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第一节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１１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只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缝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只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候，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家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坏蛋。认识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帐（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见雷鸟，请一定帮助我们把他揪住。雷鸟的外貌特征如下：
一、刀把型脸。嘴唇发黑。眼睛小而亮。留艺术型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二、穿黑色西装，结斜条纹领带，携带一只人造革公文包。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很早就认识雷鸟，我们这里的交际圈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谁先一动，数不清的人就全部动起来，一个撞一个，撞到后来你会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对你说，你好。你停住脚对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旅游，发表新作了吗？但你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我走到街上就会觉得我认识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是我刚刚搬进太阳大楼时，有一天傍晚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说开了门就知道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风尘仆仆夹着公文包的人斜倚在墙上，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却没有想起他是谁。
“雷鸟，诗人。”他闯进来自我介绍。
“雷鸟，你好。”我说。“坐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们在马丘家见过的。”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马丘。”我说。我连马丘也想不起来是谁。“马丘去了美国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才从深圳回来，昨天下的飞机。”
“听说了，你是去旅游观光的。”
“不，我在那里做生意，我跟小田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哪个小田？”“田副省长的儿子呀，我们公司专门与外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很高。”“谈汽车还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来，“谈乳罩和所有妇女用品。”“这生意不错。”我也笑了。这时候我发现他确实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马丘牛丘还是猪丘家认识的。对于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我肚子饿了。饿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面，再看看有没有鸡蛋？”
“什么都行，我不讲究吃。”他耸耸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里雷鸟要求留宿。我看见他把黑西装脱下，认真地叠好搭在椅子上，然后倒在地铺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觉姿势很怪，是俯卧着的手脚朝四处摊开，好像一个不幸的坠楼者。当时我无法预知雷鸟后来的事，只是认为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艰难的姿势睡觉。我要是个能预知后来的哲人，当时就应该把雷鸟卷起来扔到窗外，免得后来他把我的两千元钱借去然后一去不回。
我是一个洋鸡蛋
在生活中我只是一个洋鸡蛋。这是我爷爷对我的评价，他总是将我比喻成一个洋鸡蛋，我想那是因为鸡蛋表面光滑实则脆弱经不起磕碰的缘故。至于洋的含义很明显，因为我不止一次对我爷爷说过，我要偷渡去香港然后到美国去到法国或者荷兰也行。我爷爷最痛恨崇洋媚外的人。其实我不敢。我说过我基本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即使敢也不成，说不定我溜过了国境线又想打道北上去内蒙古开辟一个牧场。我身上集中了种种不确定因素，整体看也许真的像一个洋鸡蛋。我在一家临时成立的有奖募捐基金会工作，这是一份清闲而有趣的工作，每周上三天班去办公室起草印制种种奖券票面：主要是残疾人基金环境保护妇幼健康和大学生运动会等等。我怀疑正是这里的清闲有趣培养了我的烦躁情绪，我上厕所的时候总是把门关紧了，憋足气连吼三声，呜——呜——呜。我的同事问我怎么啦？我说憋得慌。他们说哪里憋得慌？我说哪里都憋得慌。他们又问谁让你受的气？我说没有，没有谁让我受气，我自己受自己的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九八七年我又无聊又烦躁，有天他们守着煤气取暖炉开会，我偷偷地把大吊扇开关按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听见他们的鬼叫声心里就舒坦了一些。我知道天很冷不能开吊扇，但开开吊扇也无妨。我就是这样想的。