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环境驱动唱重教高调

县委吴书记放弃抓工业，设计出“爱民富民工程”，确实引发了我一些大政方针方面的思考。

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一些报纸上经常深恶痛绝地报道，说有的地方只要换了领导，新上来的人为了快出政绩，上了任就要另搞一套，干了不少“张书记修李书记扒”的劳民伤财的蠢事。往往言之凿凿，激起一些知识分子的义愤，接着口诛笔伐，严厉声讨。现在考虑到，这种说法要么是前任领导对记者的授意，要么是一些书生的迂腐之见。不能否认确实有“张书记修得好李书记扒得错”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对“张书记办的错事”，也不让“李书记纠正”，一律说成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动不得。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不在台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不考虑自己怎么干，干什么，那肯定不是一个清醒的领导。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不可能每个人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上一任的领导修的东西，如果下一任感到影响了发展大计，那么即使扒了又有什么不可？在这方面，有许多与他们想象得正好相反的例证。

大的如毛泽东主席，解放以后，一直判断要打世界大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决策，全民皆兵，长期备战，把兵工企业全都搬到了山沟沟里。几十年折腾下来，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个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上台后，根本不去深山沟，而是跑到深圳画了一个圈，那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准备打仗的前沿阵地，现在倒成了改革开放的热土。

中的如20世纪70年代鸭阳油田开发后，国家决定就地建一个炼油厂。当时鸭阳地委书记是个农民出身的人，对土地一往情深。省领导向这位地委书记安排建设炼油厂时，他坚决顶了回去，说建油田就已经做出最大牺牲了，再建炼油厂，又要占不少耕地，老百姓没有地种，哪有饭吃？结果这个项目被邻近省轻而易举地拿走，滚滚油流流向了那个水乡小县，这边出油，那边挣钱，一业兴，百业旺，经济发展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没过多少年，那个县变成了一个地级市。后来历届地委、行署领导一提起这件事，无不认为那个老地委书记干了一件大蠢事。

小的如一个乡镇推广湖桑，种了几百亩。结果桑蚕业当年就不景气，老百姓气得拔掉桑苗，几百万桑苗贷款至今没有人还。下一任领导上任，没有办法只得成立了“治桑”委员会，治来治去因为没有钱一直解决不了这一难题。

再如灌河镇东边的孟坪乡，也是一个贫困乡镇，人均土地少，有几年，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比较侧重农业，当时的党委书记，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大兴实干之风，亲自搭窝棚住在山上，带领群众治山整地，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全乡耕地面积大增。实践中，干部群众创造出了一整套“沿着等高线，里劈外边垫”造梯田的新鲜经验，报纸上有文、广播里有声之后，颇得市委领导的赏识。两年下来，党委书记被提拔了，到另一个需要治山整地的山区县，当上了副县长。在那里，还没有能够发挥他的技术优势，从中央到地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论占了上风，再也不允许治山整地了，但他在孟坪乡书记位置上却留下了后遗症。几年以后，由于治山整地破坏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孟坪乡的所有河流都溢满了白沙，长年不见流水，成为沙下暗河。灌河地处下游，同样深受其害，原来清澈的石河变成了沙河。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河床不断升高，眼看成为悬河，与黄河无疑。现在各级政府又开始号召退耕还林时，连群众自己都认为这是条造福子孙后代的好政策。不言而喻，这个好心的、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副县长也许不会因此而汗颜，不会因在他主持下开垦出的土地上不种庄稼重新植树而愤懑，但他回忆起曾经从中得到好处的这些政绩，说给别人听时的自我感觉也一定不会太好。

这些案例，都给当主要领导的以宝贵的启示：在克服盲目的前提下，每一个领导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主见，理直气壮地抓出自己的工作特色。

有了这种认识，以我为首的灌河镇新的党政班子究竟干些什么，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开始萦怀。

一开始的思路是，为了抓现钱，也为了上下届党政班子的工作连续性，必须沿着前任画好的道道继续走下去，抓好乡镇企业。即使想另有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边干边修正，干上一年半载调整思路不迟。可是，刚刚红火了不到两个月的乡镇企业，由于大气候突变，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波及国内，波及这个小小的山镇，迫使十几个厂几乎全部停产。工厂停产后，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涌了出来：内外债务、银行贷款、工人工资、耕地占用等等，几乎每天都有人上政府来闹。我从中看到明显的危机，若不及早动手，就难以自拔。我清醒地认识到，新一届班子已经不能沿着老路再走下去，必须干出自己的特色。经过一段观察与思考，又与我的副手们一个一个地找机会彻夜畅谈，逐步统一了认识。

