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小胖子叫回去了。叫他吃饭。谁知，碗里盛的竟是垃圾

正在小胖子寻思着如何安顿过夜时，手机又响了。他想又是周雪梅打来的。这回不是了。出人意料的是，这回是母亲打来的。他觉得奇怪，她病了，居然还记得清他的手机号码。母亲在电话中说：“小胖子，你给我回来！”小胖子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母亲说：“我在给你烧饭！等你回来吃夜宵呢！”小胖子说：“你刚才打我了，你知道吗？”母亲说：“知道，我不打你打谁！”小胖子笑了笑，觉得母亲还是蛮可爱的。打是亲骂是爱，他只能用这种理解来安慰自己。小胖子愉快地说：“那我就回来了！”母亲说：“回来吧。这可是你的家！”

这句话太动听了。有种恍如隔世之感。“这可是你的家。”这么长时间以来，母亲终于说了句入耳的话。什么时候她把那里当成他的家呀！怎么现在会意识到了？难道说真是病好了？小胖子一高兴，就乐颠颠地开车回去了。

小胖子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晚餐竟然是装在盘子里的垃圾。当他兴高采烈地进门时，母亲正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见小胖子回去了，她便笑盈盈地起身迎过来，拉住了小胖子的手。小胖子那时只关注着她的表情，她脸上的肌肉成堆地挤在一起，嘴咧得很大，上面的两只眼睛放射出迷乱的光芒。这种光芒散发出一种凄凉而病态的美丽。他从母亲手上抽回自己的手，准备走到里面去。这时便瞅到了桌子上的那个盘子，随之闻到一股臭味儿，其中还包括大便的味道。小胖子马上猜出那又是她的恶作剧了。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大喝一声：“把盘子扔掉！”

小胖子的声音太大了，大得母亲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但她毕竟对声音的反应是迟钝的，她依然热情洋溢地说：“还是热的呢！吃了吧！”

小胖子再次看了看盘子里的垃圾，拉起嗓子吼起来：“热的你就吃呀，你怎么不吃！”

“你吃你吃，给你吃！”母亲象招待贵客一样。她说着，拿着盘子就往小胖子身边去。小胖子用手一挡，里面的脏物全都倒在了他身上。一路流下去，他今天刚换洗的新警服顿时变得色彩斑斓。

我的玩伴小胖子气得眼冒金花了。他没有吵她，也没有看她，默默地走到里面把衣服换了，然后就到卫生间把衣服洗了。小胖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就站在旁边看他劳动，脸上挂着一些夸张的笑容，还不时地夸他我儿子真勤快，衣服脏了知道自己洗。小胖子听着她那些夸奖他的话，欲笑不能，欲哭不能。他想他怎么会揽到这种事情，而且乐意地做了这么多年。

小胖子家里只有一室一厅，是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的民居。母亲住在外面的客厅里，他住在里面。因此，实际上屋里是没有厅的。进门就是母亲的床铺，冰箱，微波炉和几张椅子，屋子被塞得满满当当。小胖子打扫完毕身子和屋子，就准备上床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关门，因为母亲不让他关门，她要看着他睡。小胖子刚睡下，母亲又站在过道的门框上唱起歌来。母亲唱的是《好一朵茉莉花》，一首经典的江苏民歌。母亲唱着唱着，就手舞足蹈了。母亲跳舞的样子还真有点艺术家的气质，就是幅度大了一点，象一幅漫画。可那不是母亲的本色。那是病态的。

小胖子确实是睡不着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明天还要上班，还要起早。他不能不睡。他坐起来，对母亲说：“我不要看你跳舞了，你明天再跳好不好？”母亲并不理会他的请求，依然故我地跳着，如痴如迷。小胖子拿她没办法，只好穿衣起床，眼睛瞪着母亲的手脚发愣。他的目光里蓄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后来小胖子总算睡着了。看到儿子睡觉了，失去了观众，母亲便不再跳舞了。嘴里只是哼哼。她突然从小胖子的床头上看到脱下来的毛衣。她走过去，拿起看看，自言自语地说：“谁打的毛衣，太难看了！”母亲就在自说自话的同时，心血来潮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儿子的毛衣拆下来重新打。她便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查找毛衣的线头，可怎么也没找到。找不到线头不要紧，她拿起剪刀，一刀下去就有了许多头。于是她开始拆卸。把毛线往手臂上环绕成一个大圆圈，并重复着这种机械性的绕圈动作。一个小时后，这件毛衣就变成了一绺一绺的毛线。它们被洗涤后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小胖子怎么也找不到毛衣。后来他问母亲，母亲笑眯眯地指了指阳台，得意洋洋地说：“昨晚我给你拆了，妈要重新给你打。”小胖子到阳台上一看，惊呆了，他心爱的毛衣已经变成了一绺绺五光十色的毛线。从逆光看过去，象悬挂着无数细密的兰州拉面。他真想说你疯了，可他没说出来。因为母亲本来就有毛病，说她疯了会刺激她的。小胖子没好气地说：“你织吧，看你又能织出什么样子！”

母亲没有生气。病中的母亲对于任何喜怒哀乐都是麻木的。看着儿子的不悦，她依然笑容可掬，继续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小胖子匆忙洗漱完毕，上班去了。他最珍惜别人的劳动，他心里琢磨着，周雪梅刚打的毛衣被母亲毁了，该如何向她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