当你隔着玻璃看见一群人的头发让风吹炸了，你会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现在我坐在窗前，看见一九八七年我自己委琐而古怪的形象，我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走来走去，碰到人头攒动的地方就朝里钻。我看见汽车轮子撞死了一名骑车的妇女，她的自行车像一只绞麻花横在血泊里，还有一捆韭菜放在塑料筐里，一只高跟皮鞋丢在你的脚边还冒着热气。我看见两个男孩在广场的草坪上表演硬气功，一个用铁索把自己绕上一圈二圈三圈，然后大吼一声把铁索绷断（我怀疑铁索上本来有裂口）；第二个是无腿男孩，他坐在草地上把一只铝饭盒送到你面前说，“各位先生太太同志大爷行行好，给俺们一点吃饭钱，你要不给就不是人啦！”（我没有掏钱是想尝尝不是人的滋味。）我还看见过华侨商店门口穿牛仔服的外币倒爷坐在台阶上，像一排卫兵监护着来往行人，我走过那里时突然有好几只手拽我的衣角，“美元有吗？”“兑换券有吗？”“要日元吗？”“长箭短万宝，一样六块八。”我把这些手一一拍开，然后坐下来。我坐在倒爷们的队伍里觉得很自然很亲切，我比他们更快乐。因为我什么也不要兑换，我要兑换神经和脑子找不到顾主，谁肯跟我来换？有一天我看见雷鸟在一棵大柳树背后跟人兑换着什么，等我朝他跑过去却找不见他的人影了。雷鸟神出鬼没富有传奇色彩是事实。后来我问他去大柳树背后干什么。他说什么大柳树？我说你在黑市倒腾美元吧。他说你看花了眼，我雷鸟从来不去黑市，我有三千美金，彼得送我一千，桑德堡送我一千五，还有雪莉送过五百。彼得要保我去加利福尼亚。我说你跟他们什么关系？雷鸟挥挥手说跟你说了你也不理解，你知道什么叫鸡奸吗？你知道美国女人一夜需要多少个高潮吗？雷鸟脸上洞察世界的表情很容易把你镇住，我说去你妈的蛋，原来你卖身投靠。雷鸟叹息一声然后仰望天空说，这一代人没有英雄，这一代人都在做美国梦。他们都在逃离一条巨大的沉船。兄弟，逃吧，你不是英雄就是逃兵。也许雷鸟留下了伟人式的箴言。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英雄和逃兵的问题，想起水中沉船到底谁在船上谁在水中推呢？问题不一定需要答案，后来衍变成口令，后来雷鸟到我的太阳楼来时就要背口令：“口令？”“英雄。”“逃兵。”然后雷鸟那混蛋就嬉笑着进来了。
故事和传闻
民主路与幸福街的交点是一片房屋的废墟。那是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的地区，我曾经从那里经过，很奇怪十字路口竟然没有设立交通岗，他们说暂时顾不上，只要平安地经过就行了，熬到二○○○年什么都有了，你可以从天桥上过，也可以从地道里过，还可以攀着高空缆索荡过去。后来他们又告诉我那里来了一个交通警，民主路幸福街的交通秩序已经好多了。交通警站在废墟上，站在一块水泥板上指挥来往车辆和行人，一般是隔五十秒钟放南北线，再隔五十秒钟放东西线，行人在前汽车靠后，他们说这是最科学的交通指挥法。司机们驾车通过时都鸣笛向交通警致意。然后他们告诉我交通警身穿蓝制服腰束宽皮带。我说交通警制服有蓝有白。他们又说交通警皮带上挂着一支红色手枪。我说哪里有红色的枪？他们说那是一支塑料手枪。我说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没有真的枪就拿塑料枪代替了，他很聪明。这回他们就哇地大笑起来。敲敲我的脑袋，你还没想到吗？那不是交通警，那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病、人！
交通警原来是一个精神病人。
是真的？我问。真的。他们说。是故事吧？我又问。
故事。他们又点点头。
开头我觉得这事好笑，但细细想过后又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允许精神病人发疯也应该允许精神病人指挥交通，况且他指挥得很好。况且他跟我一样有一把形状逼真的塑料手枪。
对小说物证的解释
你如果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细节物证敏感的话，会发现我已经两次提到了塑料手枪。这绝不是什么象征和暗喻。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幼稚的癖好：玩塑料手枪。我的办公桌抽屉里锁的都是塑料手枪，我睡的床下枕头下也都是各式各样的塑料手枪。你千万别把我的癖好跟某种深刻的东西联系起来。有一个冒充心理学专家的人跑来对我说，你的潜意识中藏着杀人的欲望。我对他说你别放屁。他说我没说你杀了人只是分析你的潜意识。我随手抓起一支塑料手枪顶住他的脑门，我说你滚吧要不然我开枪杀了你，他一边退一边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没分析错吧，你真的想杀人。
关于雷鸟
有一天雷鸟带了一个女孩来，他们手牵着手纯情得像琼瑶小说里的人物。女孩穿黑衣黑裙，长脖上佩着一串贝壳项链，她进来以后始终微蹙细眉，好像肠胃不适的样子。雷鸟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悲伤少女，你一定听说过她。”我说，“听说过没见过，我是麦克白斯。”女孩终于一笑，“一样的，听说过没见过。”雷鸟说，“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总得准备点喝的吧？”我到厨房里找出了一瓶白酒倒在玻璃杯里，然后兑上醋和自来水。我只能这样招待他们。
“这是马提尼酒，”我说，“我爷爷的战友从美国带回来的。”“我不喝酒。”女孩说，“给我一杯西柚汁。”“我没有西柚汁只有马提尼。”我不知道西柚汁是何物。“喝一点吧，海明威就喝马提尼。”雷鸟饮了一大口，他皱皱眉头，“这酒味道好怪。”
“好酒味道都怪。”“真正的美国味道，独具一格。”雷鸟又说，“习惯了就好了，就像真理从谬误中脱胎一样。”
这时候我忍不住笑起来，我忍不住只能跑到厕所里笑，笑得发狂。这本没什么好笑的但我忍不住，有时候笑仅仅是一种需要，雷鸟跑来推门，推不开，他说，“你疯了，关在厕所里傻笑？”我喘着气说，“二锅头。”我想告诉他那只是一瓶劣质二锅头，想想又没必要澄清事实。我又纠正过来，“肚子疼，你别管。”我把抽水马桶抽了一下两下三下，听见雷鸟隔着门说，“疯子，肚子疼好笑，这世界彻底垮掉了！”雷鸟盘腿坐在草席上，像一名修炼千年的禅师给女孩布施禅机。而女孩明显地崇拜着雷鸟。女孩说她梦见过一群萤火虫环绕着房子飞，梦醒后她发现房门被风吹开了，她说她在门前真的看见了萤火虫，但都死了，它们死在一堆，翅膀的光亮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你说这是预兆吗？女孩回雷鸟，你说这是什么预兆？你要从萤火虫的身体上走过去，你需要那些光亮。雷鸟伸出他的熏黄的手按着女孩的头顶，你听见神的声音了吗？神让你跨过去。听见了。女孩端坐着微闭双眼。我觉得她那个样子真是傻得可爱。过了一会儿她清醒过来，马上噘起嘴唇把雷鸟的手掌撩开，“你坏，你真坏。”然后她转过脸问我，“你说那是预兆吗？那是什么预兆？”
