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胆子大，敢在北京人面前讲普通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武汉进行采访时，一位开奥迪车的老师傅说的。

从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杂志社做编辑，已经四个年头了。就像克林顿盼着萨达姆被谁搞下台一样，五年当中，除了那些一大早就被人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日子，我总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想，今天上班后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干脆就是什么好事来骚扰一下自己。很多时候，我总在情不自禁地用整个杂志社公认智商最高的头脑复述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上一只鸟飞过武汉时，为什么要野蛮地拉下一泡鸟粪，并且刚好落在门卫老赵的独生女小赵的脖子里。不仅在起床前我这么想，在杂志社的女孩女人，一边议论着手头的稿件，一边切磋使用化妆品的要领时，我也不时提起这个话题作为老生常谈。我的校友师思在正式场合中给我作了统计，她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已经是两点一三倍于小赵的父亲老赵了。每一次，我总是满怀歉意地对她发誓，决不再在如此美丽的女孩子面前，谈论这类粗鄙的问题了。真的，在她们充满神往地齐心协力赞颂某个品牌的口红时，将鸟粪与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不文明，也是对这个时代流行美学的不学无术。好在师思她们挺大度，她们一致认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伊拉克对美国的巡航导弹、隐形飞机毫无办法，所以她们应该原谅我。对于女孩们这类穷开心的嬉闹，我是不用去为之感动的。不过，我会偶尔装模作样地对她们说一声：“主啊，感谢你的仁慈和宽恕！”每当说了这话后，我就会与师思对视一下，我喜欢看她那眸子中闪烁的那些被感动出来的近乎泪光的东西。师思对我的理解，是在有一次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她时，我对她说，这上班的日子过得没油没盐的，清汤寡水，有点味道的东西，都被别人享受了。女孩在办公室里单独同一个不是很差的男人相处时，总是会温柔片刻的。所以师思对我说，这两年我也帮你抱不平，怎么凡是好事都与你不沾边，提干没你、评职称没你、到新马泰采访没有你，只让你去一下海南岛，甚至连看二审稿的权力也没弄到手。别说你是一个男人，就连做女的，我也觉得自己干了三年，该有好处轮到我了。师思说到新马泰和海南岛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去年，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去新马泰，说是采访，其实不过是报纸电视里经常点名批评禁止的那回事。杂志社的主编自己已经去过。他们对我说的话让我无法分辩，他们说不让我去的原因是爱护我。去的人我们都叫她王婶。王婶走了一遭，回来时挺大方地给男同事们带回一些生猛药。当然是备有发票想报销。哪知主编不肯收她的礼品，不无愠怒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行！这话在杂志社里一直流传到昨天。昨天，师思在办公室里不知接了谁的电话，其间她冲着对方说了句这话。惹得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趴在写字台上笑。师思放下电话后也笑。在杂志社里，谁都有过一不小心将这话说漏嘴的时候。这话的暧昧意味，像暗号一样深深地镂刻在大家心里。王婶没有参与这故事后面的故事，她被鞯街鞴芫肿鲂传处的副处长了。虽然无人说过对她表示感谢的话，大家心里还是有那种对王婶给自己带来充满性暗示的快乐感到满意的意思。在武汉的高楼大厦、长街短巷里，大家一向格外支持这一类的义务劳动。那一次，我同师思在办公室里说了许多有关杂志社内部人士的坏话。说得彼此都很痛快，后来我像电视新闻中的各国领导人一样，将手伸向师思，说谢谢她为我发出的呐喊。师思将小手递给了我。我接住时，简直不敢用力握，那手太美、太诱惑人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八九月间出了办公大楼，在胜利街街边的小摊上买了一只雪糕，捏在手上时的那种滋味。不只是骨髓，就那些已脱离了头皮，但还没来得及掉到地上的头发丝，也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适。天越热这种感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