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一直开到中午一点四十分左右才结束。

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也没有人提出休息和吃饭的事情。

李高成在会上的表态性发言仅仅只有十分钟，却极大地影响了会场上的气氛。

李高成一说完，杨诚马上表态完全同意李高成的看法和观点。

两个人的意见一统一，会场上立刻就热烈了起来。人们竞相发言，有激烈的，也有稳妥的；有偏激的，也有保守的。但大的方面基本上都一致，那就是必须下大决心，尽快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尽管大部分人的发言也都还是老一套，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中纺为例，真正找到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规律性；什么工人有工人的想法，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对两方都应该正确对待、正确理解；什么解决问题应该本着发展企业、扭转困境的目的，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一下去就让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就认定他们有这有那的问题，既要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也要保证企业领导的合法权益……等等等等。然而不管怎样，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表现得非常关心，表现得非常有责任感。

会场上一冷一热，气氛的反差如此之大，让李高成深感意外。不过渐渐的他也就有些明白了，这一切的变化也许还是因为那个电话的作用。他接了电话一回来就表态，市委书记也一样急急跟着表态，极可能就是那个电话的效力，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电话肯定不会是一般人打来的。

于是人们也就笃定地认为，一定是某个领导来了指示，所以才让两个领导有了这样的变化。

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一致了，大家自然也就没什么可顾虑了。领导的意图明确了，大家也就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于是会场的气氛自然而然地就热烈了起来。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李高成的心态却始终是悲哀的，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这些人都怎么了？那种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都到哪儿去了？一个数万人的企业连工资也发不了，他们心里好像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然而某个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某个领导的一个什么意思，却能让他们整日放在心上，一刻也不敢放松，一刻也不敢怠懈。数万人的生死存亡好像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然而一个领导的态度却可以决定他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着？是为了领导？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好像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意识，于是对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迟钝了、麻木了。

如果连这个也颠倒了，连这个也分不清，连这个也可以麻木不仁、依违两可，那么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你们的所作所为又还有什么意义？

李高成突然感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真正做到民主、公正、道义、平等、公开、透明、正直、正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他又想到了中纺老厂长原明亮的那句话：

“我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尤其是像咱们现在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如果领导干部本身出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那么，我们呢？

作为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出了问题，上边若要有人撑腰，那么这些下级们又能拿你怎么办？而一旦这个政府的主要领导出现问题，那么这个政府岂不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多少年了，我们同社会的关系好像一直就是这样：领导干部管理社会全靠个人的素质和魅力，及其本身的自我制约能力。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可以让他所管辖的区域艳阳高照、莺啼燕语；而一个坏的领导干部，则可以让他下属的地方天愁地惨、疮痍满目……

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在啼饥号寒，而我们却在斤斤计较着个人的荣辱得失、仕途升迁。久而久之，我们还有什么领导能力，又还能去领导谁？

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想了这么多，也许是因为前天晚上工人们给他的印象太深刻、太强烈、太难忘了，所以才会引起他这样的思考和忧虑。

他也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常常会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举止和想法，而且反差竟会是这样的大？每当他见到听到工人们的眼泪和工人们的倾诉时，他就会不由自主、毫不犹豫地站到工人们一边，发誓要为工人们的利益而去斗争和奔波；然而转过来当他听到看到公司领导的汇报和难处时，却又让他感到是这样的值得同情和感同身受，总是觉得他们太难太难了，应该给他们以宽容和理解。面对着这样的感觉，究竟是自己的立场有了问题了，还是自己的感情不对了？

看来他真的得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了。

尤其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眼前的这些常委们身上，那就更是大谬不然、大错特错了。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含含糊糊、犹犹豫豫的，又能指望谁来替你代过，正义执言！

既然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你自己的事，那就让你自己来吧。

看来也只能是你，你别无选择。

一切都是由他提议，先是确定了解决中纺问题的总的意向和方针：在争取努力恢复生产和不影响生产的同时，马上派一个工作组进驻中纺，着手对中纺的问题进行全面审计和清查；其次是确定了中纺问题的性质和对其进行全面审计清查的基本立场：清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搞运动；再其次是确定了审计清查的方式和原则：在审核中要对事不对人，在问题最终没有结论时，对所清查的情况要严加保密，以免引发和增加工人中的不稳定因素；还有，确定了派驻中纺工作组的人员组成和结构以及职权范围：工作组人员的组成应以审计局和财政局为主，工作组的主要目的应以审核清查经济问题为主，人数暂定为三十人；另外还确定了工作组的责任和纪律：严禁吃请，铁面无私，既要一尘不染，又应刚肠嫉恶，既要谨言慎行，又应宠辱不惊。工作人员驻厂期间，一律不准在公司吃饭或在公司约定的地点吃饭。对所清查的问题严禁外泄给别人，尤其是在清查期间严禁同当事人私下约会，如有这方面的问题，一经发现，立即严肃处理……

等等等等。

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地方是派驻的工作组究竟应该以什么单位为主较好，有人认为应以纪检部门为主较好，有人认为应一步到位直接让政法部门插手较好，还有人认为应由市委领导挂帅，组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较好。等等。

然而这一切最终都被市委书记杨诚给否决了。

杨诚认为委派工作组进驻中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大造声势，更不是想引起地震，而是为了尽快摸清底细，解决问题。工人们闹事，有意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生产问题和经济问题。生产上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至于别的问题，归纳起来，也都还是经济问题。其实任何一个单位的腐败，都少不了经济上的腐败。这几年，我们市里有亏损的单位较多，发不了工资的企业也不少，但真正像中纺这样闹事的并不多。为什么，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出在经济问题上。中纺的工人最恨的并不是发不了工资，而是发生在中纺的经济问题。所以要真正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首要的事情就是查清经济问题。只有经济问题查清了，职工们心中的疑团和怨气才会消除。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最好最实在的行动就是派进一个以审计查帐为主的工作组，尽快把中纺这几年的经济帐目清查一遍。而如果以查帐为主，当然是委派审计局、财政局的人员为工作组的主体较好。既利于调查，也便于领导，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中纺的工作大局，尤其是不会让中纺的职工干部有太大的心理震动。查不出问题当然好，如果查出问题，那再考虑纪检部门、政法部门进行下一步行动不迟。

有理有据，大伙心服口服，李高成也完全同意，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有关中纺问题的常委会也就这么结束了。

大伙看上去都像卸了包袱似的显得分外轻松，又说又笑。常委会结束了，决定也产生了，记录也完成了，很快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文件打印出来抄送各个单位、部门、机关、厂矿、企业……

至于具体执行得如何，那就看以后吧。也许很快还有下一个常委会，也许还会有一番新的运作和较量……

李高成的心情却一点儿也平静不下来。

李高成分明地感到，他们卸下的包袱似乎全都压在了他的肩上。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仅仅只是个开始。对中纺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基调究竟怎么把握，这滩水究竟有多深，所有的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

走出会议室的门口时，他发现杨诚在默默地等着他。

杨诚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语气却显得相当轻松地说道：

“到我那儿吃点饭去怎么样？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还有，你也不想看看你分给我住的那套房子现在成了什么样了？”

李高成根本没料到杨诚会邀请他到家里去吃饭，但他想也没想立刻就答应了。

他明白，作为一个市长，对一个市委书记这样的邀请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