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进入我们山乡人的生活，要比城市里晚了好几年。与城里人有亲戚的那几户人家，经常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比如80年代末，凤姑她弟弟刘二娃走亲戚回来，说县城里的人，正在看一个臭长臭长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到了晚上七点多钟，万人空巷，都拥挤在电视机前，与那些外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刘二娃说，他在那里，只看了两集，看不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只觉得上边的人物扯来扯去，弄得人心里痒痒的，急着看下边的结局。

我们寨子最早有电视机的，是元叔一家，那是在办电后好几年才买回来的。元叔这个人，已经成了有名的医生，仍然改不掉他追求新事物的习惯。他搞过

太阳能研究，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发旺哥就嘲笑过他：“山里这么多柴火烧，搞啥太阳能？太阳‘能’了，月亮、星星都是‘信’了？”搞这种东西，在我们山里确实没有实用价值，元叔就放弃了。有了电以后，人们着实高兴过一阵子。可是，这电很不正常，不用的时候来了，用着的时候又没了，煤油灯照样用得上，家家户户离不了。

当元叔从县城里花了五百六十块钱，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时，许多人到他家看这个怪物。元叔叫来杜思暖帮助他，按照说明书，在他院子里的大椿树上架天线。这是一根很高的木杆子，上边钉有一横杆，横杆上平行排列了长短不一的铝棒，正中间一个两端弯回的铝环上，引下来一根扁平的绿线，接在电视机的屁股后头。

接好以后，元叔把电视机打开，电视机立刻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不大一会儿，出现了花花搭搭的雪花斑点。元叔让杜思暖继续站在树上，向不同的方向转动天线，转过来转过去，电视机仍然没有一点信号，嗡嗡声一直响着，没有一个图像。元叔很泄气，把电视机关掉了。在旁边伸着脖子看的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多看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元叔只得重新打开，让大家对着雪花斑点看了一个时辰，大家才怏怏离去。元叔的堂屋里，从此多了一个摆设，整天用布罩子蒙着。

后来，高楼乡搞了一个差转台，电视机才开始能够收看到中央一套的节目。就这么一个节目，很多时候，街上不转播时，大家仍然看不到。小孩子们一到天黑，就盼着赶紧来电，当然不是为了在电灯下写作业，而是为了看

动画片。

当孙转家有一台大彩电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已经有了十多部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已经播完，我们国家也有一群作家、演员，搞了一个室内剧《渴望》，这十多部电视机，成为我们寨子大多数群众聚散的焦点。到了晚上，十几部黑白电视机前围满了人，跟着刘慧芳的命运转。电视机生产厂家真应该重奖拍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演职人员，是他们极大地促进了黑白电视机的大普及。很快，寨子里许多家庭买了电视机，站在寨子远处的山头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天线。

《渴望》这部电视剧，元叔后来从报纸上知道，是一批北京的文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起瞎编硬凑出来的，硬是凑了四十集。几个带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在那么一个北京的小胡同里，纠缠不休。剧中，把所有倒霉事儿都落到了善良的刘慧芳头上，这个女人越苦，大家越同情她。大家最痛恨的是那个王亚茹，是个搅屎棍子。还有那个王沪生一家，都让人在同情刘慧芳的同时，对他们气愤不过。他们的画面一出现，就有人在下边开骂，到了气人处，大家都嫌刘慧芳过于善良、窝囊，看见王亚茹欺负老实人，恨不能把电视机砸了。

有了电视机以后，没有人再跑那么远看电影了，收音机也没有人稀罕了，破收音机扔得到处都有。大家对电视机非常爱惜，不看的时候，马上用布盖起来。乡亲们听有的人说，日本人把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没有人捡，乡亲们说，这些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呀，这么好的东西也舍得扔？

电视节目给大人们带来了多少变化不得而知，反正国家领导人可以同群众面对面了，尽管堂屋的墙上没有贴一张标准像，大家对历任的领导都认得很清楚。上级领导不再是一个整天一脸慈祥的平面，而是一个会活动的黑白平面。只要几天看不到某位领导，大家就议论，这个人可能已经下台了。上级的政策，没有等逐级传达下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对于影响到切身利益的政策，最为关注，知道得最清楚。

狼叔的那个超生的二儿子刘继省，曾经因为上访挨过打，一次吓怕了，再也没有上访过。但他在骨子里，仍然对干部有气。有一次，村里安排工作，他对支书刘庆河说：“以后别再指手画脚了，要不要你们这些干部都行，我们有了电视机，现在直属中央领导！”

受到电视影响特别大的，应当是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们从武打片中，知道了霍元甲、陈真、少林寺武僧等人物，一个个都想长大成为一个武林高手。杜思宝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架，打不过人家，回到家里，问妈妈要爹爹的大布衫。妈妈问他要布衫干啥，他说，穿上了大布衫，就有劲儿了，能够打败人家了。现在的孩子就不要大人的衣裳穿了，他们会模仿电视剧中的人物，伸着拳头，“哈哈”地朝别人的肚皮上打。更小的孩子，最爱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机警的米老鼠，总是把猫和鸭子捉弄得哭笑不得，于是，特别喜欢老鼠。过去大人吓唬晚上不好好睡觉的孩子说：“别说话了，老鼠出来了！”现在的孩子马上爬起来问：“在哪儿，在哪儿？叫我看看！”

无论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孩子，更多的是会背电视里不停地插播的广告词，几个孩子在一起干仗，有人就唱：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

另一拨人唱：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老支书刘庆典的堂兄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后，一直跟他们老两口在一起过。老两口的身体好，很能做活儿，媳妇头胎生了一个白胖小子，老两口当然喜欢，把媳妇当做功臣养了起来。这媳妇很孝顺，只有一条毛病，是一个电视迷。电视节目多起来以后，兰秀娟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家，儿子媳妇都不理解，还是照办了。邻居们都认为这是兰秀娟嫌媳妇太懒，其实不是这样的。其中有一条原因，只有刘庆玺清楚，就是这个媳妇喜欢看缠缠绵绵的港台言情剧，他们老两口喜欢看梨园春，看不到一块儿去。时间长了，兰秀娟成了心病。她又处在更年期，容易烦躁不安，一听到港台剧里嗲声嗲气的对话就来气，所以说啥也不同他们一起过了。

电视机的出现，让栾二哥的戏彻底没有了市场，栾二哥到了深山里，也找不到有人听他的戏，没有办法，只得回到家里务农。由于不会伺候庄稼，收入上不去，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村里的小剧团再也组织不起来了，人们的口味越来越高，连省一级的节目都看不起，说他们到底不如中央台的水平高。中央台的那几个当红播音员，把音容笑貌早已送到了千家万户之中。外出的人回来，说一些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过去让人瞧不起，现在却没有人再说他们“撇洋腔”、“圣人蛋”了，大家习以为常。

尽管电视机是黑白的，年轻人还是从中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想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几年，我们寨子里小一点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部奔向了南方那片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