“什么叫预兆？我不懂。”我说，“我没有看见过死萤火虫，死人倒见了不少。”“恶心。”女孩不再理我。我不知道她说谁恶心，是我还是死人恶心？我觉得她才恶心，拿萤火虫当第八个五年计划来讨论。后来雷鸟提醒我去楼下取信和报纸。这是早已暗示过的，他说必须给他们留下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十分钟左右就行。但是那天我取信时碰到一件倒霉事。我发现我的信箱遭到了一次火灾，不知是谁朝里面扔了火种，把信和报纸都烧成了焦叶。“谁烧我的信了？”我敲着铁皮信箱喊。没人理睬，太阳大楼里空寂无人。我发现其他的信箱好端端的，就认识到事情的蹊跷性。谁这么恨我要烧我的信箱？我一时找不到答案只能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我把火柴擦着了小心翼翼地丢进每一个信箱，要烧就一起烧吧，这样合情合理一些。然后我往楼上走，我突然怀疑那是雷鸟干的。你知道他会干出各种惊世骇俗的事情引起女孩们的注意。我杀回我的房间推卧室的门，推不开。我听见里面发生了一场转折，女孩正嘤嘤地哭夹杂着玻璃粉碎的声音，好像我的酒杯又让雷鸟砸碎了。我刚要打门门却开了，女孩双手掩面冲出来往门外跑，贝壳项链被扯断了贝壳儿一个一个往下掉。“怎么啦？”我说。“恶心！”女孩边喊边哭夺门而出。我走进去看见雷鸟脸色苍白地坐在气垫宋上，抓着他的裤头悲痛欲绝的样子。这样一来我倒忘了自己的痛苦，我抚住雷鸟的肩膀说，“到底怎么啦？”雷鸟继续砸我的玻璃杯，猛然大吼一声。“碎了，都碎了吧！”“别砸了，”我说，“要砸砸你自己的手表。”“她竟然不是处女。”雷鸟抱住头。
“没有点地梅开放？”“我没有准备，我以为她天生是属于我的。”“听说这年头处女比黄金还少。”
“你滚，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雷鸟推我走，我看了眼那只红蓝双色的气垫床，它正咝咝地往外漏气，痛苦的诗人雷鸟坐着屁股一点一点地下陷。我忍不住又想笑，又想明白他们的是非。“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没名字，就叫悲伤少女。”雷鸟摇摇头，“不，不是，她叫淫荡少女。”“你认识她多久了？”“三天。”“在哪里认识的？”“江滨公园诗人角。”“这就行了，明天再去诗人角领一个回来，最好物色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胡说八道。”雷鸟绝望地看着我，他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真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交待完。几天后我去工人俱乐部游泳时碰到了悲伤少女。游泳池也是悲伤少女纵横驰骋的世界，我注意到她的新同伴，一个墨镜青年，他有着发达的肌肉和橄榄色皮肤，很有点男子汉的样子，至少比雷鸟强多了。他们似乎在比赛自由泳，像两条恋爱中的鱼类互相追逐。悲伤少女看见我就惊叫起来，她朝我游来，抓着水泥栏杆，两只脚仍然拍打着水。她晃着身体对我说，雷鸟为我发疯了，我怕他干出什么蠢事，你劝劝他吧。我说关我什么事，我才不管别人疯不疯，我不疯就算幸运了。她说你这人真冷漠。我说你如果要我劝他可以，不过你要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你告诉我谁是你的第一个男人。她惊叫起来，恶心，你们男人真恶心。然后她皱了皱可爱的小蒜鼻哗啦一声游走了。游到池子中心她回过头冲我喊，“去你妈的破诗人，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在游泳池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悲伤少女一点也不悲伤，就像猪肉罐头实际是猪油罐头一样，这是光明正大的骗局。但是我想雷鸟迷上那个女孩自有道理，她确实让你着迷，（后来我看见她爬上五米跳台跳了一个飞燕展翅。）再说做男人就应该为女人发一次疯，至少一次，我对此没有异议，但我准备过几年再发这种疯，因为一九八七年我心态失常，看见每一个人都来气。
我和谁去打离婚
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经常串线，你拿起话筒经常听见对方问喂喂你是妇产医院吗你是搬运公司吗甚至问你是火葬场吗？有一个男人明知打错了还对你喋喋不休，试图跟你讨论天气和物价等等社会问题。我从不厌烦这种电话，兴致好的时候我以假乱真跟陌生人聊天，我认为这是城市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应该拒绝文明。有一回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女人先用沙哑的嗓音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我。她说你就是小李吧，我说我当然算小李。女人立刻愤怒起来，李秃子，我们马上去法院打离婚。我说马上就去太着急了吧？她说，马上，我一天也忍不下去了。我抓着话筒一时不知怎么谈下去，然后我听见女人在电线里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去也行，我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条件。我说去哪里谈呢？她果断地说江滨咖啡馆吧，十点钟不见不散。
我挂断这个电话，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九点半了。我想我既然扮演了李秃子就应该看看谁要跟李秃子离婚。我跟领导请了假，他说你又要干什么。我说去离婚。他瞪着我摸不着头脑。我蹬上自行车就往江边跑，我觉得我的头发正一根一根地脱落，我正在变成那个女人的李秃子。这种感觉又新奇又有趣。江滨咖啡馆很冷清，咖啡馆总是到晚上才热闹起来。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叫了两杯咖啡。咖啡像咳嗽糖浆的味道让你浅尝辄止，我看见一个穿紫红色风衣的女人走进来，她披头散发，神色憔悴，只扫了我一眼就匆匆走过坐到我后面的位置上去。这真是戏剧意义上的擦肩而过，我没法喊住她，她注定要白等一场。我想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电话的罪过，谁让接线员乱接线头呢？窗子对着江水，江水浑黄向下游流去。许多驳船、油轮和小游艇集结在码头边整装待发。在你的视线里总能看到某只孤单的江鸥飞得乱七八糟毫无目的。你坐着的地方被称做江滨，江对面却是一排连绵的土褐色山峰。我没去过那里，我想如果坐在山上眺望江这面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一个人喝一杯咳嗽糖浆足够了，我把另一杯递给隔坐的女人。她当时正埋头抚弄手腕上的手镯，手镯一共有四只，一双金的一双银的。她用金手镯撞银手镯，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然后她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她好像刚睡醒的样子，眼泡有点浮肿，但她的嘴唇红得像火马上要燃烧起来。我为她的嘴唇感到吃惊。“我不喝，我等人。”她把杯子推推，用双手托住下巴。“等谁？”“你别管，你是谁？”“丈夫。”“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我是别人的丈夫。”“你真他妈无聊。”“我看你比我更无聊。我从你眼睛看出来了。”“小伙子别白费劲了，你怎么缠我也不会跟你上床。”“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孤独的问题。”
