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被周雪梅活捉的这天我在上海图书馆看书认字。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发生了这种惊心动魄的大事。这天原本打算写点散文，抒发一下没落诗人的都市情怀。上海是个能够激发人的欲望的多功能城市。特别是文化人，城市常常促进他们的表达欲望，喜欢对世界说点什么。散文便是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可欧阳一虹小姐来找我，说她今天没有采访任务，要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问我去不去，她想有个伴。我说去吧。反正写不出来诗，散文也没动笔，看看书也好。路上我们谈起了记者生活。在我的想像中，记者都是无冕之王，拿着高薪，到处吃香喝辣，是一呼百应的人。结果欧阳一虹的回答超出了我的想像，她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绝不干记者！”我问为什么？她只回答了全人类都不喜欢听的一个字：“穷。”

我觉得她没说真话。我说：“你们不是收入很高吗？”

欧阳一虹说：“谁说的？我们一个月拿下来，不过三千块钱。我房租费就要七百块。还剩余二两千块钱，要吃要喝要用，女孩子的花费又高，有些钱是根本不可能节省的。我们要出入许多公众场合，穿得太差也不行。好一点的衣服就要几千。你说够什么用？”

我说：“你们接触人多，交际广泛，可以找个大款丈夫。不就一了百了了？”

“你说得轻松。哪有那么多大款。有质量的大款都让主持人和演员搞去了。没质量的大款找的都是地下小姐。剩余的便是些低劣的暴发户。没意思。”欧阳一虹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想找个各方面都到位的人。”

我说：“你是经济报记者，找到这种满意的人应当说是很方便的。”

欧阳一虹说：“你是说采访对象？我们的采访对象都是上级指定的。不准随便采访。比如企业家，采访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中年人，没多少年轻人。”

看来她是陷入择偶的困惑了。这实在出我意外。她也象小胖子那样，属于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这些年来，上海有学历，有档次的知识女性，在择偶方面越来越看重男人的经济能力了。这与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日新月异的上海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外商投资风起云涌，综合环境日渐优越。构筑了那么多好看，好玩，好消费的地方，而这一切都需要金钱为基础的。否则你看不成，玩不成，消费不成。要提高生活质量，要小资，要真正时尚起来，就得有钱。而时尚的基本概念，有人总结了三条硬件：第一是每月个人时尚消费在八千元以上，第二是每一个半月换一个流行新款手机，第三是年消费在十万元以上。还有一些附属条件，比如房子，车子，凡是见到的东西想买就买，毫不犹豫。这对月收入才三千块钱的欧阳一虹来说差距太大了。要过上时尚生活只有依靠另一半，在择偶上找出路。我告诉她，我看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大款朋友，要是有，一定会给她介绍一个。如果我是个大款，我就会把自己介绍给她。遗憾的是，这些如果都成了永远的假设。我帮不上她。

“谁叫你帮我了？自做多情。”欧阳一虹说。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图书馆了。周围有了许多行人，我们的话题也嘎然而止。

我和欧阳一虹在那个极富文化氛围的环境中活动着，阅览室里的所有人都在认字。那情景使我想到了中学的自习课，图书馆就象一个永远上着自习课的大课堂。老师不在，同学们抱着书自由穿梭。欧阳一虹在查找有关经济资料，而我在寻找中国又出了哪些诗人。这与我的职业息息相关。我把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都找来，统统看目录。只看目录就知道一个国家的诗歌底细了。

我找了一大堆书，在书架傍站着看。所有的座位都满了。要等先来的走了，才能腾出座位来。我虎视眈眈地盯着两个恋人似的男女，他们一走，我就抢先占领了，还给欧阳一虹占了一个座位。我们也象一对恋一样坐着。只是我们不说话，象很用功的学生。欧阳一虹拿出采访本记着什么，我看着与诗无关的东西。诗在功夫外。这话真好，我一直是从诗外找诗。没找到什么，越来越钻到苦闷堆里去了。我想这样下去，再过十年，除了买书号自印外，中国可能就没有诗了。因为没人读诗。我们之所以知道眼下还有诗，是因为还可以看到报刊上排列的有不规则的短行文字。一般说来，那种不规则的短行文字，我们把它叫诗。

我看到了一个诗友出第六本诗集的消息。消息印刷在某地级刊物的一角。这个诗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当地日报文艺部工作，做文学编辑。他的诗也一直在全国各地地级报刊与同仁们交换发表，自己手上抓了当地上百名渴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青年的黑名单。早在十年前，他就开始买书号，印刷自己的诗集，每次印一千册，全部堆在家里。之后每个文学青年在他的副刊上发表诗作，他都给他们分配五十至一百册的代销任务。他在获利的同时，给帮忙者以“名”的回报，凡发表诗作者，均以“诗人”冠之。能上床的文学女青年，就在某个特殊的场合以身相许了。她们就成了“青年女诗人”。据说那个地方的“青年女诗人”比发廊妹子还多。该诗人在连续购买第四次书号后，就顺利加入中国作协了。而在这时，他的诗集差不多都进了废物回收站，重新变成纸浆，印刷他的新一本书。印刷厂和造纸厂的生意都由此激活，商机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