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听了我的话，收了折扇，用它指着子卿谴责地说：“可子卿整天到月的不着家，我像根本没他这么个儿子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的多么好，穿的多么好，吃的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子卿他变了。他心里开始没有我这个娘了……”
我笑望子卿。
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您呀？我成年到月的在外边，又不是学放荡，是为了……”
子卿没把话说完，接电话去了。
他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他母亲用折扇指着他继续数落他：“你想说是为了挣钱对不？钱、钱、钱，你心里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儿呵，钱这东西，趁多少才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您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尽说些抬杠的话。就我苦心积累那点儿钱，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再挣行吗？不用太久，一二十年后，准就显出咱们穷了！到那时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吗？”
老人家张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朝子卿要了一支烟，吸过两口后，尽量用一种客观而公正的口吻说：“子卿，你这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也算刚脱贫，那我不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不是就等于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吗？……”
子卿又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您。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眼下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方，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因为穷而自卑了……”
他母亲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老人家又问我：“晓声，南方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说：“不是啊大娘。在南方，很有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哪儿像他说的那样，他尽胡说！”
老人家接着问：“我也不信一二十年后，咱们中国，就会从地球上原先差不多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球上最富最富的一个国家，富得连我们现在过这种日子，都算过不下去的穷日子了！”
我说：“大娘啊，我也不相信的。这样想纯粹是自欺欺人，纯粹是一种梦想。”
老人家双手一拍，极为赞同地说：“你的话大娘爱听！听了不来气！连早年‘脏街’上那种穷日子都熬过来了，过着眼前这种福日子还口口声声说刚脱贫，不是太烧包了吗？”
我看了子卿一眼，批评道：“子卿，大娘说你烧包，我听你那些话，也觉得你有点儿烧包，你承认不承认？”
子卿被他母亲和我说得脸上挂不住和悦了，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人家说：“他不爱听咱俩的话，是不？”
我说：“是啊，他不爱听呢！”
老人家压低了声音，要求地说：“那你也得替大娘训训他。平时我一个月里难得见着他几次面儿。一句话他不爱听，转身就又走了！你有责任替大娘训训他。你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年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他不会真生你的气。”
我苦笑道：“大娘，他就是真生我的气，该说我也得说啊！悠悠万事，孝敬老人是第一桩大事吗！”
老人家就动了感情，又双手攥住我一只手，老泪汪汪地说：“他这不是等于把我当一尊菩萨似的供起来了吗？可大娘不愿当菩萨啊，大娘愿意当一个儿子的娘啊！不在眼前还则罢了。这明明知道就在身边的时候，想见都见不着，算怎么回事呢？大娘已经又十来天没见着他个影儿了！今天是因为你，他才稳下心在家老老实实等着。我还能当他几年的娘呵！一二十年后，大娘早没了，还扯什么穷啊富啊的呢？……”
子卿母亲的话，说得我也不免伤感起来，竟顿时同情起她老人家来。
子卿却在那间屋朝这间屋探过身，召我：“来来来，咱俩这屋聊。我娘是得了絮叨症，只要来个人，抓住人家的手，就絮叨起来没完，也不管别人烦不烦！……”
我说：“我不烦，我不烦，我爱跟大娘聊聊家常嗑儿。”
子卿走过来，不由分说，将我扯到那间屋里去了。
那间屋也很宽绰。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里面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有种鱼我第一次见到，问子卿那是什么鱼。子卿说是银龙鱼。名贵得很。他鱼缸里那一对儿，是三年前八千多元买的。我不禁咂舌。说八千多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台“画王”电视机了。子卿说他买的还算便宜。三年前，上好的有三四万一对儿的呢。又说它们生的小鱼也很值钱。这城市里许多喜欢鱼倒卖鱼的人家，都是靠他卖给他们的鱼苗繁殖的。几乎可以说是他为这座城市引入了一个新的观赏鱼品种。有些倒卖观赏鱼的人，等于是他“扶贫”起来的。他说这些话时，表情相当自得。看他那意思，两条“银龙”，似乎早已为他“创收”不止八千元的三四倍了。它们都已长到快一尺长了。与其他几种我见过的观赏鱼相比，尤其显得鱼中老贵族似的，在鱼缸里游得别提有多自在。我不知供观赏的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真是够大的了。至于那框架镀成金色的鱼缸，除了水族馆里的，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三米长一米半高的。它的占地面积，折算起来，比得上我家的厨房了。可不吗，我家的厨房，也不过才三米多……
