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釜沉舟，”“破釜沉舟”……程石躺在铺上无意识地反复念叨这几个字。他虽然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也确实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但他同时也悲哀地发现，他自己并没有破釜沉舟的本钱。黑头已经约好明天一早在博士王家中见面，但程石对这次会见并不抱又太大的希望，他知道这个案子绝对不是一个律师所能解决得了的，不管这个律师是不是博士。
朦胧入睡的黑头突然从床上翻身坐起：“程哥，你说什么？”
程实醒悟自己把“破釜沉舟”四个字念出了声，咧嘴苦笑：“我没有说啥，可能是电视机吧你吵着了，你睡吧，我把电视关了。”
黑头没有再睡，下地穿上拖鞋，到厕所撒了泡尿，回来又抽烟、喝茶。
程石仰躺在铺上，思绪就仿佛雷雨来临前的乌云在大脑里翻腾滚动，牵连着胸口也发闷、发胀。这次离家已经半年了，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刚才妻子来电话，问他能不能回家过节，他说要看看事情的进展，不敢肯定回不回。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肯定回不去。女儿娟娟要跟他讲话，刚刚说了一句：“爸爸我想你，你啥时候回来……”就哭了起来。程石也心酸的无法再讲，强忍着眼泪跟女儿说了几句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之类的话，便扔下了话筒。
从起诉开始，他就做好了败诉的思想准备。对方是银行，一头用金钱堆积起来的巨兽，又是在当地的法院打官司，尽管事实清楚，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但银行在当地的实力和当地官僚机构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完全有可能使法律的天平失衡，这并不是没有先例。败诉并不可怕，他还可以上诉，上诉不成他还可以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到检察院申请抗诉……只要他有毅力、决心，他相信终有胜利的时候。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法院在拖了将近半年之后，突然通知他将此案“移送”给了公安局。这实际上是让银行不判而胜。这一着比直接判他败诉更毒，让他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他在这个城市奔波了半年之久，申辩、告状、上访……迄今为止，这一切努力都在这座城市的冷漠面前成了毫无结果的徒劳，就如同肥皂泡碰撞在岩石上，不留任何痕迹。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活活憋死在这块冰冷的土地上？或者干脆象黑头说的那样，给他来个玉石俱焚？一股邪火此时从他的心头直冲颅顶，太阳穴也一跳一跳地涨痛。想想那位阴险歹毒的行长，狼狈为奸为虎作伥的科长，法院里那些贪赃枉法的当权者，还有为了谋财而不惜毁掉别人一生的骗子，再想想有家难归前途渺茫的自己跟在家中苦苦等待自己的妻子、女儿，程石心里象是有一团烈火在熬煎，他真想把那些人一刀一刀地零剐碎割。他突然觉得自己真的理解了那些明知杀人要偿命却还要去杀人的人，不能否认，有时杀人也确实是被逼出来的，杀人在某些情况下，不过是摆脱困境的一种极端方式而已。程石自己没有觉察到，内心的激烈反应令他满面涨红，青筋绷起，拳头也攥出了汗水。
“程哥，别胡思乱想了，睡不着出去转转，这样非得闷出病来。”黑头见程石呆呆地对着电视机视而不见，面目阴晴不定，喘息也忽促忽缓，知道他内心又在承受煎熬，便劝他出去散散心。
程石说：“太晚了，还是老老实实在房间里呆着吧。”
黑头玩弄着枪式打火机，心里也非常郁闷。程石所处的困境、他在困境中所遭受的痛苦，黑头都能了解。但是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他想全力以赴地帮助程石，却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看着程石受苦受难自己却一点没有办法，比他自己受苦还难受。反而，程石身上散发的那种郁闷、愁苦的氛围令他也越来越感到心情烦躁、压抑，有一种呼吸不畅的窒息感。他觉得这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象一座坟墓，坟墓里面埋着他们两个活人。
“不行，我得出去走走，透透气。”黑头说罢，穿上衣服，临出门又对程石说：“回来我给你带点吃的吧？”
程石摇摇头，黑头便拉上了房门，跟旅馆的门卫打了个招呼，晃晃悠悠地来到街上。
更深夜静，街上的行人依然络绎不绝，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在夜空里抛着勾魂的媚眼，不时有寻欢作乐的跑调的歌声跟刺耳的笑声穿过歌厅、舞厅的门窗污染着空间。黑头点燃一支烟，朝最热闹的地方走。路边人行道上的小摊贩点着一盏盏电石灯，可怜巴巴地盯着路人，企盼有人光顾他们的摊子。
黑头逛着夜市，心里却还惦记着程石。程石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的份量不轻，他不能不惦记他。