“孤独是什么玩意？我看世界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钱，一个是上床。”
“那么对于你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
“没有。”她咯咯笑了一声，突然朝我瞪了一眼，“行了，别缠我，我快累死了。”“所以你要离婚？”“你怎么知道？”她惊叫。
“我是东方大神仙，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八卦牌阵，你要见见我的八卦牌阵吗？”“在床上？”她斜睨着我。
“在哪里都行，只要你心诚。”
“你这人还有点意思，下次我愿意和你约会。”她的红唇嘟起来做了一个接吻的姿势，“不过现在你还是走吧，我要在这里跟李秃子谈条件，离婚条件。”
“祝你成功。”我走出江滨咖啡馆时心中有点歉疚。骗人总是不太好的事情，尤其是欺骗一位有着火红嘴唇的性感女人。但是我说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孤独。只要有办法把那堆孤独屎克螂从脚边踢走，就是让我去杀人放火也在所不辞。
一九八七年
你知道一九八七年是什么年？
国际住房年。不对。再想想。残疾人年。要不就是旅游年。
不对不对。一九八七年是倒卖中国年。雷鸟早晨醒来的头一句话就给一九八七年做了定论。阳光晒在雷鸟的屁股上，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蓝色塑料卡说，我拿到了。什么？翅膀。他做了个飞翔的动作，我拿到了护照。可以去美国了吗？还差一只翅膀，现在就等签证了。
就这样倒卖中国？对，就像倒卖一辆汽车。你把车上的发动机、电瓶甚至刮雨器点火器都拆下来，留下那只方向盘给他们，然后你打碎车窗玻璃跳出来。人人都这么干，不干白不干。说到汽车不妨讲两个汽车故事。讲这些故事的人无疑是诗人雷鸟，他给这些故事取名为汽车英雄之一之二等等。
之一
雷鸟说有一个美国孩子乔和一辆叫鹰的小汽车，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乔十岁那年跟着父母坐着鹰去海滨度假，乔不想去海滨而想去爬山，但他父亲把他绑在车座上强拉到海滨去了。乔就想杀了他父亲母亲跟鹰一起去爬山。他一个人坐在旅馆里想着种种办法，种种办法都不行，他太小还杀不了谁。于是乔就看着他的好朋友鹰，乔总是通过凝视鹰与鹰达到神秘的交流。乔坐在旅馆窗台上，鹰停在海滩上，而乔的父母躺在十米开外的沙滩上晒浴，乔感觉到鹰渐渐听懂了他的语言，因为在他的凝视中鹰正在自动地启动点火，鹰猛地发出一声轰鸣，朝前冲出去。乔用目光牵引着鹰把它引向十米开外的沙滩上，乔看见鹰朝他的父母扑过去，他的父母像两只锦鸡被撞飞起来又重重地倒在血泊之中。乔一下子从窗台上跳下来拍手高喊，好样的，鹰！把他们撞到海里去！你胡说八道。听故事的人皱着眉头捂雷鸟的嘴。这叫什么故事？可怕，太不真实了。
这才是故事，可怕的才叫故事。雷鸟说。后来呢？听故事的人又问。
后来乔就跟着鹰去登山了。山是万仞雪山，很高很陡，盘山公路到一千米处就消失了。乔想下山，但鹰却借着惯性往前奔驰。乔无法把握鹰，他想跳车但打不开车门，乔说，鹰，你停停，让我下车。可是乔能让鹰自动点火却不能让鹰停止奔驰，就这样鹰载着乔一直冲上山顶悬崖，掉进峡谷。我当时正在训练高山滑雪，亲眼看见他们从悬崖上掉下去，慢慢地掉下去，好像树冠上的一片叶子慢慢地掉下去，那情景无比优美。乔和鹰都死了？死了。故事一般来说都以死作为结束。雷鸟最后说。
之二
再讲一个轻松的，雷鸟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们城市。有一个人姓张，张想发财，于是就学习做汽车生意，张不知道外面有将近五千万的中国人也在参与汽车生意。张的朋友王手上有一辆尼桑，想以十八万卖给张，张就说车呢？带我去看看车。王说用不着看车，你只要找到买主就行，你可以把价钱加到十九万。王告诉张那辆车的登记号是５４７７８１８４。张于是到处去找买主，但他发现市场上都是卖主。又有一个朋友李来找张，说有一辆尼桑想以二十万出手给张，问张要不要。张说我自己手上也有辆尼桑只要十九万出手，问李要不要。李说要了，李问张登记号，张说是５４７７８１８４。李就大叫起来，出鬼了，怎么是一辆车？我们兜售的是同一辆车啊！张和李同时去找他们的卖主王和赵。王和赵也不清楚，王和赵又去找孙和钱，最后发现问题出在头一个卖主吴身上。吴当时已经蹲了号子，吴是个诈骗犯。传讯吴时吴坦白说他手上没有尼桑车，他不过是跟那些想发财的人开个玩笑。他说车号码是他现编的，用他家乡的方言念出来就是无此汽车不要发财的意思。结果审讯员认为他的本意是好的，只是劝世方法欠妥，后来提前释放了吴。吴出狱后以尼桑大王美称誉满全城。他还是经常向你兜售汽车，但车牌号都是一样的，５４７７８１８４。５４７７８１８４。听故事的人笑着重复一遍。
对了。雷鸟说，无此汽车不要发财。
关于雷鸟
关于雷鸟这个人物，到现在大约只写了一半。用社会学的观点看雷鸟是一个失业者。简单地说雷鸟曾经是深圳某皮包公司的皮包客，但是他不知怎么把唯一的皮包也给弄掉了，有人告诉我说雷鸟跟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在经理的办公桌上胡搞了一夜，早晨该醒的时候醒不来，结果光溜溜地让人拿住了。这如果是真的也许就是雷鸟失业的原因，但不一定是全部，我想问题关键在于他不想好好地活着，他不要过寻常生活，他喜欢躺着走路站着睡觉你有什么办法？雷鸟告诉我他没有钱了。我说你从来就没有有钱的时候。他说不不我从深圳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万元还有一台松下录像机。我问他钱呢录像机呢？他说录像机让公安局没收了。“那么钱呢？”他抓着头皮嘶嘶地吐出一口凉气，“记不得怎么花的，反正两个月内稀里糊涂就光了。”我只能笑笑说你他妈是个贫穷的贵族。他想了想说，“我还有两千美元，美元我不会乱花的，反正我迟早要去美国。我要准备一张北京到旧金山的飞机票，还要准备在美国头一个月的生活费。你说两千美元够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雷鸟漫不经心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了意外，你来给我收尸，收尸费是两千美元，你会从我上衣暗袋里找到的。”