和鱼缸相对的一面墙，是一排书橱。从烫金或烫银的精装书脊，看出至少全部书的四分之一是豪华本。其中又有不少是典类。从《西方思想宝库》到《唐诗鉴赏辞典》、《文学导论》、《文学辞典》、《中国著名文学史学家辞典》、《文心雕龙》、《禁书大观》等等。我有的，书橱里有。我早想有而不可得的，书橱里也有。其余古今中外书籍，皆用有光泽的白纸包皮，书脊上用隶书体毛笔字写出书名。我问子卿究竟是用什么纸包的书皮？他说是用挂历的反面儿包的。我问他还有时间看书吗？他说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看书！不过是喜欢买书藏书罢了。说小时候喜欢书，买不起。如今什么书都买得起了，不买则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尽管买了也没时间看。说不过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爱书的梦而已。在正中那排书橱的最上一格，展开陈列着他小学和中学时获得的一切荣誉证书。当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又穷又寒酸的时代，那些证书的制作也非常粗糙。与那些精装的豪华的书典同置一橱，仿佛将两个时代拼凑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能加以证明的，并非它们主人的什么光荣，而是它们自身的某种“古董”价值似的。我忆起了子卿下乡前对他母亲千叮万嘱的情形。它们仿佛尤其在证明着当年一个穷孩子的母亲的责任感似的……
我站在书橱前，满腹沧桑地说：“大娘真是有心人，你当年嘱咐大娘替你保存着，没想到大娘就居然替你保存下来了！”
子卿说：“我下乡后，我娘就把它们缝在枕头里了。夜夜枕着睡觉，能丢吗？”
我说：“缝在枕头里枕着睡觉，那多硬啊！”
子卿说：“是啊。我娘的颈椎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如今还没治好。哪哪儿的医生都说，人老了，骨质也太老了，治不好了。”
我发现，在陈列着那些证书的下一格，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的著作中，竟有我的十几本小说集或单行本儿。我立刻将目光移开，望向鱼缸。心里一时困惑，不知子卿怎么会将我的书也收集得那么全，而且抬举地放在他书橱最夺眼的位置。近些年来，我常常自觉地打消向别人赠自己的书的念头。商品时代，人人都忙忙碌碌于为公为私“搞活经济”，读书似乎早已不是好习惯，而是怪癖了。大概就好比当年子卿总吃臭豆腐被视为异端一样的吧？你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正儿八经地赠给别人，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替自己作广告，怕别人不知道你又出了一本书呢？是不是还包含有希望别人“指正”、“批评”和“拜读拜读”的动机呢？“指正”亦即“拜读”。“批评”亦即“拜读”。不“拜读”何以能“指正”能“批评”呢？总之，你赠人家书，在人家，就等于你在暗示人家读。读书必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重要如生命。起码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往往排在爱情更排在友情前头，对许多现代人是第二位重要的东西。你暗示人家挤出人家的时间读你的书，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不是大有谋财害命之嫌吗？……
子卿也并没有主动告诉我他的书橱内有我的十几册书。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愿被我发现这一点。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更装没发现了。
子卿站在鱼缸那儿正喂鱼。
他一边观赏着他的鱼一边说：“我小时候，常听我娘讲，解放后，一些过去的有钱人，就是把元宝金条什么的缝在枕头里整天枕着的。当年，对我娘来说，我的那些证书，也许就像我家最贵重的一笔财物吧！”
我说：“子卿，你的藏书可比我的藏书多啊！”
他看我一眼，不无自得地笑了笑：“你想要的，抽出来，走时带走。”
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爱。”
他说：“书和书橱，对于我不过是一种室内风景。多几册少几册，没什么区别。”
他请我过去观赏他的鱼。说鱼其实和猫啊狗啊一样，也是认得它们的主人的。谁常喂它们，谁常观赏它们，它们就会对那个人脚步的轻重，那个人衣服颜色的深浅特别敏感。那个人往鱼缸前一站，它们就会浮上水面，摇头摆尾，表示它们的亲和。而不经常喂它们，不经常观赏它们的人若往鱼缸前一站，情形就很不相同了。它们就会受惊地往水底潜……
我说：“那它们现在怎么不浮上水面啊？”
他叹了口气，说他哪有时间常喂它们常观赏它们呢！
我问是不是他母亲常喂？
他说花钱雇人做这么巨大的鱼缸，养些名贵的鱼，一开始倒也不完全是图鱼生鱼可以卖钱。而是唯恐他母亲在家里感到寂寞烦闷，为他母亲做为他母亲买的。老人家倒不稀罕什么名贵的鱼不名贵的鱼，当初说养些金鱼就行的。可金鱼吃得多便得多，几天就得换一次水。这么大的鱼缸，换一次水够麻烦的。再说，来个人，一看他家养的居然是金鱼，他脸上也觉得不光彩。金鱼，现如今看来，已经被列为中国的“土”东西一类了。可这些名贵的鱼，老人家又喂不好。所以呢，不得不为它们又雇了个人，每天早晚两次，专来喂鱼。就像北京人雇“钟点家务工”一样……
我见他比刚才在客厅里话也多了，一时不悦的情绪也过去了，趁机劝他。
我说：“子卿，你呀，也别对你母亲的话太认真。我最知道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心里还能没数吗？”
