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他就赶紧记下来，及时补充货源。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非常直接，立竿见影。比如啤酒这种饮料，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喝下去，苦苦的有一种怪味，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尿酒”的东西，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元叔的小杂货铺，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年轻人赶时髦，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元叔就进了几件，一试销路很好，洋口味占领土嘴巴，几乎没有过渡过程。到了麦季，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当“液体面包”吃。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当饥当渴，喝得晕晕的，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并且不感到腰疼。时间久了，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盖过了双代点。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终于办不下去了，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在他站柜台时，给来买东西的人，足顶实数，几乎没有差价。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开始，她算账不很在行，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
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曾经嘲笑过他，说“山里人，有出息，穷死也不做生意”，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县里领导们搞起了“星期日经济”。到了星期天，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那些临街的住户，有心做买卖，却没有这种胆量，羞羞答答的。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这种改造果然有用，不二年的光景，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有的办起了蒸馍组，有的办起了打面房。
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办起了一个木工房，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他的后院比较宽大，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体力活得到了解放。因为地里的农活，不像在生产队那样，大家出勤不出力，出力不出汗，整天要挣工分，干不完的活儿。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有了活儿，自然抓得很紧，很快就能做完。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做他最拿手的“老屋”。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就摆在当街里。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很不雅观。发旺哥说：“凤梧啊，你做这么多棺材，卖不出去，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杜凤梧并不生气，他说，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你挑一口结实的，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我不要一分钱，白送给你。发旺哥连说，骚气，骚气，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呸”了一口。
高恩典没有资金，做不了大买卖，他的房子又不临街，从内蒙古回来以后，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这东西很脏，一般人不愿意干。谁也没有想到，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回收破纸板子、破塑料袋子、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有对半以上的利润。有些人不稀罕钱，干脆白送给他，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几年，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人们才恍然大悟，称高恩典为“破烂王”，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都效法起来，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大家一窝蜂上来后，造成资源枯竭，收上一自行车破烂，要跑很远的地方。
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过去，人们相互之间帮忙，是不计较报酬的，只要有劣质烟卷抽，有白面馒头吃，招待一下就行了。现在，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不再计较那么多，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儿子说，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又惋惜，文绉绉地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