程石比黑头大八岁，过去两家是邻居，从小黑头就把程石叫程哥。黑头五岁那年，母亲患脑溢血突然去世，父亲白天上班，黑头没人照顾，就成了程石家的编外成员，每天中午程石的母亲要给黑头供一顿饭。程石比黑头大的多，玩不到一块儿，黑头常常象个小尾巴缀在程石的后边，程石嫌他碍手碍脚，总想甩开他，在黑头的印象里，童年的他同程石的关系，就是在这种跟于甩的斗争中度过的。至今在他的记忆里，仍然清晰的是那一次程石跟同学约好放学后到三里外的河里游泳，黑头死缠活赖要跟着去，程石就是不愿意带他，撵又撵不走，赶又赶不动，程石气得要揍他，手刚举起来，他大嘴一咧哭了起来，程石只好用袖口给他抹眼泪擦鼻涕，哄得他不哭了，程石说：“你转过头，闭上眼，我喊三个数你能抓住我我就带你去。”
他乖乖地转过身闭上眼，等着程石数数。左等右等不见动静，他又不敢睁眼，怕程石说他玩赖，更不带他下河游泳。直到他的腿站酸了，眼闭困了，实在熬不住睁开眼睛四处看看，程石跟他的同学们早已经不知去向。他又恼又恨，跑回去就把程石放学到河里游泳的事告诉了程石的妈妈。他知道，小孩到河里游泳是家长绝对禁止的。因为那条河每年都要淹死人，传说被淹死的人就变成了水鬼，要拖人下水给自己当替身才能托生。程石的妈妈一听到黑头说程石跑到河里面游泳去了，扔下正准备下锅的面条，立即飞奔而去，很快就揪着程石的耳朵胜利凯旋。结果，程石实实在在地饱尝了一顿皮带炒肉，并被罚洗碗刷锅三天。事后，程石说他是“小甫志高”，他不懂得“甫志高”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从那以后程石更不爱搭理他，他只好去找跟他年龄相差不多的孩子玩耍。
后来程石的父母亲支援大西北，调到了青海某工业基地，参加三线建设，黑头跟程石一别十年，几乎忘却了童年时还有这么一个不十分友好的程哥。
插队下乡，是七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必由之路，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里当了两年知青的黑头，听说有一家国营大企业从大西北到大东北来招工，就报了名。在当地知青的印象里，大西北就是沙漠、荒原、风沙的代名词，尽管在农村插队很苦，可是终究离家不远，总算没离开东北这片黑土，要是千里迢迢折腾到大西北去，说不定这辈子连爹妈都见不上了。黑头没有那么多想法，父亲在他插队后头一年就已经去世，姐姐早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了别人家的家庭主妇，他如今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他看中了国营大企业这块招牌，能在国营企业里面当个工人，这一辈子就算有了交待，哪怕这个单位在月球上他也敢去，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当农工更苦的活法。
办理完招工手续，领到了安置费，黑头告别知青点，回到了城里。姐姐听说他要到大西北去，整整哭了一夜，姐夫也劝他“再考虑考虑”。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再考虑考虑”的余地，招工手续已经办妥，户口也由招工人员统一转走，自己连二百元的安家费都已经领了，还有啥话好说？
姐姐、姐夫一家人到车站送他，他看看哭的双眼红肿的姐姐，愁眉苦脸的姐夫和三个幼小的外甥，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装作上厕所，从裤衩上他姐姐专门给他缝的暗袋里抽出八十元钱，这相当于他姐姐、姐夫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回到姐姐、姐夫面前，趁告别的忙乱，偷偷将钱塞进了姐姐的衣兜。
火车就要开动，黑头透过车窗看见姐姐心急火燎的沿着火车车厢找他，他以为姐姐发现了口袋里的钱，便隔窗摆手，让姐姐回去。可是姐姐拿着一个破信封，发疯似地敲打车窗，他只好抬起了车窗。
“快拿着，”姐姐把发黄的信封塞到他的手上，“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楼上住的程伯伯跟你程婶？还有你程哥，他比你大八岁。”
黑头点点头：“记得。”
“那就好，”姐姐抹一把渗到眼里的汗水，“我昨晚上才想起来他们一家当年去的地方就是你如今也要去的地方，你这一去举目无亲，要是能找到他们也好有个照应。这封信是他们走后一两年寄来的，爸一直收着，我翻腾了半夜才找到，刚才一忙乱又差点忘了给你，你按信封上的地址找找，说不定他们还在那里，要是能找到他们，你赶快来个电报，姐也就放心了。”
黑头答应着，将信封折好装进贴身的衣裳口袋里。
“再者，你要是找到了程伯一家，代姐问个好，姐给你带的粘豆包、豆腐皮还有老酸菜、大酱，你给他们送去尝尝，他们在大西北肯定吃不上。他们一家对咱们可是有恩哪，拿一年……”
姐姐还在千叮咛万嘱咐，火车却耐不住她的唠叨，怒气冲冲地吼叫一声，呼哧呼哧喘息着吧送行的人们扔到了身后。
在火车上、汽车上连着颠簸了一个多星期，黑头总算到了目的地。下了车，一出车站，黑头不由一阵惊喜，这哪里是想象中风沙敝日、荒蛮凄凉的大西北？这明明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宽阔笔直的柏油路，路旁挺拔的白杨树连成的防风林，远处烟囱林立的厂区，近处成片成片的家属搂……这一切都告诉黑头，他的路子走对了。
要找程伯伯一家并不难，他的程伯伯就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首脑——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