他说：“我不生我娘的气。我怎么能生我娘的气呢？不过，我也求你，替我开导开导我娘。她得体恤我这个儿子啊！可她不，不管谁来，她总当人家面儿责怪我。你我不见外，所以我求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哪有二百多万！不过才一百多万。现在这个时代，引诱人逼迫人吹牛说假话。你说你有一百多万，人家却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明明真的有一百多万人家也是不信的。所以人家那儿先自给你打了折扣，只当你有五十万，所以人家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说你有二百多万，说得信誓旦旦，人家给一打折扣，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个百万元的主儿。你有一百多万，你到处说你有二百多万，现在这就等于说真话了。因为别人一给你打折扣，正是你的实际情况。你说你有三百万，别人一给你打折扣，也算接近你的实际情况。也不算吹牛撒谎骗人。五十万左右，是在打了折扣以后的真话的‘合理浮动限数’以内，是司空见惯的说与信之间的原则。好比生产销售方面有‘合理损耗’的规定限数一样。现在哪儿有真话？没有真话！只有在合理的假话‘浮动限数’以内被认为被确信的所谓‘真话’。你明明只有一百多万，你却到处说你有五百万六百万乃至一千万，这才是吹牛撒谎骗人。才算说假话。因为大大超过了说假话的合理的‘浮动限数’。我有一百多万，我说我有二百多万，你以为听的人都会信吗？只有傻瓜才会信。他们一给我的话打折扣，得出的结论是一百多万，正是符合我的情况的事实嘛！完全等于我并没骗他们。但如果我要真话真说，说自己有一百多万呢，在他们那儿结果就是五十多万了，反而意味着我是说了假话，骗了他们。我不愿骗人……”
他说时，我一直在非常虚心地洗耳恭听。但是却听得似明白不明白，甚至可以说听得越发地糊涂了。
子卿问：“懂不？”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懂。”
“不懂？”——子卿抓住我手，将我扯至沙发前，样子很郑重似的问：“真不懂假不懂？”
我说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懂。是似懂非懂。懂得不那么彻底。
“坐下，”他说：“你坐下。这你不懂不行。似懂非懂也不行。必须彻底懂。不彻底懂，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你是作家。好作家起码应该是半个社会学家。你坐下，你坐下……”
我坐下了。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仰脸望着他。我竟很羞惭起来。竟真的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子卿不坐。他吸着了一支烟，退后几步，靠着书橱，注视着我问：“道家的太极图，你肯定是见过的吧？”
我说那我见过的。由两条首尾相交的抽象的阳鱼和阴鱼构成一个实心的圆。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隐喻阳盛极而转化为阴，阴盛极而转化为阳。道家以此图阐述宇宙规律。也叫“阴阳图”。
子卿说：“我方才讲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道家宣布，他们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们先别讨论他们那个‘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先别问我他们那个‘一’、‘二’、‘三’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只给你讲讲，从现实生活中，我悟出的‘道’……”
我说：“你讲吧，我洗耳恭听。”
他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打一个比方，现在你回答我——一是几？”
我说：“一就是一嘛！”
他说：“如果现在没有人相信一就是一了呢？你能不能换几种说法？”
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说是0.5的2倍，2个二分之一。”
他鼓励道：“对！看来你还不太笨。一就是一，这无疑是真话。是最简明的真话。可如今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几乎一切方面，恰恰是最简明的真话，变成了没谁相信的话。那么，你再说一是一，你实际上得说几呢？”
我说：“0.5的2倍！”
他摇头：“这样说并不简明。简明的说法应该是说2。”
“2？”
“2！现在，进一步打个比方——你和我谈生意，我自然要问你有多少本钱。你有一百万，你怎么跟我说？”
“二百万！我有二百万！”
“正确！我呢，一听，不信。认为你在撒谎。骗人。看你的样子还老实，估计你也会撒一个弥天大谎。用‘合理的谎话限数’一分析，也就是把你的话打一个对折——二分之一真话，二分之一假话，那么用你说的二百万除以二，我得出了一个判断——其实你只有一百万本钱。这并不等于你在骗我。因为无论你对我怎么说，反正我都是不会信你的。都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来分析你的话的。你说真话也白说。非坦白说，还会使我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是你说了真话，反而会使我们俩都陷入假话的误区。比如你若照实说你有一百万，我当然还是不信，还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分析你的话，估计你的话有一半儿水分。那么好，我就把你照实说的一百万除以2，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过才有五十万。