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周小峰身边的小姐拉着周小峰步入了舞池，坐在马民身旁的小姐动了动她的肩膀，也站起身，瞧了眼灯光忽明忽暗的舞池，对马民说：“先生，我们跳舞好吗？”

“我不想跳舞，”马民说，目光抛在那个衣着漂亮的正唱着歌的女歌手身上。

小姐就拉他的手，“我们跳支舞，干坐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小姐说。

马民对这个姑娘没有兴趣，懒懒地推开她，马民心里知道这些女人都是在掏男人的腰包。马民从心理上抵触这类女人用甜言蜜语的口吻说话。姑娘又嗲声说：“先生，我们跳舞去。”说着就往马民身边一贴，又要拉马民起身。

马民不肯站起来，马民把她的一只手扳开了。马民本来是来找快乐的，赚了钱，不把一天的疲劳倾泻在夜总会，又倾泻在什么地方？但马民的心却不在夜总会，而是在彭晓身上。

“这位靓哥，”小姐又笑笑，很想拉他去跳舞。“我们去跳舞好不好？”

“我不想跳舞。”马民一颗心非常骚乱，“我只想坐在这里休息。”

舞曲完毕，周小峰和那个小姐缓缓走来。“哎呀，你们坐在这里不跳舞？”周小峰说。

马民让小姐站到一旁，他望一眼周小峰，周小峰正手牵着那小姐的手，脸上布置着可爱的笑容。“你们就这么亲热了？”马民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口茶，望着周小峰，“没一点味，我想走。”

“还玩一下。”周小峰说，“好好地陪我这位老弟，不然没钱付给你的。”

小姐看一眼周小峰，目光扔到了乐池里，乐他的地上闪烁着一片红红绿绿的光斑。一支抒情歌曲又开始在大厅里飘荡起来，就像蝴蝶在你耳边飞着一样。小姐理了下头发，重新把脸上的笑容布置得很温柔可爱，对马民娇声说：“我们先跳跳舞行吗？”

马民绷着脸站起身，两人步入舞池里，马民就搂着她，随着有力的节奏声跳着舞。一支舞跳完，两人回到座位上，马民拿起一支烟放到嘴边叼着，点燃，抽了一截，又和那个小姐步入了舞池，不再想入非非地很随便地跳着舞。

晚上十一点钟，两人从港岛夜总会走出来，两个小姐跟了出来，马民付了一百元小费给了紧跟在他身边的姑娘，马民走进桑塔纳，发动了汽车。周小峰想约那个同她跳舞的姑娘一起走，在那里做她的思想工作。马民等了一气，见他还在那里罗唆，就烦躁地按了几声喇叭，按得喇叭发出刺耳的叫声。周小峰快快地走过来，脸上飘扬着不快，一张脸就显得黑黑的。“你今天怎么了？”

周小峰钻进汽车后，马民质问他，“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罗唆的？不同意就走，又不是谈爱。”

“我也还喜欢那个小姐，”周小峰说。“身材极好的，也很会说话。”

“对于这样的女人，不要谈喜欢两个字。”马民将汽车驶上马路，“我是把她们不做人看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她们都不配你喜欢。”

“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

“这个思想还是你灌输给我的。”马民说，“你是一天一个思想，你被叔本华毒害得太深了。叔本华那玩把戏的要是死在长沙，我要调两个民工去挖他的坟墓。”

“你没有资格说叔本华，你连他的书都没啃过一本。”

“我只喜欢毛主席。”马民说，把车驶到了快车道上，“毛主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话好有气魄？至于叔本华，做我的崽，我还要考虑。”

周小峰不屑回答地一笑，把眼光抛到了暗幽幽的马路上。街上车辆行人都已经稀少了，只有路灯在昏暗的大马路上闪烁。马民把周小峰送回家，自己就开着汽车朝家里奔去。妻子居然还没入睡，见他进来，就从床上坐起来说：“你怎么才回来？”

“和周小峰一起有事去了，”马民懒懒地说，“你睡觉。”

马民洗了脸，洗了脚，坐在客厅里点上支烟吸了几口，觉得口发躁，便揿灭烟蒂，叹口气，走进卧室。妻子在昏暗的电灯（女儿睡觉害怕黑暗而特意装的小灯泡）下，睁着两只灰暗的眼睛愣愣地瞧着他——那两只眼睛里的世界是离奇而惨淡的；头发散乱在天蓝色的枕头上，一张憔悴的脸对着他。“你还没睡着？”他说，“你晚上吃药没有？”

“吃了。”

