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这本书定下的书名有点抽象，但也可以顾名思义，它触及了这个世界的两侧。一侧是城市，一侧是乡村，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和简单的排列方法。先说说有关乡村的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枫杨树作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县东施效颦。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怀乡”和“还乡”情绪的流露。枫杨树乡村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飘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正如一些评论所说，创作这些小说是我的一次精神的“还乡”。

《１９３４年的逃亡》是我生平第一个中篇小说，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冬之季。现在读者有诸多不满之处，但它对于我有一份特殊的意义。

现在说说世界的另一侧，这些有关城市生活的小说，《烧伤》等三个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平静如水》等四个中篇写于八七或八八年。这是一些关于青春期、孤独、迷惘、爱情、失落、寻找的半流行小说。之所以自诩为“半流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有上述流行而通俗的故事线索和内核，也正是这些作品为我获取了最初的较广泛的读者。

我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影子飘荡在这些城市青年中，亦真亦幻，透过它我做了一些个人生活的记录，有关青春和梦想，有关迷惘和寻找，有关我自己、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过的陌生青年。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世界两侧》中，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那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