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寨小学确实越办越不像话，自从刘庆立当上了校长后，教学的是清一色转正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民办教师，身份虽然变了，仍然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刘庆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刘庆立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两口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把刘庆立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男人没有了这两种东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户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他老婆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刘庆立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

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待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一股脑儿全部免试转了正，刘庆立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刘庆立，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刘庆立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不久，我们马寨小学校长调走了，乡教办室派不来人员，宣布刘庆立当上了校长。他老婆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马寨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马寨小学里混。好在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个个孩子都能够上初中。但也不能说，在刘庆立校长的领导下，我们马寨小学的老师们没有一点“功劳”，他们教出的学生，由于没有了杜小宝那种学习精神，个个质量不高，上到初中时，就非常吃力。混到初中毕业，想方设法出去打工，为南方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输送出了大批劳力。有十几个孩子，后来就在孙丙豪小儿子在南方办的工厂里打工，挣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