那天雷鸟就坐在我现在坐的位置上写的帐单。这份帐单到八八年夏天依然夹在玻璃板下面，纸角已经微微发黄。帐单的正面是他借我钱的借条，反面是他回忆那一万元钱支出的清单，写得乱七八糟。帐单正面写道：
雷鸟今日穷困潦倒，借李多人民币两千元，八八年内定以四千美元还清。
诗人雷鸟×月×日
帐单反面的字迹很潦草，我只能辨个大概，复制如下：
１．汽车生意，老朱好处费八百元，旅费一千元。２．自费出版诗集《世纪末》交出版社四千元。３．给妮妮营养费一千元，给小亚营养费五百元。４．去青岛避暑共计花掉一千元。
５．大陆酒吧一股八百元什么时候能收到一万股息呢？６．还有钱上哪里去了？
还有钱上哪里去了？天知道，帐单写得通俗易懂。唯一需要解释的是第三笔支出。雷鸟告诉过我他几乎同时让两个女孩怀了孕，不言而喻了，那两笔营养费实际上是堕胎费。我想小亚的心地要善良一些，她只要了五百元。
我记得那天夜里下起了雨，雷鸟坐在气垫床上侧着脸看窗玻璃。窗玻璃上的雨水像蚯蚓一样慢慢滑落，我看见一张憔悴苍白的脸映在上面漂浮不定，那是雷鸟，他端坐着倾听雨声。突然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知道以前我是个多么好的孩子。”我看着他缓缓地站起来，像大病初愈的样子，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过头说，“你能不能借我两件东西？”我说，“什么？”“一件雨衣。”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要去车站。”我把雨衣给了他，“还要什么？”他抓着雨衣揉着却不说话，过了半晌他转过身子背对着我，“李多，我等五秒钟，我们谁也别看谁。你要是不愿意借就别说话，我马上走。”我说你他妈痛快点到底要什么。我听见他呻吟了一声，然后含混地吐出几个字，“钱，两千元钱。”他的肩头这时候莫名其妙地颤了一下。我大概是到了第五秒钟时说的。我拿不定主意。“你去哪里？”“上海，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
“现在就去？”“现在就去，不能再等了。”
我还想问他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我把我爷爷给我的所有钱都给了他。雷鸟把它们装在黑色公文包里，然后他把那张借条给我，“我知道你不会拒绝一个落魄的诗人，刚才我就把借条写好了。”我接过借条，看见的就是雷鸟最后的杰作。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想想，那张反面写满钱的小格纸真的是雷鸟最后的杰作了。从太阳大楼的窗口望出去，雷鸟披着雨衣在雨里走，朦胧的街灯在夜雨里产生了幻光，我看见雷鸟朝火车站方向走，雷鸟遍体发蓝，形象古怪，仿佛一个梦游者。后来那个人影渐渐模糊，我看见他变成一只萤火虫朝车站的灯光飞去。
故事和传闻
男孩住在城西干道右侧的新公寓中。
男孩十四岁，是个聪明的中学生。他的功课很好，人们说如果他没有养四缸金鱼的话，他的功课会更好。但是谁都知道你无法阻止男孩的这个癖好，他对金鱼的迷恋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说男孩的四缸金鱼确实很漂亮，其中有一缸是珍贵的“绒球”。现在你花多少钱也觅不到那样好的“绒球”了。问题也就出在那缸金鱼上。讲故事的人认为最美丽的东西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它是一切灾祸的起源。他说只要有那缸金鱼，城西干道的悲剧迟早会发生，即使一九八七年太平无事，到二○○○年也会发生。
男孩的姐姐是受害者。男孩的姐姐正当恋爱的年龄，她有一头漂亮的乌褐色的长发。当她出门与男友约会前总是用梳子把长发梳得让人心跳。那天傍晚她听见男友的摩托停在楼下鸣笛三声，她有点心慌，跑到窗前朝楼下张望，这时候插在女孩头发上的塑料梳子掉进了鱼缸里，女孩没有察觉，女孩即使察觉了也来不及去把梳子捞起来。
女孩深夜回家时看见弟弟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把什么东西，女孩觉得弟弟的脸色很可怕，但她没有产生恐惧感，弟弟只有十四岁。她摸摸弟弟的脑门，但温柔的手却被他的肘部拱开了。“怎么啦？”“我的鱼死了。”“怎么啦？”“你把梳子放进缸里了。”
“梳子？”姐姐想了想有点不安，然后她纠正说，“不是放进去的，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不，是你把梳子放进缸里的。”
“你真有意思。”姐姐摸摸弟弟的头，“那好吧，就算我放进去的，明天我赔你一缸金鱼怎么样？”
“那是‘绒球’，世界上只有十一条了。”“这是人家骗你的话。你别相信。”
“反正是你把我的鱼弄死的。你为什么要弄死我的鱼？”“鱼已经死了，你要我怎么办？”
男孩摊开了紧握的手掌，他凝视着手上两条死鱼，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你把它们救活，要是救不活就吃到肚子里去。”男孩的姐姐闻到了死鱼发出的腥臭味，她干呕了一声就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没有再理睬她弟弟。她想睡觉，她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想睡觉。
女孩是在半夜里被惊醒的，在睡梦中她闻见一股腥臭味贴着她久久不散，她睁开眼睛看见弟弟跪在她床上，正朝她的嘴里塞那两条死鱼。姐姐尖叫了一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而后她突然发现弟弟已经长大了，他的劲很大，两只手顽强地掰着她的嘴，要把死鱼塞进去。姐姐一边挣扎一边喊父母，但她的嘴被死鱼压迫着喊不出声来。男孩说你再喊我就杀了你。姐姐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想说弟弟你真没良心我那么喜欢你，可是话没说出来她觉得腹部被尖利的锐器刺穿了，姐姐不相信这是事实，她抬起身子看了看，确确实实有一把水果刀插在她的腹部。然后她终于张开嘴，她把两条死鱼咽了进去。姐姐死了吗？不知道。那男孩呢？我看见他的父母哭哭啼啼把他送上警车。他上警车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杆纱兜，像要去郊外池塘捞鱼虫。
我的街头奇遇很有意思
