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玩伴。不想做饭了，到赵德发那里蹭饭去！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射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肉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肉，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