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石下了公共汽车，略微辨认一下方向，踩着路灯洒下的昏黄的光斑朝旅馆走。下午跟晚上，他同博士王一块研究写那份告状材料，写完了，两人都满意了，又去打字、复印，全都搞好了之后，他同博士王胡乱吃了点东西，为了让博士王早点休息，他就告辞回旅馆。夜晚的风已带上冷峭的寒意，行人寥寥，程石低着头，看着地上随着脚步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铺到前头，一会儿又溜到身后的影子。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乏力，象受苦人的哀叹。近处的楼房里，传出电视广播声、训导孩子的斥骂声，给死寂的夜晚添加了几许活力。
黑头这会儿也许又去送赵雅兰了，也许已经回到旅馆，正在看电视。由黑头又想到博士王，心里不由涌起一丝内疚。拟稿改稿时博士王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似乎撰写的并非程石的告状信，而是他自己的博士答辩论文。博士王的认真、严谨，让程石感动。迄今为止，程石没有给博士王送过一分钱的东西，中午几个人一块吃饭，最终还是博士王付的款。这年头，象博士王这样不谈钱、仗义助人的人真是不多了。程石感到自己很幸运，在身处绝境时，能遇见象黑头、博士王这样的朋友，没有他们，在这举目无亲的大东北，他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黑头自从跟他在从省城到海兴的长途车上重逢后，听到他的遭遇和目前的处境后，便几乎没有离开过他，陪着他东奔西跑，与他同喜同悲，跟他共同担负起了人生最坎坷的这一段路程的重负。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黑头很少谈起他的过去，程石自认为对黑头的过去十分了解，自然也很少去问。前几天黑头讲述的那段经历，震撼着他，他方才认识到，在黑头洒脱、放浪形骸的表面之下，不知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难和辛酸。他却能够把过去的不幸统统象垃圾一样抛到身后，或者说他能把所有吃过的苦当成生活的一种无奈而坦然接受。从不让曾经品尝过的苦涩来沾染现实生活的甜味儿。
一对情侣相拥着迎面走来，同程石擦肩而过，身后的脚步渐渐远去。黑头曾经说他从小泡在蜜糖里，一帆风顺，其实并不确切。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没有过痛苦的经历呢？只不过痛苦与痛苦不同而已。程石回想了一下，他这一生最艰难的日子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父母亲因为跟着共产党干了半辈子，随着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沾光，都成了领导干部。党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清算自己的干部，父母于是又变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哥姐都按毛主席他老人家挥手指的方向，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家里只剩下程石一个人。紧接着，一个外号叫“小炉匠”的造反派小头目看上了程石家的房子，便将程石扫地出门，年仅十二岁的程石流落街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儿。从那时起，程石才算真正明白吃和睡对人来说有多么重要。那段时间，他成了饭馆的常客，天一亮，便一家接一家的到饭馆去搜索，双眼紧盯着就餐者蠕动的嘴巴和桌面上的饭食，一旦食客抬起屁股，程石立刻饿鹰扑食般冲过去，将残汤剩饭据为己有。可惜的是，那个年月的人不象如今的人这么奢侈，那时的人很节约，很吝啬，一般都要吃个盘净碗空才离开。同时，他还要不断防备饭馆工作人员的驱赶打骂和同类搜食者的劫掠，不管他怎么努力，收获总是满足不了肠胃对食物的渴求。
“小炉匠”还没有残忍到赶尽杀绝的地步，他将程石赶到了一间掏粪农民垒的小土屋中，也算是给程石留了一处安身之所，可程石宁愿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如果他一个人晚上睡在漆黑的小土屋里，他便象被恶魔包围的活食，恐惧与无奈让他浑身颤抖，满身虚汗，根本不敢合眼，又不敢睁眼。睡在候车室里，起码有灯光，有候车的旅客相伴，冬天还有暖汽，虽然不时要遭车站管理人员的斥骂、驱赶，可终究要比那个黑暗、阴森又四面透风的小土屋强的多。
六八年过小年那一天，程石一大早就感到头晕、胃涨，浑身乏力，想爬也爬不起来，他甚至有些欣喜，头一次早晨醒过来没有饥饿的感觉。既然不饿，就没有理由到寒风刺骨的外面受罪。程石把身子蜷缩得更紧一些，往墙角缩得更深一些，闭上眼睛，很快进入睡眠之中。他是被冻醒的，那是一种由心里向外散发的寒冷，寒冷使他全身抖动得像筛子上的豆子。他拼命蜷缩着身子，把蜷起的双腿紧紧抱在怀里，把头拼命缩向曲起的膝头，竭尽全力想把自己变成一团刺猬。可是寒意仍然从胸腑向四肢、向全身阴沉沉而又肆意地扩散，他的牙关磕碰发出“得得得”敲木鱼般的脆响，喉间也发出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的痛苦的呻吟。他的大脑已经混沌，只剩下一个念头：冷！臀部受到猛烈撞击引起的剧痛让程石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紧接着他又被粗暴地从墙角翻转过来，他睁眼看看，是一男一女两个戴着红袖标的巡查人员，他这时才明白，刚才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往日，他最怕这种戴红袖标的人，如今寒冷主宰了他，痛苦地折磨着他，红袖标的威风已对他不起作用了。他依然保持着抱膝曲体的姿态，又闭上了被灯光刺疼的双眼。