到了一九八七年，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了无数桌球摊子。它们一般摆在广场角落或者人行道或者某棵幸存的老树下。少年们和结了婚的男人都玩桌球，他们穿着背心短裤和拖鞋，每人手里抓着一根擀面杖，他们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把桌球撞来撞去，这是八七年最为风靡的游戏。我这么描述街头桌球明显带有恶意，因为我在电视里见过美国人打桌球，他们在高级俱乐部里打，他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地击球，他们轻轻地带有淡型香味地击球，可不像我们这样大声吵嚷，作风粗暴。我这么比较时心里很难过，我不愿去任何桌球摊子玩，我情愿做出无家可归的样子在街上乱走。我希望有一次艳遇或者别的什么奇遇，但说不清是什么性质什么内容。所以有一天我就走到工商银行门口，听见大楼深处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好多人夹着皮包逃出来喊爆炸啦爆炸啦。我扯住一个人的手问什么爆炸啦，他说银行爆炸啦快跑吧，他脸上有一种喜悦的慌乱让我很疑惑。我又去抓另一位老人的包问什么爆炸啦，他朝我的手瞪了一眼，警惕地把我的手拨开，然后说什么爆炸啦钞票爆炸啦。我笑起来我说钞票爆炸我怎么办我在里面存了五万元呢。第三个人对第四个人说咱们先别动等楼塌了咱们冲进去一人抢它十万元再走。第四个人说这年头就指望银行爆炸啦我才不走呢。我看见他们都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着，神情既紧张又兴奋。我们一起竖着耳朵听，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一个银行女职员跑到台阶上喊，“顾客们别走。刚才是电子分理仪出故障了，不是爆炸，你们都回来，该存钱的存钱，该取钱的取钱。”
我不知道电子分理仪是什么玩意。我站了一会儿看着银行的茶色玻璃门又乒乒乓乓开开关关的，外面的人缩着脖子都涌进去。我想既然银行没爆炸再站着也没意思了，于是我就走过这条街口朝那条街口走。
一九八七年我就是这样从这条街口朝那条街口走，路过太阳裙、奔裤、力士香皂、男宝、雀巢咖啡、组合音响、意大利柚木家具、有奖储蓄、性知识宣传栏和崔健的《一无所有》等数不清的歌曲盒带。我停下来抱住双臂欣赏它们，但这不说明我喜欢它们，我不喜欢它们但我想研究研究。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中年男人问路，他说殡仪馆往哪里走。我说干嘛要去殡仪馆呢你可以去新世纪游乐场玩玩。他说我没心思玩我妈妈死了。我说你妈妈死了你可还活着，你可以去游乐场坐过山车玩，尝尝人体失重的滋味。那个男人悲愤地看着我说。“别拿死者开心请告诉我殡仪馆怎么走？”我想了想让他去坐八路汽车到人民街站，我让他往后走一百米，进左侧的白色栅栏门。然后我就从这条街口往下一条街口走，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地点其实是妇产医院。我并不想作弄那个悲愤的男人，我想他一旦走进妇产医院就会明白我指的路是唯一正确的。人死了又会诞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天我碰见三个女孩在东方饭店门口朝我吹口哨。她们涂脂抹粉穿着短裙以六条白藕似的腿蛊惑人心。她们故作老练但一笑起来就露出几颗稚嫩的虎牙。我也朝她们吹口哨，我又不是吹不过她们我干嘛不吹？我听见一个女孩对我唱，“哥哥你过来小妹有话对你说。”我摇着肩膀走过去，我认为在女孩面前男人一定要摇着肩膀走路。三个女孩嘻嘻笑着，她们问我她们三个人谁最漂亮，我说都差不多，比癞蛤蟆漂亮多了。三个女孩嘻嘻笑着，唱歌的问我那么我们三个谁最性感呢？我说可能是你吧。她怪叫了一声说你真伟大你还挺有眼力的。我说我在床上更伟大你相信吗？她疯笑起来，笑得短裙像伞一样张开着。她说，床上？床上可不行，你有外汇券吗？我说可以兑换一比一点八吧。她说钱可以兑换脸没法兑换我就喜欢黄头发蓝眼睛的。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这条舔狐臭的小母狗。我又摇着肩膀往前走。那女孩醒过神来喊你他妈骂谁？我说骂你骂你们全世界。我并不想骂女孩但不知怎么就骂开了。我听见另外两个女孩朝我唾了一口：神经病。神经病。我想这个判断对好多人都适用。神经病与正常人之间有一条自由抵达的通道，好多人都在那道上走，就像在深圳沙头角的中英街上，你没有理由阻止那种危险的行走。那么我是神经病吗？我想我不是，我想我要是神经病，就带着我的塑料手枪去天安门广场指挥交通，让汽车在空中飞，让行人倒退走路，让自行车像狗熊一样抬起前轮只准用后轮滚动。我想想我的念头真无聊，我还是利用我做正常人的大好时光，在街上多溜达几趟吧。
（你走着走着就回到了故事开头的地方，你走到了被废弃的旧火车站。那是读者难忘的经常发生倒霉事的地方。）有一天我站在旧火车站前看见车站前面竖起了一块大铁牌。牌子上用红漆写着：“本车站停止运行车辆，闲人免进！”我心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这种感觉来自我对旧车站的阴暗的记忆，我想起我最心爱的塑料手枪就是在这里被没收了，它现在不知被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还有雨伞，不知是哪只臭手撑着我丢失的伞？我用手推了推旧候车室的大铁门，门虚掩着。我被某种欲望驱使着，我进去冲着墙上的铁路干线图撒了一泡尿，等我心满意足地系好裤扣时猛地发现一个人正冲着我笑。那个人坐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喝酒，嘴里嚼着肉骨头。我一下子认出他就是曾扣押过我的站警，他独自在凌乱的废墟中喝得快快活活红头紫脸的。这种不同凡响之处使我对他尽释前嫌倍感亲切，我朝他走过去，我以一个标准酒鬼的醉步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抓住那瓶洋河大曲的瓶颈。我对他说，“你好，警察叔叔。”“什么好不好的，废话。”他把一只烧鸡翅膀撕下来给我，“烟酒不分家，想喝就喝吧。”
“你的警服呢？”我说，“你怎么不穿警服了呢？”“交上去了，我不干那一行了，他们让我看着这破车站。我他妈成了看门老头了。”
“当警察看大门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烧鸡要五块钱一斤。”他嘟嘟囔囔地说，然后他突然盯着我，“喂，你的脸好熟，你是贩烟的小马吗？”我想了想说是的，我就是贩烟的小马。
“现在完了，火车没了什么也带不过来了。”他叹息了一声，把另一只烧鸡翅膀狠狠地摔在地上，“枪也没了，警棍也没了，还能做什么？操他妈的！”
