非同一般。突击分房是昨夜的事，市里这么快就知道并跟着做出反应，可见市里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止不住问：

“什么意见？”

贺达没瞅他，念了一遍电话记录原文：“市里决定，把解决权力交给你们公司党委，请你们尽快办好，负责干部要得力。哎--”贺达一边把电话记录转手给鲍维。一边抬起眼问谢灵：“市长还说什么了？”

谢灵犹豫一下说：

“要您把解决情况直接汇报给他。那记录上写着吴市长的电话。”

谁都知道这个去年才由团中央调来的市长是个颇有头脑又敢做敢当的人。朱科长表面上不露声色，其实泄了气。顾红故叫道：“太棒了，市委坐劲就行！”鲍维的脸色很难看，可是当贺达要大家发表意见时，鲍维却抢着说：“我看这事最好由贺达同志挂帅来解决：怎么样？”这一次，鲍维丝毫显不出无能的样子了。

朱科长立刻明白鲍维的意图，接过话就说：“好，贺书记一抓到底，我同意！”他明白关厂长那些人脑袋个个不好剃，现在厂里一团乱，只要这个不通世事的书生涉足进去，保管什么事办不成，不脱层皮也得落个神经衰弱：他这一句话就等于帮着鲍维把贺达往漩涡里推了！

顾红和邬志刚也同意贺达亲手解决。他们的意图自然和鲍、朱二人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正气在身的书记抱着信赖和希望。

贺达沉了一刻，没说话，脑筋却在疾转。他渐渐悟到这件事的份量。他虽然不完全明白朱科长原先不愿意他过问这件事，现在又急于把自己推进去的根由，但他知道这事要给他招惹一帮冤家，缠住许多找不着头绪的麻烦。如果他不干，他刚才那些气概非凡的话，就成了一大堆好听的空话，成了叫人耻笑的话柄。他无意间抬起眼，瞧见一双双眼睛正对着自己：年轻、明朗、期待的，混浊、窥察、老谋深算的，疑虑不安的，不可思议的……他觉得每一种眼睛都是一种压力，各种压力合在一起就压力十足。但这压力在他心里激起一股热血，直往脑袋上冲。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把缸子往桌上“梆”地一撂，摆出一副应战者的姿态，果断地说：“好！我来解决！”然后扭脸对谢灵说，“你马上给工艺品厂关厂长打个电话，叫他和其它占房的人三天内全搬出来，把房子腾空，钥匙交到我这里。如果不交钥匙--”他目光闪闪，下面的一句话象抛出一个重磅炮弹，“那就别要党籍！”

这句话使党委会所有人都惊呆了。朱科长镜片后一双幽蓝的眼珠子简直要对在一起了。他不明白这书呆子到底要干嘛！是不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