结果我们俩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反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张口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了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1994年，而是1990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们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他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的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哼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他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能买一条大金鱼的钱，也买不下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那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钱！钱！又扯到钱字上去！……”——老人家跺了下脚：“光钱是顶重要的吗？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算是多呀？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吗？”——指着儿子转脸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到集市上卖！”
子卿不但红了脸，而且有些恼了，气乎乎地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去卖呀！我要钱，可也要名声！我有那工夫吗？我的时间能用在那种挣小钱的方面吗？”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日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诉，今天我来了是大娘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痛快行不行？说的对或不对，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吗！……”
子卿还算给我面子，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老人家接着说：“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
子卿吼道：“不高！你懂什么价高价低的？”
我也冲他吼了一句：“子卿，你给我住口！”
老人家一怔，又跺了下脚：“不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老糊涂了！反正是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
“那是人们不识货！”
老人家又一怔，朝他啐了一口：“呸！就你识货！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那么多那么多，放鱼缸里被大鱼吃，放盆儿里桶儿里瓶儿的，是常事吗？再说我也不会侍弄，没过几天，全死光了！我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家愠愠地瞪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老人家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了，才不会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
我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娘也得吃啊！大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好，咱们做点儿吃吧？”
老人家说：“你们去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子卿他为我雇了个人，天天来给我做三顿饭，收拾收拾屋子……”
我走时，老人家双手攥住我的一只手，不舍地说：“晓声，你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还有空来不了？……”
“娘！你烦不烦人啊？……”
子卿终于发火了。
“咱们走！……”
他率先往外便走。
我只好跟着往外走。一边劝老人家：“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的好吗，儿大不由娘啊！”
“有空儿，可一定再来看大娘啊！大娘心里常闷的慌呢！……”老人家将我送出门，站在楼梯口，依依地望着我下楼……
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选择了一家清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聊着等着。
老板娘是个比我俩年纪小的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待客也很热情周到。听你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仿佛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当面向她传经布道似的。她自己说话时，未语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谓唇红齿白。肯定的，她知道她那么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觉得她对你很亲爱似的。