我耐心地听老警察诉苦，我看着他的鲜红的布满皱纹的脸，那脸上有一种诚挚的悲伤使人顿生怜悯之心，于是我不停地给他斟酒，直到他灌出了眼泪，他含着泪微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私通列车员贩烟，但我没办过你的案，我从来没办过你的案子。”我说我知道你是想挽救我，我虽然犯过一些小错误，但总的来说还算是个好人。“我不管你是个好人坏人，反正我卸下白皮来喝酒，酒桌上都是朋友。”
我说没错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好酒到处流。“小伙子你多大了？”“不记得了。我好像活了很长时间了，都有点腻味啦。”“可别这么说，你还年轻呢，好好混出头就不腻了，先混党票，再混老婆；先混房子，再混煤气；先混名再混利，混到七十岁混个厅局级就有小车接小车送了。什么人都一样，只要会混就不腻味，怕就怕你不会混，落得个我一样的下场，守着烂车站喝闷酒。呸，我操他妈！”
我听见他的肠胃咕噜了一阵，紧接着放了一个屁。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回忆旧车站的辉煌历史。我在强烈的酒精味中眯起眼睛，看见我躺在对面的长椅上睡觉，一个白衣警察站在我身边用警棍敲敲我的脑袋：“起来，跟我走一趟！”这就是城市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会面，而我现在跟他一起坐在废墟上喝酒喝得肝胆相照！你说不清哪一种会面更具真实意义，真的说不清。更有意味的事情是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老警察从坐着的工具箱里抽出一把雨伞放在我的左手，又摸出一把玩具手枪放到我的右手上。他说这两样东西都是以前从社会渣滓手里缴来的，送我做个纪念。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带上这把伞吧。”老警察说。“你别瞧不上这玩具枪，外面坏人多，有一把假枪总比没有强，带上这把枪吧。”老警察又说。
我收下了这两件礼物。凭着直觉我就知道那是我半年前遗失了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拍了拍老警察的肩膀说继续喝吧就走出了旧火车站。外面阳光灿烂，没有任何下雨的预兆，广场上的水果摊贩们看见我对着阳光打开了雨伞，他们看我的眼神很惊疑。我理解他们，但这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我觉得天上在下雨，我觉得雨点打在我脸上酸溜溜的，我快受不了啦。
关于雷鸟
雷鸟一去没音讯，让人很牵挂。我牵挂的倒不是他，而是我借他的那笔钱，我有点后悔我当时的侠义心肠，都说钱到了雷鸟手里就掉进了无底洞，那穷光蛋花起钱来比希腊女船王还要气派。国庆节前我突然收到了雷鸟的信，信封上端印着绿乡饭店的徽记，我看了看邮戳，邮戳是宁夏银川的，我弄不懂雷鸟又发了什么神经跑到银川去？
李多：你好，首先致以曼哈顿的敬礼！
我在上海等了三个月，运气不好，至今没办好签证。美国领事馆的先生们有眼无珠，他们以为我是想去新大陆发洋财的低级华人。我每天凌晨二点就去排队，排到了就隔着个药房式的小窗跟领事谈话，他们对我问这问那，却不想听听我的想法。我跟他们怎么也解释不清我的种种抱负。最后他们喊，“下一个。”我就被打发回了老家。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等签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逃荒一样。有一天下大雨，人比往日更多，你知道为什么？每
人都觉得下雨别人不会去，结果每个人都去了。那天我站在一边看，看着那些被雨淋坏了的一张张发青发紫的脸，一种巨大的悲哀攫住了我，我就站在雨中大哭起来。好多人过来安慰我说别伤心别哭了有人等了三年才办到签证呢！我推开他们坐下来哭，去你妈的！他们也不生气，他们以为我疯了。商量着去叫警察来。但是我不到美国绝不发疯。我在上海苦等了三个月，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就是神秘女孩，你可能听说过。依我看她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女孩，我一下子陷了进去。我暂时没有办法想其它的事，只想跟她上床。现在我们已经从上海飞到宁夏，然后去内蒙，然后取道兰州去丝绸之路坐骆驼。除了去美国，这是第二件有意义的事。我们爱得要发疯了。你不知道神秘女孩有多么迷人。我现在通过神秘女孩的朋友打通去美国的渠道，如果顺利的话八八年春节可以飞纽约。只要我到了美国，肯定驾驶私人飞机来接你，请你准备好行装吧。
握握手！诗人雷鸟１９８７．９．２０
我是梯子管理员
傍晚我回到太阳大楼，看见一个中年女人在前面的楼梯上走。我发现她东张西望的，像是来找人的。我走过她身边时间你找谁？她摇摇头说了两字：“梯子。”“妻子？”我说你怎么找妻子？她笑起来，又说了一遍：“梯、子。我找梯子。”那是个干瘦的矮小的女人，我注意到她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气质。我觉得一个寻找梯子的女人是很奇怪的，这也表现在她的恍惚的眼神里，还有她手上那只草编提包，我正好俯身看清了包里的东西，包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半块被啃过的面包。我没有再说话，我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闲事了。半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发现那个女人站在门口，她的嘴唇艰难地动了动，浮出一丝微笑。“梯子。”“我不知道。我不是梯子保管员。”
“你能给我一架梯子吗？”
“你要梯子干什么？”“上楼顶。”“上楼顶干什么？”“什么也不干，请你给我一架梯子吧。”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把她推了推，然后砰地撞上门。我实在不愿意见到那女人了。我不明白那些莫名其妙的人为什么老来纠缠我，难道他们看出我是他们的同类吗？他们真是瞎了狗眼，我是什么人自己心里明白，我不要任何人介入我的生活。他们要死要活随便，但不要来拉我做垫脚石，我就愿意这样安安静静自由自在地活着。
那天我心情不好，整个一九八七年我老是心情不好。后来我躺下准备睡觉了，听见楼道里依然徘徊着那个女人的脚步声，咯、咯、咯。她还穿着讨厌的高跟鞋。我睡不着觉就会生气，我冲出去准备把梯子扔给她然后痛骂她一顿，但是楼道里空无一人了，电灯光昏暗地照着地上的一小块面包。咯咯咯，那个女人在往下走。“给你梯子！”我喊了一声，无人答应，我的声音把自己吓了一跳。
×月×日报纸标题摘要
我把这些报纸上的语言作为故事的一节，请你原谅。
《中国青年报》
我国青年关心的问题：机会不均等
