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曾说，我们香港见。没见着她就先见到了香港。

餐厅里有二十多张圆桌。大家清一色都是六菜一汤。听听那纷杂的四川话、东北话和上海话等等，就知道彼此全是大陆来的。让林处长心烦的是，当服务员的那些香港人上菜时，从不将碗碟放到合适的位置，非要自己动手挪一下，有时还得挪过半张桌子。还有荤菜素菜等也不注意错开来放，几乎每人都得站起来十几次，将手伸到别人面前去夹菜。这让人很难堪。先吃完的人一撤离，马上就有几个服务员围上来，秋风扫落叶一样，拿起用过的餐具，砰砰地扔进一只大竹篮里，然后将一次性桌布往上一裹，露出下面干净的桌布。依然是那些服务员，又从另一只竹篮里拿出十套干净的餐具，扔一样摆放在餐桌上。何总掐着手表统计过，他们每翻一张台面，决不超过两分钟。

我们在香港新机场“集合处”，议论这半天里香港的印像。乍一看，这里的一切杂乱无章，身居其中后，才知道它是一只设计奇妙的魔方。香港的街道窄得像武汉江汉路一带的老街，可就是看不见被车堵死的路口，连警察也看不见。我们一致认为，这主要是香港没有军牌、警牌和Ｏ字牌的车带头破坏交通规则。

这一天，我们只是路过香港。午饭后，有一个小时的逛街时间。在码头接我们的年轻人叫英伦，他吩咐如果万一有谁走失了，就请自己打的到新机场集合处等。结果十六个人只沿着湾仔的一条街走了几百米，见到的全是酒吧。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集合处是香港人的点睛之笔，新机场太大了，在同一秒钟里，可以给两万人办理登机手续，但集合处只有一个。那块牌子就是特区首脑，说不错，也走不错。

香港的一切都要用银行的电脑来计算。

何总告诉林处长、徐科长和胡虎，今天要先飞到台北，再从台北飞曼谷。这三个家伙顿时眉开眼笑，说没想到自己成了解放台湾的侦察员。叶老师、小周和王凤在一起议论了好久，想不通香港人怎么这样傻，这么从台北一经过，绕行了几千公里，不等于将港币往太平洋里撒吗？

这个话题，大家一直说到曼谷，猜测这会不会是台湾的李登辉施展诡计阴谋。在台北桃园机场落地后，一片夜色中，灯光并不比武汉的迷人。机场里的免税商场也是清一色的小姐，她们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小周。小周走到哪里，哪里的小姐就用醋醋的目光轰炸她。小周同我贴得很近，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台湾男人，他对我说，你太太真漂亮。他这么做，目的只是借机多看小周几眼。

从台北起飞的航班要到阿姆斯特丹，夜里十点五十才让我们登机。一位小姐在广播里告诉这一点时，王凤说，这声音很像四九年国民党战败前夕的那些中央社的女播音员在说话。闭目养神的林处长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徐科长向她使了个眼色。林处长说，怕什么，我还希望这儿有窃听器，让李登辉听见了才好。

我们的飞机于凌晨三点抵达曼谷机场。

待到进入太阳酒店的房间后，已是凌晨四点了。我让钟老先洗澡先睡觉，钟老脱光衣服洗到一半时，突然从卫生间里冲出来，他想明白一个道理。香港不仅占去了我们的时间，还赚走了我们的钱。我们的晚饭是在飞机上吃的，我们的夜晚是在机场和飞机上度过的，而这些钱本该是要付给酒店的……他没说完，我已明白，是我们替旅行社省了钱。

窥见了他人的秘密总是令人兴奋。钟老腰上像枪眼一样的伤疤，一颤一颤的，如同女人脸上的酒窝。

我拿起电话，打到隔壁房间找小周，告诉她我们的发现。小周说，还有别的什么吗？我刚一迟疑，她便挂断电话。

小周在生气，因为孔雀突然出现了。十六个人都像找到组织的地下工作者一样高兴，小周惟独对我的笑，怀着深刻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