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她笑盈盈地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写的。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肯定那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读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是什么书？”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
我摇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往昔的子卿，我记忆里的那个子卿，和我共同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的所有母亲们交口称赞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于我面前的这个翟子卿，被叫作“华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亲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是会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大大地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梦幻罢了。
尽管三天前我们在那家高档饭店的豪华单间里终于互相认出后，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总在笑，但那是“后天”的翟子卿的一种笑。准确地说更是一位被众星捧月似的口口声声叫作什么“华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们一致公认他像极了那个叫“詹姆斯·史都华”的美国佬的成份。
尽管在他家里他也对我笑过，但那仿佛是一种主人对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欢迎，而不是亲情。笑时有“但愿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儿。并且，他心里显然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只怕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了……
我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如果你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逆反。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散布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
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的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复再是当年那种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二百多万，真的……”
其实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万这一点。
“真的？”
“真的。”
“二百多万实际上是多少？”
“一百万。”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话提取公式’！”
我们互相凝视着，忍俊不禁的，忽然都大笑起来。
这其间老板娘一盘一盘地为我们上全了菜。
我有些饿了，抓起筷子，不谦不让地吃起来。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着了一支烟。
“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将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厦拔地而起。它的建筑材料是现代的。建筑工艺是一流的。外观十分壮丽。它不是那么容易倒塌的。它能使人联想到‘永恒’这个词。几个世纪后，它肯定依然存在着。它成了一种文化。成了古迹。而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当他的书完成后，则须四处写信推荐自己的书。四处找门路请求出版社出他的书。而他的书并不像他们自信和以为的那样经久流传。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在书店的书柜上摆着，淹没在千百种的书的海洋中削价处理也无人问津。最后被书店当废纸从书库里清除了。而在书摊上摆着的，封面积落着马路上的尘土，留下了一些翻过它的肮脏的指印……”
我听着听着，也不由得放下了筷子。
我说：“那是写的不好的书。正如偷工减料盖起来的楼。难道这城市里的每一幢楼都很壮丽吗？”
他递给我一支烟，并伸过按着的打火机。看着我吸了两口烟后，又说：“不好的楼，也是楼。只要没险情，就可以住人。起码可以当仓库。而不好的书，除了送回纸厂重新打成纸浆，还能干什么用？在我家里，你可能也发现了，凡是你写的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而且都认真读过。我不敢武断地说你的书都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但你以为它们会传世吗？……”
我不禁面露愧色，无言以答。
