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追求平实何顿

八十年代中期，我认识了一位作家朋友，他对我说：“写作的技巧就是无技巧”。他说这是老作家巴金说的。我当时还大不以为然，当时我的脑袋是在现代派小说的漩涡里打转。但这些年来，读了那么多的书，为了把小说写好，还读了不少写作技巧方面的书及国内外著名作家谈小说艺术的体会，然而真正影响我的却是“写作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每当我在写作中想玩什么花招时，这句话就填满了我的脑海。我理解巴金老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追求平实。所谓平实，当然是平坦朴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有一位品味不低的朋友曾对我说，他现在根本就不看杂志，因为他觉得读起来累。这自然是一些作家玩弄技巧的缘故，诸如下打标点符号啦，时间颠三倒四啦，笔头一个劲地在梦里游走啦等等。读一两篇还觉得新鲜，读多了就觉得烦，另外还深切感到这些作家都是外国现代派的儿子，甚至说是孙子也不过分，于是就充分露出不够聪明的本相来。我觉得刊物失去读者，与这批作家不无关系。读者读书无非是消磨一天里多余的时间，不是要跟着作家的脑袋转。既然读起来那么费力，人家当然就不如去读《大众电影》或《海外星云》什么的了。我从前没这样看，相反，总想在小说中弄出一点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来，于是结构上经常动一些脑筋。当然这很费劲。我写《三棵树》和《月魂》就是这样写的。我把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故意打乱，分成一块一块地交错开，时间上一时跳过来一时跳过去，结果并不理想。虽然，也有人曾对我说，那样写有点意思，但我自己感到意思并不大。我在写《就这么回事》和《我们像葵花》这两部长篇小说时，摈弃了那些想法，而是用巴金老人的“无技巧”这句话鞭策自己，告诫自己要尽量往“平坦朴实”的路上走。

我是学美术的，学油画，在我考入大学时，我的梦是想当米勒那样的画家，后来兴趣渐渐转到文学上了，大概这是命中的事吧。不是《收获》，可能现在文坛上就没有何顿。我在八十年代末时活得很灰心，家里除了一柜于书和两抽屉没有发表的作品（后来搬了三次家，把这些稿子烧了），其它一无所有。我在妻子的怨声中，没法理直气壮地坐在桌前读啊写了，就弃笔去搞装修，居然赚了一些钱。但立志文学的心却不死，在这个装修与那个装修的间歇里，写了个中篇小说《生活无罪》，投到这个刊物那个刊物都遭到了退稿的待遇，后来鼓足勇气投到我非常景仰的《收获》，没想在肖元敏女上手上发了。这个肖元敏当然是《收获》的肖元敏！这几年，我自然没干装修的事了，尽管装修比写小说赚钱！我是个完全靠写作维生的人，还要靠稿费养活女儿，所以比较勤奋。我在写作中信守“行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是韩愈说的，我曾经把这个句子抄在纸上，又贴在记事牌上，充当我每天写作的座右铭。我一般是有了一个构思，而构思又在脑海里想好了后，就每天上午写作（直到写满三千字才休息），下午便看看书，晚上则出去玩，去熟悉自己想要去熟悉的朋友，增加点生活素材。我目前正在写一部书名为《大水》的长篇小说，不是写抗洪救灾，而是写一对青年夫妇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受到的压抑，想探索人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附录二何顿：“晚生代”与世俗关怀

一、

作为今年6月份出版的《小说界》封面人物，坐在我面前的何顿已经少了那把钢刷似的络腮胡子，在家里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吸着“白沙”烟，说一口长沙话的随意侃谈，使我更为真实地感觉到他以及他那让人吓一跳的小说境界。

文学界最近冒出个“晚生代”的名词，以区别于前两年着眼于世俗生活描述的“新写实”作家群，如刘恒、刘震云、池莉、苏童等，而何顿便被认为是“晚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直面俗世的胆略和平淡如水的手法，构成了“晚生代”作品的逼人风景。然而等我问起何顿对这一界定的看法时，他却说，什么“代”不“代”，都是评论家的划法。他只认一条，就是把小说尽量写得“像”，写得让人看后“哦”一声。就这么回事。

1993年起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生活无罪》而引人注目的何顿，以后便在《大家》、《钟山》、《上海文学》等纯文学杂志上屡屡亮相而一发不可收拾，且让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读完后都会或长或短地“哦”一声。其中，《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我不想事》、《弟弟你好》、《荒原上的阳光》、《太阳很好》等尤为引人注目。前两部（长篇）已分别被杜宪和张艺谋购去影视改编权。何顿现已经出版了4个中长篇小说集，另有一套多卷本的文集正待出版。在人们言及纯文学便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如今，何顿的作品却在一部又一部不经意地冒了出来，无疑有点让人惊奇。