我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稳住乡镇企业这一块，逐步降温，压减数字，再不能背那么沉重的数字包袱，慢慢地从广远的“乡镇企业书记”称号中退出来；其次是着眼于全镇人民，选准一个或几个好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推广，让千家万户都有一个非农项目。当前，首选的应当是吴书记、徐县长反复强调的食用菌这一具有潜力的产业；其三，办学、修路、治山、治水，尽力而为办实事，量力而行办好事，造福群众，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为灌河经济和社会发展蓄足后劲；其四，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灌河矿产业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作财源建设的重头戏：“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填实财政收入，确保吃饭与办公。

有了上述思路，工作运转就开始有了头绪。我安排抓农业的副镇长华秋实牵头，成立了食用菌办公室，作为全镇发展这一产业的行政指挥系统。我看企业办有一个副主任叫周礼中的，在换届时曾经当过差额，这个人比较能干，就把他抽出来，给他另配了两三个人，让他们当了食用菌办公室的专干。然后，又开始考虑建设镇初中的问题。

刚到灌河的头几天里，到各部门去看看，起到熟悉和安抚的作用。转着转着，我们就来到了教办室。

教办室主任田万春是我教书时的学生，我不过是担过他一段课，也算是有点师生之谊。到任后，镇直部门谁请吃饭都没有吃，在他那里破了例。吃饭前，我先跟他说，我和刘镇长、左书记和井书记只是来吃饭，不谈工作，所谓“科技兴镇，教育为本”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啦，这些高调我都会唱，今天不唱，教育的事情要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盘子里统一考虑。田万春说：“哎呀，老师书记，只要你们能够来吃顿饭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我一定什么要求也不提。”我心里说，吃饭就是重视，好像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其实也正是重视，不管如何，别的地方不肯吃，在你这里吃顿饭就是把面子给了你田万春。

为了陪好我们，田万春把职业高中的秦校长叫来，作为划拳的主攻选手。镇里的这所高中，是县里直属的，人财物都不属镇里管辖。早年这所高中曾经红火过，改成职业高中以后，败落下来，老师比学生还多，没有办法，只好办起几个初中班，就地招一些初中学生填饱肚皮。就因为这个学校连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广远在一次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看看你们把这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群众打麻将出张时都说：‘出一张高中！’一看是张白板！”这句话伤了坐在下面开会的秦校长，当场拂袖而去，会议一散立刻找到曲书记算账。不客气地说他不懂教育，不该在台子上胡说八道。这个人既是教育界的权威人士，又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广远兄不敢过多得罪，只得安抚了事，从此不再喜欢掺和教育上的事情。为此，秦校长常常耿耿于怀，至今仍然对曲广远不感冒。

后来，老镇长周礼让、老教师林恒昌等人上了建议书，我看到上边有一条内容是，作为一个中原名镇，连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都没有，弄得长年“高中穿靴，小学戴帽”，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没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没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强烈呼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抓紧着手解决建设初中的问题。不然，党心不答应，民心不答应！谁不重视这个问题，他就将沦为对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辞之激烈，好像不办一所初中，我这江山都难以坐稳似的，叫人难以承受。我越发觉得不以为然，感到这几个老同志真是“文革”遗风，一笑就把这一建议书置于脑后。

3月下旬的一天，镇小学的齐校长急急火火跑来，一定要见到我。还说，这事情不越级不行了，因为学校的房子塌了。我一听，事情比较严重，就马上带几个人到学校去察看。幸亏是在夜里，一个教室的后墙倒了，没有砸着学生，看了以后，脊背上嗖嗖直冒汗。这就是所谓“戴初中帽子”的小学。齐校长反映，现在的体制是，村里负责小学的修缮建设，镇里负责初中的修缮建设。由于我这里有初中班，东关、西关两个村支部、村委会就比着不管。让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学不小学、中学不中学的校长作难。于是，我们把两个村的支书、主任叫来，狠狠地熊了他们一通。高压之下，两个村很快行动，把房子修理好了。从此，才引起了我对办镇初级中学的高度重视。

