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向你说一说栾二哥的故事。

我们寨子里就他一个人姓栾，栾二哥是我们寨子里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栾二哥生性活泼，是个出了名的“活宝”。他最爱逗人玩，无论干什么，一开始都是一本正经的，最后变成荒唐，即便是捉弄人也是如此。杜小宝八九岁时，上山墙上掏麻雀，不料手指头被蝎子蜇了一下，胳肢窝里马上起了一个“筋疙瘩”，痛得小宝直打滚，嗷嗷大哭，可巧家里又没有一个大人。正在这时，二哥赶到了，他一边拍打着小宝身上的土，一边问小宝咋啦。小宝说：“蝎子蜇着了。”他见小宝哭得轻了，就问：“疼不疼？”小宝说：“可疼。”二哥挤着眼说：“那赶紧上树，一到树上就不疼了。”

小宝信以为真，连忙爬到了门前的那棵小柿树上，可还是疼。小宝问二哥，为啥还这么疼？二哥说：“总是不疼啦，要是真疼，你咋还上树咧？”弄得小宝哭笑不得，摘几个大柿子冷不防地向他头上砸去，他却一个个都接到手中，做着鬼脸，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笑得直不起腰来。等小宝从树上下来，一边骂着“歪二哥、孬二哥”，一边扑向他，用小拳头打他，他仍然笑嘻嘻的，一把拽着小宝的小胳膊，用嘴对着伤处，使劲地吮吸了一阵子，从他常挎着的口袋片连成的包包里，找出一瓶像人尿一样臊的水水，用指头蘸了点往上一抹，也怪灵验，马上不多疼了。他还说：“小宝儿，咋样，二哥的药比你上树强吧？”

二哥这个人总是不爱在家，一生中漂泊流浪。在我们那一带，到处留下了他的踪迹。

二哥没有孩子，有一年他从逃荒的人手里用一箩头红薯干换了一个儿子。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运来”，他天天领着运来，在庄上转来转去，碰到了不知道的人，就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一箩头红薯干结的瓜儿，我总算有个孩子了，这日子过着就比光和我那不生长的老婆两个人有劲多了。”

有人打趣他：“二哥，你这个孩子还真像你哩。”

他便高兴得合不上嘴，两眼合成一条缝：“这倒也不假，上辈子我肯定是个骡子，成天让人骑，才修了这么一个儿子。”

从此以后，他也不知道怎样来娇惯这个孩子，真是含在口中怕化了。运来把他的四弦弄断两根弦，他也不生气，乐呵呵地再接起来；尿在了锅里，他也挺高兴，连声夸孩子的尿是败火茶；不论干啥事都叫儿子插手，连吸烟也喊：

“运来，运来，快快过来，爹吸一袋，来吸一袋，学会了艺不压身。”

也有人打趣他说：“二哥，你又多了一个小兄弟。”这可不行，栾二哥确实爱给人当“二哥”，对于孩子却说什么也不干了。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年这运来得了个“急惊风”，虽然求神拜药，占卜问卦，总算把命给扒出来了，却从此落了一个傻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为此，二哥真难过了好长一阵子，头整天耷拉着，无精打采的，像个蔫黄瓜。很多人都替他惋惜，抱怨这老天不长眼，黄鼠狼专咬病鸡子。有一天，二哥突然想通了，对他老婆说：

“日他妈，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生成是小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唉，算了。”打那以后，又拉起了四弦，高兴地乱跑。自然，对那个运气并未转好的栾运来，再也没有先前那个疼热了。

1948年，刘邓大军打过黄河，他从北乡跑回来，逢人便高兴地嚷：

“这下可好了，咱们穷人要翻身了！老财咱再也不用怕了！”恨得当时寨子里的大地主孙乃器要抓他，他一听说，一下子又窜了个没下落。不过，他一跑，寨子里的几个光棍汉儿，免不了有人要去给他老婆做伴。所以，二哥尽管不在家，他老婆没有闲着，倒也不感到有什么寂寞。小运来也不懂得这种事，自然由着他娘。后来，也不知谁传了个“毛毛信儿”，说二哥死在外头了，马上就有几个老光棍想娶她。可二嫂跟谁也不干，一是再嫁一家“怕对不住二哥，孩子也没人心疼”，二是一个人过惯了。实际上是，虽然没有男人，却等于有了更多的男人，有那么多男人帮衬，何必只找一个男人管着不自在？况且，还要得罪那么多的老相好？这是题外话。