二、

因仰慕美国军事奇才巴顿将军而将自己改名为何顿的他，其实早在198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只是到了1993年在《收获》发表中篇《生活无罪》，反响很大，才使他从文学梦的低谷中走出来，并因此鼓足勇气。在人们纷纷下海的年月，他却由一个干了好几年装修的小老板抽身而出，坐到家里的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铺就他的专业文学之路。

何顿作品充满一种对都市世俗生活的关怀。他以前也写过农民、教师、大学生等，但真正找准自己位置的是对90年代社会经济变革中所冒出的都市“新人类”的刻画。从学校辞职职到自己干装修一行的经历，使他有可能与这些形形色色“在社会上混”的人接触，并且有时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混”在长沙话中是要有一点本事才可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个“混”字道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这些人是新的市场环境中的存在，他们不靠工资收入来养活自己，而是在市场中获得生活的基本资源，靠削尖脑袋去挣钱，并在其中获得心理和肉体的快慰。他们不是大款，他们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一群人：也许只是开一摩托车修理店或一个摈榔烟摊，搞一个时装精品屋或者家用电器店，或者买一辆中巴开开，贩赎和走私一点洋烟与电器，顶多成为一个装饰公司的老板或者一个百页窗帘厂的厂长、歌舞厅的经理。他们构成了整个城市的予盾方面。他们的情感倾诉和行为方式与80年代初刚刚开放时的地摊主儿们不可同日而语，却又是那样一脉相承。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凭本能欲望而讨得一份生活。金钱与性是他们毫不隐讳的人生快药。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为自己干，干完后又可大把大把到歌舞厅去挥洒自己的血汗。他们敢一双手戴8个金戒指，两只耳朵戴4个耳环。为哥儿们义气，他们好得除老婆外其他都可以共享共用。可在外讲蛮斗狠时，一句话不顺便可大动干戈。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凭本能生活，正因为如此，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是他们看似平常的所在，而死亡之神也常常光临。何顿称：这就是他在小说中为什么总是涉及死亡和监狱的原因。

何顿称好作品应是写生活，而不是谈生活，更不是脱离生活而去臆造一个梦呓般的世界。

三、

遍布于何顿作品中浓郁的当代都市风情与地方味道，是他的小说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何顿写长沙，正如贾平凹写西安、池莉写武汉一样，那种独特的风情环境使他们的作品各呈异彩。

恰到好处的方言运用和俯拾即是的精彩类比，使何顿的作品讨好不少读者。如“宝里宝气”之于傻里傻气、“放肆发狠”之于拼命努力要活生得多。不说那人身上无钱，却说“他身上焦干的”等等等等。许多兰州、上海，北京的读者看到这完全陌生的话语，都称奇道绝，而又没有什么语言障碍。

何顿称世俗的、具体的生活才是魅力无穷的，而语言更是作品生动耐看的关键。大学里学习油画的他，在拿起了写小说的笔后。自然也潜移默化地把绘画的技巧用到语言上。他说要让人能用手

去触摸到作品中的人物，写出生活的质感来。如他描写一个人生就一双板栗眼或者鹦鹉眼，鲢鱼嘴，一个槟榔壳的脸；说那个人的眼睛凹下去，称为池一双眼睛躲在树阴底下，时不时翻开两片烂树叶（眼皮）……何顿善于把虚虚的东西用人们习几常闻的实事来形象地类比，这样一来，捉摸难定的感觉也就可以用手去触摸了。

四、

如今“上岸”专以写作为生的何顿称，目前正是他状态最佳的时候。每天坐在电脑前敲三四千字，使他感到已找到自由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他一方面认为文学是一个圣洁的梦想，不敢有丝毫“玩”的成分，另一方面又视目前这种生活方式如同老师教书、干部上班、工人做工一样平常，只是另外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有人下海，也就有人上岸，他称这种自由的生活中既不会有黄世仁的逼债，也不会有刘文彩的压迫，当然如果到时真的不能因此而养家糊口，那就转行。

何顿今年上半年已有一个长篇，三个中篇问世。如令正在写作一部描写60年代从长沙到江永的一批知青的长篇。他为此重访了近百个当时知青。这部暂定名为《眺望人生》的长篇，是他近年来精心建构的作品。他自信地说，到时可能会吓你一大跳。

原载《深圳特区报》文周国和

附录三阳光与荒原

阳光与荒原，是何顿的长篇小说《荒原上的阳光》中的两个重要意象，它们深刻揭示了小说主人公马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马民们的精神处境。我原先一直以为，抱持“生活无罪”的基本信念追求世俗享乐的马民们，在精神上也一定是十分满足的。作为早已超越整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小康生活）而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汽车和洋房、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享乐，早已演变成了整个时代的集体幻想。他们志得意满、招摇过市，他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你有什么理由更有什么勇气来怀疑他们精神的富足？不是说，他们除了这些，“我不想事”？