“我反过来问你，情况好又怎么样？印一百万册，够多的了吧？开座谈会，评论文章见报，改编成影视，又怎么样？那不就是一年内的热闹吗？而今天，凡是能印一百万册的，不塞入大量媚俗的，甚至色情的，下流的，肮脏的，用你们的话叫作‘自然主义的人性描写’的内容，岂非天方夜谭吗？海明威以后，世界上又评出了那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你是搞文学的，你又能扳着手指头对我说出几个。今天，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哪儿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谁在读雨果或巴尔扎克的小说？有几个法国的年轻人知道乔治·桑是谁？又有多少儿童还在喜欢听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谁还真的需要什么文学。一个现代人手捧一本小说在看的情形，你真的不觉得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情形吗？比一头猩猩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滑稽可笑！……”
我冷笑道：“你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比如就是我，终于无法靠出卖文字养家糊口了，于是不得不去找那个一门心思挣钱并盖起了一幢壮丽大厦的人，请求他周济自己。好比他就是你。你念及过去的友情，大发慈悲，收留了我。让我当一名看电梯的员工，或者司门人。而我呢，发誓再也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讲你当年曾给我讲过的那个寓言了……”
我说完，默默望着他。
他也望着我。
他问：“生气了？”
我说：“没有。”
我打定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别。我当然并没生气。我知道他今天抽出他十分宝贵的时间，绝非是为了有机会当面嘲笑和挖苦我。即使他认为当年我也是一个伤害过他的人，二十多年了，他也不会耿耿于怀，以这么一种方式报复我的。我只不过觉得他变的太古怪罢了。古怪得我感到无法和他交流情感。我暗想，由穷而富了的人，尤其是由穷而富了的中国人，比如子卿这样的“大款”，也许是差不多都要变得古里古怪的吧？难道普遍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些活得迂腐，活得窝囊，活得不开窍，活得有几分可怜亦可笑可悲之人吗？大概还有几分可鄙吧？
子卿塞了牙，向老板娘要牙签儿。老板娘转入柜台，大方地取了一袋放在我们桌角。
子卿拿起看看，问：“地摊儿上买的吧？”
老板娘倏地红了脸，大摇其头，说保证不是。
子卿说：“老板娘，这骗不了我。塑料袋儿上连个字都没有，肯定是地摊儿上买的无疑。地摊儿上卖的牙签是不消毒的。提供给顾客用，太不卫生。”
老板娘喏喏连声。
子卿又说：“就算我给你提个建议，以后再不要买地摊儿上的牙签儿。谁会用过了这一端，再反过来用那一端剔？这种两端尖的牙签，除了中国，大概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见不着。这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民心理的体现。似乎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老板娘你以后要买那种一端尖的。记住没有？”
老板娘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
子卿又诲人不倦地说：“工艺品小店里就有卖。顾客吃到一半儿的时候，要主动送上来。每客一包。人家走时，也值得随手儿带走。我可不是在找你茬儿。我这个人，对牙签儿也没那么多讲究。有时削尖一根火柴杆儿，也剔。我是在教你怎么样挣钱啊！”
老板娘嗫嚅地问：“那样的，多少钱一袋啊？”
他说：“不贵，才一元多。”
老板娘咂舌道：“那还不贵呀？如果十个人吃一桌，一人一袋儿，还兴带走，我们不就等于搭上十元钱吗？我们不过是一家私人小店，哪儿经得起那么做呀！”
子卿拉过一把椅子，指着对老板娘说：“坐下！”
老板娘犹豫片刻，自忖他不至于有什么越轨企图后，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从厨房朝外递菜的小窗口，探出一颗戴着肮脏的白帽子的男人的脑袋，朝我们瞪着。从那种虎视眈眈的劲儿，我得出判断必是老板娘的丈夫无疑。
我在桌下暗踢子卿的腿。他却理也不理我。
他说：“老板娘，你也真死心眼儿，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假如十个人吃一桌，菜盘上刮下十元钱谁看得出来？而对于来吃过饭的人，也许就因为那一元多钱的牙签儿，下次还来，你的‘回头客’不就多了吗？人们并非都贪图你那一袋儿牙签儿。人们找的是一种感觉……”
老板娘的丈夫，从厨房转出来了，双肘支在柜台上，两只油腻的大手托着下巴颏，旁听生似的听着。
子卿又问老板娘：“就我们两个顾客，方才干吗不主动陪我们说几句话？”
老板娘又红了脸，讷讷地说没这习惯。
“要养成这习惯。”——子卿耐心可嘉地启发：“这叫感情竞争。没有这点儿竞争意识，生意能兴旺吗？”
老板娘想了想，似乎茅塞顿开，连说多谢指教之类的话。并回头大声吩咐她丈夫：“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再给加一道拔丝土豆！”——又笑容可掬地对子卿说：“大哥，最后这道菜，算我们敬您的！”
子卿摆摆手：“那倒不必。”
说罢，捻出一根牙签。而那一袋儿，大大方方地揣入了西服上衣兜。
吃着拔丝土豆的时候，子卿又说：“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钱，哪儿还用到外国去挣？你知道我走在路上有种什么样的感觉？脚下软绵绵的，钱铺得比三层地毯还厚。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再也没有比赚中国人钱容易的事了。所以连外国人都忙不迭地到中国来赚钱！对全世界而言，想赚大钱不到中国来还能到哪去？这也许是上帝提供给外国人的最后一次赚大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肯定到本世纪末就为止了。”
我问：“那么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呢？”
他反问：“电影《金光大道》，当年你一定看过的吧？”
我说：“看过。”
