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有着一肚子的话，可拉拉杂杂说了才不过一会儿，就说不下去了，就没话了。她不善叙述，不善渲染，更不善抽象概括，但就这些对我来说也足够了，那些没说出的艰辛，我完全能够凭我的经验我的体会我的想象来给她补足。

……后来我跟姜士安说：“她为你付出了很多！”

他摆摆手：“我知道。”

我知道这“知道”仅仅是理论上的知道。却也无法把我那些感性的感情的感受传递给他，有的时候，性别的差异简直就是一道愈越不了的鸿沟。

他说：“我从来没有打过她骂过她，没有背叛过她，”说到这里他停了停，“也没有想过要抛弃她。”说完他看我，我不置一词不动声色，他只好又说：“她生活能力太差了，没文化，没一技之长，离开了我她没法活，她就像是一个”他顿了顿，“我养的动物。”

现在她没有了他的确是没法活，快五十岁的一个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来源，甚至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没有他做她的说明书人家都不知道该说她是谁。但是，这不是他不能离开她的全部原因，我提示他：“你的身份也不允许。”

他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为了做官才——”

我说：“我没有以为。”那一切绝非一个“官”字所能了得，那是他穷其毕生的结晶，是他另一个更重要的自我。他感受到了我的理解，不再说什么了，只是那样地看着我，目光复杂。我慢慢地道：“既然分不开，就对她好一点。”

他说：“我对她还不好吗？”

我说：“你在精神上虐待她，折磨她。”

他蓦然愣住，面部渐渐充血，鼻孔也张大了，呼吸粗重起来……他的神情是在突然之间黯淡下来的，片刻后他再开口时，口气消沉温和：“韩琳，凭你这么聪明你不会不知道，那是一种，一种相互的虐待相互的折磨啊。”

我心硬如铁。“不一样。你是自觉的，她不自觉。”

他低低吼道：“所以我比她更痛苦！”

这时，门外传来一声：“报告！”

这是我第一次来姜士安的办公室采访他，房间相当开阔，约二十平米，房间顶头是铺满了一面墙的军事地图，地图两侧紫红色金丝绒布幔一垂到地。他带我到地图前——一幅台湾军事地形图——指着某一点告诉我说，如果打台湾，他们师的位置在这里。“还真的要打台湾？”我问。“立足于打。”他说。“万一不打呢？”“保持好状态。”

我们在他棕黑色阔大办公桌的两侧面对面坐下，公务员进来给我们倒了水后，无声无息退出。我从包里掏本子，掏笔，掏录音机，一一打开，摆好，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看着，默默地，带着点笑意。

“你的工作很有意思。”他说。

我一点不想谈我，也不想同他谈工作，又不好硬去跟人谈家庭谈情感，权衡之下，作了一个折衷。“你提副军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提不了也无所谓，咱能走到今天这步，该知足了，你想想，一个农村穷孩子——”

“让你失望了是吧，”看我只笑不语，姜士安说，“在我身上怕是找不到你们理想中的那个，呃，影子。你们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说我可从没说过，他没理我，“我嘛，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就是，把该我干的事情干好，认真的，满怀着热爱地去干。对上，让上级放心，不能一件事交给你，后面跟着七八个工作组收拾。对下，让下级信任，觉着跟着你干有前途有价值，打起仗来，做不到‘零伤亡’也得是死得其所，非死不可，崇高悲壮。我跟我的干部们说，干什么吆喝什么，当排长就想着怎么当好你的排长，师长军长的工作用不着你费心考虑。一句话，干好该你干的事，每干成一件事，就是你一个向前迈的台阶，目标再远大，你也得给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

电话铃响了，姜士安拿起了其中一部白色电话，我借机起身在他的屋子里遛达。这屋里有书柜，书柜是透明的，基本是军事、历史、社科方面的书，文学书也有，只三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随手抽出了《三国演义》。

他赞叹：“看了《三国演义》，就会知道什么叫谋略，怎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论战略战术战役，堪称军事经典。”

“这本呢？”我指《水浒传》。

“我喜欢这里面的骠悍勇猛，还有那种豪情，勇气。”

显然这三本文学书能摆上他的书柜不是偶然的了，看他能对《西游记》说出点什么。他说：“异想天开！不拘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