其实，二哥并没有死，一年多一点儿，我们马寨开始土改，二哥就一身光鲜地背着个四弦回来了。他老婆嘟噜嘴，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过了一夜，两个人就又非常亲热。从此，那几个光棍汉儿傍不上了边，心里想，还不如他不回来，同时盼望着他早点走，走得远远的。

那阵子，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那么多新鲜名词，不知道啥叫个“流氓无产者”，这是后来一个公社秘书给栾二哥定的性质。反正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家很穷，不好做农活，日子过得很“懈”，所以分土地时也按贫农一样对待，分了好几亩地，并且定了个贫农成分。农会干部劝他不要再往外跑了，让他在家老老实实地种几亩地，“几亩薄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嘛”。二哥满口答应：“中！中！”可真去种地，他就下不了那牛一般的气力了，瞪着眼看地荒成了“牛毛毡”。还是他老婆中用，不费多大气力，找来几个相好，就给他的地整得很好，他也挺乐意，直夸他媳妇能干。第二年可就不行了，原来那几个帮助他种地的人，看到把地种好后，他反而不出去跑了，未免失望，算是给他白干了。二哥一看这势头不对，就马上出去窜了一阵子，回来果然又有了好收成。第三年，人们开始组织互助组、高级社，二哥从来不给人搭伙儿，还风凉地说：“要说互助嘛，我这几年是没少沾互助的光，搭不搭伙儿都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就有人来互助。”谁知道，解放后日子上升，那几个老光棍十有八九成了家，没有人再愿意出这冤枉力了，这一年，他的地真的撂了荒。他老婆这次发火了，要与他

离婚，他连着做了几夜工作也没有做下来，干脆又撒了丫子。

二哥与七太爷不一样，七太爷偶尔犯病似的，突然失踪一次，长久安稳。可二哥经常在外边跑，很少能在家里久留。其实，他这一次并没有跑多远。只跑到山外二十几里路的集镇上，碰上了当时的区公所主任老马也在那里办事，他俩是老相识，不骂不开腔，一见面就打上了哈哈：

“日你姐二哥，又往哪跑？你呀，总是三条腿的兔子——爬不牢稳。解放后好几年了，你也得为国家出点力呀。”

要在以前，二哥准又开腔骂老马，可这次他却叹口气，心事重重地对马主任说：

“老马兄弟，说良心话，我并不是好跑。如今有了地，过上了痛快日子，谁不想在家守着老婆伺候几亩坷垃？可我这个人哪，生性闲散惯了，满心想种地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你那嫂子为这也断不了给我闹别扭，没办法，我只好出来跑跑。”

马主任说：“二哥，算你有鳖命儿，你的四弦拉得不错，正好咱县要扩建

越剧团，我给你推荐一下，你去报个名考考试试。”

二哥一听，心里很受用，马上答应。回到乡里，马主任给他开了张介绍信，就打发他去了县城。

就这样，二哥到了县剧团，一考试还可以。只是他看不懂谱子，不会念“刀、来、米、发”，一开腔哼个调门就是：“深黄深、深黄深一字深黄……”节拍倒是怪准，团长说：“老同志你先回家，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二哥回到家，二嫂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鬼混了一些日子，仍然是一脸不高兴地骂声不绝。二哥也不还嘴，只是莫测高深地笑，倒把女人给蒙了个“五里雾中”，寨子里的人也纷纷传言，说这次二哥要“出征了”，二嫂子听说后可就慌了神，吓得不敢吵、不敢闹，对二哥也恭敬起来，二哥只是光笑不说话。

约有十几天的光景，区政府的干部刘楞娃，拿着个“帖子”——这是二嫂后来给人这么说的——把二哥给“提”走了，二嫂子把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补丁衣服给二哥穿上，二哥一下子就神气起来了。

谁知道好景不长，两年后，县剧团往下裁人，开始准备留他，可他一听这个信儿，就死缠活缠着领导要回家。剧团就发给他一些安家费，他卷起铺盖美滋滋地回了家。寨子里不免有人替他惋惜，也免不了有人“叨吃”他两句，他却说：“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光那些会就给人开腻了。咱生成是挠粪堆鸡子——上不了高门台，还不如在家里窝着骨头舒坦哩。”倒是二嫂子真正理解他，见他“衣锦还乡”，有点欢天喜地的样子，也许是过一天老一天，越老越收心，越老感情越浓，真是不愿意二哥在外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