他说：“那里有一句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现在的中国，正是这么样的一个中国。现在的时代，正是这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向我伸出三根指头，加重了语气：“三年。我的看法，今后三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三年内发的，那就算发了。发不了的，那就算错过机会了。而且，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错过机会了。因为，前几年发财，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必讲规则。无所谓犯规。什么叫犯规？没被‘裁判’发现，那就是没有犯规。被发现了，那是运气不好，算你倒霉。何况‘裁判员’的黄牌红牌，该对你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把他‘搞活’了，也可以对你的犯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不得以而为之的时候，该对你举起红牌，也可以只对你举起黄牌。该对你举黄牌，也许仅仅罚你‘点球’。现在情况略有不同了。开始由无规则而有些规则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白听一位“大款”给你上这么一堂课的。我竟听得有些入迷了。
“那将意味着，个人积累财富的限制严密了，严格了。机会减少了，变得更加宝贵了。做法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了。没有规则的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普遍的老百姓是没胆量伸手一把抓住的。怕是陷阱。怕触犯了规则。明明毫无规则，还怕触犯了规则，这多有意思。最后老百姓也动了野心了，也都想参与着‘搞活’了。每每就在这时，那规则好像冷不丁地就出现了。在刚出现的那一瞬间，当然照例要抓几只替罪羊，或者坐牢，或者杀头。以正视听。替罪羊绝不会是他们。他们转而又去玩儿别的了，又到别的没有规则的方面去进行‘搞活’了。所以，在这三年内，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晓声，这些话，我平时，对别人是不说的。你我不是一般关系。我觉得，我翟子卿有义务点拨你个明白！别他妈爬格子了。别他妈卖文为生了。我知道你勤奋，稿费收入也还凑和。但靠一支笔养家糊口，太迂腐了吧？别他妈当什么作家了！那都是扯淡！活到四十多岁，我算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你有钱，你不漂亮也漂亮了。你没有风度也有风度了。你没有气质也有气质了。你唱歌不好听也有人替你喝彩了！你的小说是臭狗屎，也能花钱辟专栏大评特评了！也能组织研讨会了！甩出几万元就是了吗！你在电影厂，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一定看过。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为了获影后提名，准备将《好莱坞导报》的有关版面全垄断下来。聘请职业影评家和电影海报画家为她在新片《似是故人来》中的表演进行吹捧。这叫什么？这叫‘抬高自己’。有钱你才有资格抬高自己！花钱你才雇得到人抬高你！无独有偶，《纯真年代》的女主演，也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自已被提名，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大搞宣传竞争。雇了十九个有才干的评论家，巧妙地，恶意地贬低别的竞争对手。这叫什么？这叫‘打击别人’！有钱你就有资格打击别人！有钱你就能雇到别人替你去干你自己不能直接干的事儿！包括杀人！……”
“你……你该不会……”
我吃惊不小了。
他一笑，接着说：“放心。我是绝不会花钱雇杀手的。我也没仇深似海的仇人。我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使你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连鬼都可以用鞭子抽着你推磨！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金钱的魔力更大？没有。根本没有了！……”
他不容我插话。滔滔不绝。他已经不再动筷子。一只手握着酒杯，一只手握着酒瓶。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一边自己为自己一杯一杯地斟满着。仿佛的，他的那些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金钱的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酒瓶里随着泡沫产生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喝酒，才能不停地论说似的。他的脸已经泛红。我看出了他已醉到五六分的程度。在兵团时，逢年过节，我们免不子了也凑一起喝一回。当年是我喋喋不休，尽叙尽说，而他一个人闷着头独斟独饮。等我没什么话题可说了，他才不其然地说一句。常常出语惊人，见解刁钻，使我目瞪口呆。我没想到他如今变得口若悬河了。也许，他和他老母亲一样，平时也是太缺少向人诉说的机会了吧？
而我自己也有些醉意醺醺了。
我反驳他：“有的！”
“有什么？”——他眯起眼睛凝视着我。当一位哲学家面对一个大傻瓜而傻瓜竟反驳他的时候，哲学家可能就是像子卿当时那么一种样子。
但是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傻瓜。他那一种凝视的目光使我恼火。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而一个自尊心敏感之人，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自尊心是更不可侵犯的。
我说：“你也听着，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
“诗？哈，哈，朗诵诗！……”
若不是在饭馆里，而是在他自己家里，我想他当时一定会大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