在老同志和教育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慷慨陈词，把建设镇中说成是灌河镇的头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镇长鲁新慧激动地说：“贺书记，你总算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书记。你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就叫我这个抓教育的副镇长知足了。过去，我反映学校的问题，从来都是排不上号。有时候，我要是强说上几句，领导就要批评，弄得我哭了好几场——”说着说着，又掏出手帕擦泪。

副书记井春跃说：“小慧呀小慧，过去是不是挨了书记的批评后，在机关不敢吭声，回去拿姜保兴出气，夜里没有心情办事，不让保兴挨你身子？”

大家哄堂大笑，鲁新慧哭笑着说：“看看井书记的死样哩，人家说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卞州的大学教授们纷纷跑到了灌河这个深山区避难，一时间，山沟里群贤云集。当时地方有名的绅士、后来当了伪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的郑再兴先生，收留了这些国宝级的知识分子，办了一所“灌河中学”。这所中学虽然没有办上几届新中国就成立了，却培养和感染了一代人，树立了良好的学风。那一批莘莘学子，在校时候已经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还闹过几回学潮，声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毕业后，即将解放，这些人年纪尚幼，并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过力，却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到处都有原“灌河中学”的学生，像北京的大画家梵清，范城县第一任县长、现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等，这些人经常给林恒昌等老校友来信，询问老灌河中学其他校友的近况。

说到这里，周礼让激愤地责问：“过去国民党官员能办成的事情，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办成？”

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犯得着和国民党比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问几个老同志，这灌河中学在群众中影响怎样？大家纷纷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谁人不知道灌河中学？都很怀念“灌中”啊。

我说：“好！为了使这件事情办得有吸引力、号召力，我们不再提办镇中，只说是恢复重建‘灌河中学’行不行？”

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办室主任田万春说：“贺书记，只怕这学校的名字在县教委通不过。”

林恒昌老师说：“田主任，不要紧，香港都能一国两制嘛，我们就不能一个学校两块牌子？”

我说：“这好办，我去教委交涉。”

议来议去，我开始拍板，我说，恢复重建这个“灌河中学”，上符国策，下合民意，必须横下一条心，必办，快办。不仅要办，还要一步到位，建设得符合国家级标准。现在镇里很难拿出这一笔巨款，没有钱怎么办？基本的办法是，强力组织集资，大力倡导捐资，严格使用筹资。捐资这个方法，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是到了老同志们立功的时候了。我们成立一个捐资助学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刘镇长任副组长，几个老同志为成员。到动员大会上，我们大家以及各部门领导带头捐资，要搞出声势。同时，办公室要把凡是在灌河干过的老领导和灌河籍的在外人员一网打尽，全部澄清底子，远的发信，近的就让老同志们分组上门相邀。你们要把“文革”中批判过的“武训精神”发扬光大：“打我一拳给两个钱，揣我一脚给五个钱！”为了灌河人民的长远利益，吃苦受罪，也要多多筹措到捐资！

说到这时，林恒昌老师激动地建议：“贺书记，我建议将捐资人刻在石碑上，青史留名！”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我表态说：“行！就这么办！”

然后，要安排开一个集资办学的动员大会。我说：“大会就由刘镇长主持。田主任，你为主讲，必须准备一个好的发言，要求你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能把听众讲得掉泪；二是代表全镇教育战线对全镇人民赌咒发誓，一定要把教育、教学的质量搞上去。不然，没有人动心，就不会有人出钱。你讲以后，我再做动员报告。必须对大家强调指出，这个工作，是全镇党员干部的一场攻坚战，‘火大不怕柴火湿’，一定要把问题讲透，困难讲够，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形成全镇的大气候。”最后，又根据测算，定了集资任务标准、开大会时间、分包办法等一系列的细节，由政府秘书郑富贵去准备会议的所有文件材料。其他同志按照分工，把这一件大事办好。会开得成功的标志就是大家情绪高涨，十分激动，就好像一个新的中学真的盖好了一样。

4月8日的大会开得当然很成功。会后，我问几个支部书记，会上我讲的东西，你们记住没有？大家说：“记住了，记住了。”

我说：“都记住些啥？”

青石沟村支部书记钱春来说：“你说了嘛，‘就这，我动员，你动劲’呗。”好家伙，开了一大晌大会，他就记住了这么一句，不过也确实是最关键的一句。好在是，全镇上下确实动了真劲，第一天就集了四十多万，我也基本放下心来。

正是：前车当可鉴，后代须不忘。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