“小叫花子，过年了还不回家。”男红袖标用手拨拉着他的肩头。
“这小孩病了，烧得烫人。”一只柔软的手在程石额头轻轻碰了一下，是女红袖标。
“怎么办？还清理不？”男红袖标问。
女红袖标说：“清到外边这孩子肯定就完了，留在这儿也不行，”略顿片刻，女红袖标说：“找王主任去，他说咋办就咋办。”
王主任来了，粗糙的大手在程石头上蹭了一蹭，沉吟半会儿，说：“送医院吧。”
于是程石便被一挂三轮脚踏车拉到了医院，途中，他听到四外已经响起了过小年的爆竹声。
至今，程石也不知道那一次他住院治疗是谁出的钱，反正他住了几天院，输了几瓶液，康复了。也许应了那句“人贱命大”的老话，程石病愈回到流浪儿队伍不久，他父亲的一位老部下提前“解放”，从火车站的候车室把他捡回家里代养，直到他父母先后“解放”，他才算彻底结束了无家可归的日子。
程石后来也奇怪，在他沦落街头衣食无着的日子里，他反而很少想到父母、哥姐，难道生存的压力排斥了儿女亲情吗？此刻，走在这清冷的夜街上，程石想起了过去的经历，觉着黑头讲得对，经历过死亡的人，还有什么经受不了的呢？近两年，他孤身一人在举目无亲的东北同金钱堆起来的怪兽———银行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经历着希望与失望、胜利与挫折的交替煎熬。屈辱、孤独、仇恨、愤怒、苦恼是常伴在他心里的阴影，这一切他不都承受下来、坚持过来了吗？即便官司败了，难道自己还能去跳楼、卧轨吗？“活着就有希望！”他想起不知从那本书上看到并无意中记住了的这句大白话，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前面不远处，霓虹灯、街灯的五彩光映红了夜空，程石知道快到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了，暗暗松了一口气，断定自己没有走错路。省城的路他不熟，白天还可以判断方向，夜晚弄不好就会迷失。他朝着前边明亮处加快脚步走去。
果然，出了这条街道，东站前面的大广场上的卤素灯开始向程石眨眼。像所有车站一样，省城车站内外也是最热闹又最杂乱的场所。虽然夜已深了，车站广场上仍然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摆小摊的、卖零食的、为旅馆接客的、等车的、闲逛的，各色人等怀着各自的目的忙碌着。穿过广场向右再走一百多米，就是程石住的旅馆。
“这位老板，帮帮忙，”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截住了程石，“我们到省城找亲戚，亲戚搬走了，钱也花光了，孩子一天都没吃饭了，给孩子一顿饭钱吧。”
程石看看营养良好的女人跟孩子，明知她在说谎，仍然掏出两元钱给了她。靠说谎谋生也算是无奈的谋生方式之一。程石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许说谎。在父亲面前，其他错误或许可以得到宽容，撒谎却绝对不允许，肯定要挨揍。他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幅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社会却告诉他：在充斥着谎言与欺诈环境里，诚实是无能的同义词。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小被培养出来的诚实性格让程石吃够了苦头，不论在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诚实与奸诈相比，诚实永远是弱者。他认识到，父亲对他的教育是个美好的误区，他所能做到的就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说谎也并不是罪恶，只要说谎的目的不是损害别人。
“老板，你的面相与众不同，很有讲究，我来给你说说，”一个打卦算命的拦住程石，见程石不感兴趣，又说：“我讲得对了，你看着随便给几个钱，我说的不对，一分钱不要。”
程石说：“我已经给自己打了一卦，我要听你讲，我就得破财。”
见程石不上钩，算命先生笑笑，扭头走开，又盯上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程石加快脚步朝旅馆走，显然，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连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旧货也都换上了新商标，算命打卦叫“预测”，传经布道聚众骗财的叫“气功大师”，失业叫“下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银行骗客户，法院装糊涂，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程石想到这里，真有些愤愤然，尽量远避那喧嚣的夜市，警惕地环顾四周，深怕再有不三不四的人过来纠缠，竟然有些失魂落魄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