“吃了就应该睡得着，怎么又睡不着的，想什么？”

“没想什么。”妻子睁着两只黄黄的眼珠望着他，妻子的眼眸很大，是那种大眼睛女人，愣着瞧着你时，眼睛就显得大得让你不舒服。妻子愣着瞧着他，想征求他同意的样子，“我不吃药了好不好？我这几天腿发麻，就是吃了药，脑壳也是木的。”

“那不行。”马民起身点了下烟灰，“医生说，起码要吃两年，你现在还只吃了一年，要吃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上次你就是吃了大半年就没吃了，结果不是又发了？你再发你的工作能力就会进一步下降。我情愿要你吃药，情愿要你脑壳是木的。你现在还只三十三岁，你的生活道路还很漫长，你不好好养病，吃亏的是你自己，晓得不？”

妻子的一双瞳仁黄黄的，很散漫。

“我只愿你快点好起来，你的身体是我最担心的。”马民瞧着她，“好好睡觉。”

妻子合上了那双大眼睛，但上眼睑却在眼球上不听思维地微微颤栗。

马民的妻子早在三年前就不是正常人了，精神和思想都成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人，那个世界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世界。马民在妻子面前有一种负疚感，总觉得妻子的不愉快，妻子在厂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例如不给她加工资等等，都与他用欺骗的手段背叛军工厂有关。六年前，当厂里有人看见他请了并事假在外面搞装修而使家里富起来后，就不再同意他请病假了，并在大会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此事，只是没点名道姓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说马民。马民知道请病假不行了，就提出停薪留职，但是身为军人出身的分厂厂长，却不同意他停薪留职到外面去发财。分厂长仰起头不愿意望他地看着立在墙角的档案柜，“要就调出去，要就辞职。”

“怎么别的工厂的工人就可以停薪留职，我就不能？”马民生气地瞥着厂长。

“我们是军工厂，有铁的纪律。”厂长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说，“我们一分厂不搞这一套。我们一分厂的哪个职工不是上班规规矩矩的？我不搞停薪留职这一套。”

“我就是要留职停薪，”马民赌气地冲他大叫了声。

“我就是不同意你留职停薪，除非我不当这个厂长！”

马民心里清楚他是很难说服这个曾经当过连长的分厂厂长的。马民知道他在朝鲜战场上因奋力杀敌还得过政府颁发的勋章，马民还知道他是一个固执得吓人的角色，他认准的事情就是三条牛去拉都不会回头。但是马民却不愿意舍弃当时正吸引着他的一笔二十万元的装修业务，而这笔业务做下来，他至少可以赚七万元，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工厂。然而他的这一举措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背叛了“革命”，在钉是钉铆是铆的老军人眼里遵纪守则就是革命，他离开集体，那等于是革命的叛徒了。他留下的阴影自然就笼罩着他妻子，使妻子在厂里受到各方面的排斥，厂里搞优化组合，妻子因只晓得伸一字和翻斤斗，其他一无所长，当然就被排斥在优化组合的门外，等待厂里重新分配，终于在等待中忧郁成疾，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精神病患者。马民曾经想，倘若妻子是同那个团委书记结婚，也许就不会患精神病，那个团委书记如今成了华光电子厂管总务的副厂长了，而年轻有为的副厂长的妻子，自然是不会被排斥在优化组合的门外待命的。马民还觉得自己如果在厂里，妻子也不至于这样。他分到华光电子厂的头两年里，他一度因会打篮球，厂里的头头和工会的头头都对他印象很好，如果他坚持在厂里工作，说不定他也是厂里中层干部了，因为华光电子厂在八六年提了一层大学生走入中层领导的岗位。倘若他提了中层干部，他的妻子也不会被五分厂毫无顾忌地推卸给总厂去重新安排。

马民的妻子十一岁就因腰功好骨头软招进了省体操队，那是一九七二年，当时珊珊还在读小学四年级。那时候可是真叫人羡慕呢！但是珊珊并没在省体操队干出什么成绩来，也许是命不济，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在她的体操生涯上，她连一次奖牌也没拿过。尽管她每天都在优美的旋律中勤奋地练功，而且有些体操动作还做得极其漂亮迷人，但一到比赛场中，她就心理紧张，一身颤抖，腿甚至都发软，她生怕自己失败，结果就总是失败。随着年龄的增大，教练对她彻底失望后，她在省体操队吃吊手饭吃了几年，做一些打扫场地的事情，接着就被安排进这家工厂。马民同她恋爱一个月后，马上发觉她是个极为自卑的姑娘。她表面上的清高只是一张纸，实际上她心里软弱得像一团棉花。她觉得自己书读得太少太少了，连小学也没毕业，她的自卑就在这里。这种自卑像老鹰的利爪逮着一只鸡一样一直紧紧地抓着她，使她干什么事情都放不开手脚，都担心自己做不好，使她随便同什么人接触都以为对方看她不起，认为她没有什么文化。马民深深地同情她，鼓励她平时看书学习。马民反而更爱她了，对她说她还年轻，还可以设法补救。