可是在何顿这里，我读到了马民们对自己精神处境的悲剧性体察。他们发现自己“除了赚钱还是赚钱，变得很物质了”，“既不懂得生活的痛苦，又不懂得生命的痛苦”，“觉得自己活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活下去”。在精神的荒原上：

他觉得他是那条晓着瘦屁股往阳光里走去的牛，前面那束阳光金灿灿的，这条垂头丧气的牛正缓缓朝着那束阳光近去。

而阳光——那使我们精神得以充实并使我们一切的现世努力显出意义的阳光会是什么呢？是爱情，还是更为巨大的物质财富？显然都不，因为它们都为马民所拥有却并没有给他带来阳光。相对于它们，阳光的意义显然更为丰富、更为抽象，因此也更加难以企及：

阳光是捕捉不到的，他想，你怎么去抓阳光呢？你能把水抓住吗？你只能抓住石头，抓住草，但阳光是无法抓的。阳光只能感受，而不能捕捉。

至此，我们发现，市民英雄对自己精神荒芜的体察和对具有某种形而上色彩的“阳光”的渴望与追求和知识分子精英人物的自我反省取得了一致。在最早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王晓明先生所著的《刺丛里的求索》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传统的信仰早已打碎，新的替代又在何方？在今天，大概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痛感自己精神上的荒芜吧？除了那被刺激得异常发达的功利欲望，我们从头脑里竟找不出别的东西，在超验的层次上，简直就是两手空空！

一个这样无限的人，一个这样缺乏信仰，对自己的生存依据茫无所知的人，当然就只能随风逐浪，东倒西歪……

就精神体验的深刻性与丰富性而言，现实中的马民们和文化精英相比，自然多有不同，但以他们的思想独白互为参证，却又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便是在只剩下“异常发达的功利欲望”的精神荒原上，他们都如一头奋力前行的老牛走向阳光。

这样，一个迫切重要的问题便摆在我们面前：面对共同的精神处境，人文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只“安心倚靠”于“对诗和艺术的感动”和“对美的体验”？在努力做一个“原学”的“学人”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多点“人间情怀”，做一个“原道”的思者？在整体性的精神荒原，我们不能满足于砌一座小小的塔，更应该做一个勇敢的盗火者，而后者的任务往往更加艰巨，也更加光荣——他不光要凭其智慧和勇敢盗取火种，更要凭其赤诚和勤勉播撒光明。盗火与播火，是荒原的渴望，也是历史的吁求。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理想的几度受挫部兮地导因于特殊的历史变局，那末，世纪的精神荒原对于知识者来说，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但愿在历史的未来，不会再一次发出错误的遗憾！

原载《中华读书报》文何言宏

附录四评论人旁观何顿

●1995年1月华艺版《生活无罪·序》

像何顿的叙事既没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在“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在九十年代中国彻底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显得尤为真实。

——陈晓明《晚生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流向》

●1995年12期《博览群书》

近年来，他的小说像是举行“地毯式轰炸”，格外引人注目。何顿是这洋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既使是不署名，你也会猜出作者来。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身世，不同的遭遇……如果需要用一根线索串联起来的话，那就是人生不能承受的挫折是共同的。仅以他近期的三篇小说为例：《月魂》写了社会的挫折；《我们像葵花》写了爱情的挫折；《无所谓》写了命运的挫折。

——赵为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挫折——读何顿的三部小说》

●1996年1月2日《北京青年报》

何顿在今年被一些人认为是具有追苏（童）超刘（恒）潜质的唯一一位青年作家。他在今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我们像葵花》，其读者就相当之多，以至于让人感到何顿像太阳，读者像葵花。何顿在晚生代一族中以领衔位置在1996年或许会愈发突出。他的作品，被广告为“照相写实”，但在作者本身看来却非常简单。何顿说：“我纯粹是个靠写小说卖钱而维持生计的人，这就跟街头上炸糖油粑粑的农民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一心在炸自己。”

——黄集伟《检点1995架上书》

●1996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以冯建军这样一群“没有故事”的小人物构筑长篇小说的并不多，何顿却在《我们像葵花》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如果仅仅只是这一点也并不稀奇，重要的就在于何顿从“没有故事”的人身上发现了故事，而且这故事的叙述又令你不得不认真地去面对这一群人以及隐藏在这一群人背后的社会、时代成因，仅此一点，不也就是饶有趣味的事儿吗？

——潘凯雄《实力派作家竞献长篇创作新因子》

●1996年第2期《大家》

何顿的小说没有那种很超越性的理想，但却有了自己的一种极为可贵的世俗关怀。他不是要与今天的生活决战，而是把今天的矛盾、困惑呈现出来。他写的城市是长沙。长沙在中国不是最典型的大都市。虽然是省会但并不很大，但何顿小说却是非常之城市化的，也很洋气的，虽然有许多方言土语，但还是会让人感到很洋气。没有什么滞重的感觉。

——张颐武《九十年代文坛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