要求改革使人人有公平竞争的环境《文汇报》
新疆百岁老人的奥秘揭开了
长寿的共同特点：环境良好，
饮食适当，参加劳动，精神乐观
《新华日报》
怪事：工商局长坐牢受礼比办喜事热闹《人民日报》
大型电视片《万里长城》摄制完成
《生活周报》
周璇遗产之谜
周璇遗产纠纷众说不一，我们尊重历史和事实，期待着神圣的法律作出公正的回答。
《扬子晚报》
杀人抢劫犯于双戈昨天落入法网
《今晚报》
夫妻之间关系需要调适
关于雷鸟
我记得那天是个什么节日，我收到一位窈窕淑女的请柬，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参加冷餐会。我找到那个地方时天已经黑了，一个狭窄的小屋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脸。有人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久仰久仰见到你很高兴。我不知道他久仰我的什么东西，反正我肚子饿了，我坐到桌前就朝盆里伸手，女主人很怜爱地看着我，递给我一块粉红色的纸巾。“卫生纸？”我说，“我不上厕所。”她的脸涨得通红，她说你这人真可恶，你明明知道这是餐纸。我吃了几下就饱了。那些所谓的冷餐集中了中国最难吃的食品，诸如午餐肉、黄豆、青豆之类的。我想对他们说没有洋腚就不要放洋屁，开什么冷餐会？但是话说回来我自己也一样，我也经常开这种冷餐会填那些混蛋的肚子。屋里没点灯，只是四角点着几根蜡烛，所有人都席地而坐，那些年轻的脸在烛光的光线里苍白得赛过含冤的鬼魂，一个长发垂肩的男孩抱着吉他咔嚓地敲打，唱一首声嘶力竭的歌。我听清了歌词，是呼唤自由和爱情的，他身边的一个女孩双手托腮听得眼泪汪汪的，我认出来那是雷鸟的悲伤少女。可气的是我朝她眨眼睛她却假装不看见，她只顾着悲伤根本不想理睬我。我想着雷鸟，就听见那边有人在谈雷鸟。我钻过去挨着一个颓废派诗人坐下，问他雷鸟现在怎么啦？“死啦。”诗人做了一个飞翔的动作，“彻底超脱了。”“别胡说。谁也没那么好死。”我揪了一把他的胡子，“雷鸟现在到美国了吗？”“没到美国到了忘川。他在北京卧轨自杀了。”我发现他不像是开玩笑，但我仍然不相信雷鸟没去美国却去卧轨了。我对弹吉他的男子吼，“别他妈吵了，让人安静点。”他瞟了我一眼置之不理，咔嚓咔嚓，我就是在这种噪音中听到雷鸟的死讯的。“雷鸟让一个上海女孩坑了，他给了女孩两千美元办签证，女孩拿了钱回上海就没有消息了。雷鸟找到上海，别人告诉他女孩去北京了。雷鸟找到北京，别人让他赶紧去机场，说女孩刚买好了去洛杉矶的机票，女孩要去自费留学了。雷鸟冲进候机室，正好看见那女孩拎着皮箱朝停机坪走。雷鸟朝女孩喊我操你个小婊子，女孩没听见，机场的人把他拦在安全门外。雷鸟说让我进去她骗了我两千美元。机场的人说我们不管骗子我们只管你的飞机票，雷鸟就骂他们你们也是小婊子你们全他妈是骗子，结果雷鸟让几个警察给架出来扔到候机室门外。我去机场送人的时候看见他坐在台阶上发疟疾似地浑身发抖，我问他等谁，他说等飞机，飞往洛杉矶的班机晚点半个世纪。我说是晚点半个小时吧，他点点头说对就是半个小时，你看我都糊涂了。我想一个等国际班机的人是会高兴得糊涂的，我真没想到雷鸟临死前还这样富有幽默感。过了几天我就听说他在西直门卧轨了。”“就这样卧轨了？”我瞪着诗人焦黄的嘴唇问。“就这样，血肉模糊的。”诗人转向我，以询问的口气说，“你的意思雷鸟应该选择别的死亡方式？服安眠药？割断静脉？还是跳楼？”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突然不加控制地喊起来：“怎么死都一样可他借我两千块钱怎么还？”
我做了一回死亡游戏
冬天的时候我陶醉在一个个胡思乱想中，你知道八七年的冬天很寂寞很无聊，我总是想制造一次极乐游戏，我不知道哪种事情能让我快乐到达极顶，我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我曾经和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孩在床上连续作爱了一整天，后来被我爷爷双双抓获了，他挥舞着拐杖把女孩赶出门，然后高举拐杖打我的屁股，他说你这伤风败俗的东西我白白教育了你二十年。我说你别打了我已经累了。他说以后还干不干坏事了？我说不干了，真的不干了。我不是骗他老人家，我真的不想做这游戏了，因为它太简单。我实在找不出更刺激的，想来想去也许应该死一次玩玩，我不想去死，只是想尝尝死亡的滋味，死一回试试吧。
我爬上太阳大楼楼顶是在黄昏时分，城市在夕阳的残照中显出一种温暖的桔色，城市很大，我很小，我站在楼顶上时觉得自己小得可怜，世上有好多对比让你鼻子发酸。我看见那只断腿椅子孤独地站在夕阳残照中，我头一次闻见木头的腐味。在平台接近水箱的水泥缝隙中插着那架彩色风车，风车一天天地旋转它怎么不停一停？现在没有风，风车依靠什么在旋转？这些神奇的事物你真是无法理解，它们折磨你纠缠你让你在一片片阴影中生活，我被它们害苦啦！我走到断腿椅子旁边端详了一会，我用劲把它端起来，那只椅子出奇的沉重，你想不到一只断腿椅子会那样沉重。我屏住呼吸把它搬到平台边缘，我吼了一声推出去，然后我就看见了断腿椅子迅速坠落撞破空气砰然落地的情景，它落地时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就像地球爆炸的声音，同时我听见太阳大楼的许多窗户被推开，夹杂着一片惊惶的声音。有个妇女尖声大喊，“又有人跳楼啦！”后来我抓住了那只风车，我正在数风车叶片的时候从平台通口里爬上来一群人，他们都是太阳大楼的居民。抓住他！别让他跳！他们叫喊着朝我涌来，我摔下风车朝后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抓我，即使我真的要死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别过来，你们别过来。我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塑料枪对准他们，谁过来就杀了谁！他们果然停住了。我意识到那是一把塑料枪，它会喷火却不会发射子弹。于是我把枪对准自己的脑门。你们回家去，你们再不走我就开枪了。这时有个小男孩突然喊起来爸爸那是假的我也有那把枪。该死的小男孩一下暴露了天机，他们一窝蜂地冲上来想把我抱住，我朝楼下看了看，我不敢往下跳，我扣动了扳机，塑料手枪喷出一团火苗，脑门上滚烫滚烫的，这下我死了，我真的体验了一次死亡的感受。
结尾：一九八八年
譬如现在，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我在紫竹林精神病医院记完了去年的流水帐，现在我平静如水，你可以相信我的经历，你也可以不相信，医院外面的人纷纷传说一条可怕的消息，他们说李多患了精神病。我是李多，但我不是精神病人。我现在远离了外面乱哄哄的世界，所以我说，平静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