“你应该活跃点，珊珊。”当马民发现她老是一个人守在家里不言不语时就告诫她说，“我发现你太孤独了，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屋里闷着迟早会闷出病的。”

妻子说：“她们说话我插不进嘴，我跟她们谈不进去。”

“世界上尽是事情，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乱扯，比如衣服时装都可以谈。”

但是妻子不愿意去找人扯谈，她宁愿呆在家里。当厂里优化组合，她被同事们抛弃在门外后，她变得精神抑郁不堪了。她不愿意同任何人打招呼，甚至都不愿意同马民说话。她总是对马民摆摆手说：“我不想说话。”她是个内向的女人，她不会哭，也不会闹，她意至都不懂得怎么吵架。她把一切痛苦都很好地锁在心扉里，不想展示给人看。她默默地瞧着丈夫忙碌，对马民赚的一笔一笔的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高兴，反而更感到自己无用。当马民发现她思想异样，说出一些令他大吃一惊的怪话时，马民全身都发毛了。

“你怎么了？”马民绝望地看着她，“你怎么了？”

“我好好的，我什么怎么了？”妻子不明白地瞧着他，愣着那两只大大的目光非常散漫的眼睛，脸上也失去了那种漂亮的光泽。

“你说你不愿意看电视，是因为电视机里的人是说你。”马民不安地说，“电视机里的人是在演电视剧，和你有什么关系？难怪你连电视都不愿看了。”

“我就是觉得电视机里的人在说我，”她非常凄凉的模样说。

“你要去看病，我怀疑你跟你舅舅一样有精神病了。”马民悲凉地盯着她。

妻子的舅舅早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患了精神病，那时候她舅舅在一个工厂，是什么保皇派，被造反派的抓去关了一个月，出来后就成了精神病患者。马民同妻子恋爱时，妻子的母亲告诉马民，她舅舅被造反派打成了精神玻当时马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反正这个舅舅和他们没有关系。但现在想来，马民深深觉得是有关系的，她们家的人是经不得打击的，一打击就可能神经失常。她们家的祖先一定有这方面的病史，否则不会一个又一个地变成精神病患者。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人何止成千上百万，可是变成精神病患者的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马民自己的父亲，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造反派勒令去挖防空洞，跟老鼠样生活着，但并没变精神病人。

“你要振作起来，不要胡思乱想。”马民感到一阵阵心寒说，“你还只三十岁，你晓得不？你这样下去，你这一辈子不会完呢。”

妻子警觉道：“你莫管我，你走罗。我自己一个人过，我什么都不需要。”

“你要去医院里看看，有病不要紧，只要及时治就行。”马民深深地瞅着她，“你要相信我的话，不然你这一世就彻底完了。你知道吗？你还只三十岁，还来得及把自己调整过来。你要朝我看！

你丈夫有能力使你过得好，你这样一想就应该通了。”

这是三年前的一番谈话，马民总以为凭自己天生的赚钱的本事，能够使妻子从精神病患者的世界里挣脱出来。马民用摩托车（那时他还没买这辆桑塔纳）送她去看病，督促她吃药，以为用自己的爱能把她从深渊里拯救出来。但是这种病一旦患了，是不那么容易恢复的。马民觉得她的脑海里面有个魔鬼，这个魔鬼既然钻进去了，是不会轻易逃跑的。医生对马民说：“这种病甚至是一辈子的事，你是她丈夫，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有过治好的病例吗？”

“治好了也还要吃药，只是在剂量上减少而已。再说，工作能力也会相对下降，想完全恢复到患病以前，那是很难的。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医生语重心长地说。

马民有这种思想准备，但他以为经过努力一切就会好，然而经过三年的奋斗，他知道就是这样子了。他现在很后悔，当初怎么会和她结婚，现在他深切地感到他不是与一个正常人生活，而是同一个因为每天必须要吃舒必利而变得感觉麻木的女人生活在一起，马民很想摆脱她，去寻找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和一种正常女人的爱。马民瞥着床上的妻子，心里萌升出一种没法说明白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