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七十四）

（七十四）

当腊子口枪声激烈的时候，在包座、班佑地区停留的右路军，已经遵奉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再一次回返到草地上了。此时已是九月中旬，与上次过草地有很大不同。上次主要是夜间苦寒，难以抵挡，白天的太阳还颇为燥热；如今却是西风凛冽，太阳挂在天空只是一个银色的圆饼，连点热气也没有。草原的景色已不再是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而是黄草漫漫，草花俱已凋零，整个草地变得枯索、单调而严厉了。衣单被薄的红色战士们，在这种境遇中如何能够承受得住？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宿营的遗迹还宛然在目，不少的“人”字棚中还停留着冻饿而死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遗址既无法利用，遗体也无法掩埋。再加上这时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一、四方面军分开了？”“为什么刚说北进忽而南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整个部队在南进途中笼罩在一片迷惘之中。缺粮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已很费事。在这种绝境中，不消说更多的红色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了，永远留在荒烟漠漠的草地上。

与此同时，张国焘亲自率领的左路军，也从阿坝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转移。至月底两路军会合于松冈地区。总司令部驻在一个名叫脚木足（卓木碉）的藏族寨子里。这天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脚木足寨子位于马尔康以西四十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金川在山下打了一个圆圆的弯儿，寨子左首山涧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倾注在大金川里。这个村寨最惹眼的就是那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公尺，颇象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相当大的喇嘛寺。这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素常不同的热烈气氛。

但是，如果进入殿堂内部，就使人感到异常沉闷。虽然祭神的长案上点了几盏酥油灯，对这个高大的殿堂来说还是太幽暗了。桌案前面喇嘛们跪着念经的蒲团上，坐满了五、六十名高级干部，奇怪的是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会议前那种活泼的窃窃私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下面坐的这些干部，由于雪山草地以及几个月来情绪上的折磨，一个个都瘦鬼似的；而唯独在桌子后面高高坐着的张国焘白白胖胖，堪与那些正襟危坐慈眉善目的神像比美。会场上唯一活跃的，怕就是年轻英俊的黄超了，他作为秘书长不时地跑到张国焘身边，咬着耳朵咕哝几句，随后又跑到这里那里指示一些什么。

会议总算开始了。张国焘干咳了两声，随后发表讲话。他仪态端庄，严肃，心事重重。他讲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今天更慢，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必须使每字每句都送到他面前的高级干部耳中。在他看来，这篇演说将来会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

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仅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才终止了这种退却。但是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说：“南下是逃跑吗？不，南下才是终止战略撤退的反攻，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而那些中央领导人才是被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所谓北进的方针，才是名符其实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最后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的罪恶行为！”说到这里他打着手势，以演说家的雄辩姿态说道：“我实话告诉同志们吧，那伙所谓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一些不可救药的‘左’倾空谈主义者。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的；一旦革命发生了困难，他们就要悲观，逃跑，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想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

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坐在蒲团上的高级干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竟象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都愣住了。

“同志们！”张国焘扫视了大家一眼，用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大家都会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名字叫考茨基。他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可惜后来他叛变了。他和他领导的第二国际叛变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时怎么办呢？能够放弃革命吗？能够不革命吗？不，革命是不能因个别人的叛变而止步的。大家知道，这时，伟大的列宁及时地、义无返顾地成立了第三国际，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前进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又高高地飘扬起来了！……”

说到这里，张国焘显得双颊红润，眉飞色舞，望了大家一眼，说道：

“我想，这一段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好好领会的。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了，已经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同志们比我更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当仁不让，应该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榜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在蒲团上坐着的人们，一听要成立“临时中央”这几个字，不禁面面相觑。本来已经十分沉闷的气氛，立刻又增加了紧张的因素。尽管有的军级干部不一定弄清考茨基是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考茨基与中央领导人有什么关系，但“临时中央”他们是懂得的。由于问题来得如此突然，多数人都无思想准备，有的徬徨四顾，有的低下头闷声不响。整个会场，只有那几盏酥油灯在流动的空气中微微摇晃。

对于张国焘，这种场面的出现也使他感到意外。一个自以为可与列宁相比的人物，经过多日苦思的动人的演说，竟无一人响应，也无一人表态，未免太使人难堪了。他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观察着人们的表情，黄超不断地和他交换着眼色，显出难忍的焦躁。

“哪一位发言呵？”张国焘脸上显出做作的笑容，扫视着下面的人们。

没有应声。

“哪位打头一炮呵？”他又问了一句。

还是没人应声。

“难道这样重大的事情，对全党全军命运攸关的大事，没有人发言？”

张国焘的脸上出现愠色。当他的目光扫视到陈昌浩时，显得更明显了。看来陈昌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想过分突出。当张国焘威严的视线扫过来时，他却把头低下去了。徐向前从会议一开始，就坐在蒲团上闷声不响，甚至闭起眼睛来打瞌睡。

“这帮家伙到叫劲儿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张国焘在心里骂了一句。正在这令全场人窒息的，也令会议主持人承受着难忍的压力的时候，张国焘忽然从一张大脸盘上看出一个人跃跃欲试，就满脸堆下笑说：

“那就请这位军长先讲吧！”

这位军长身材高大，状貌魁伟，是一位慓悍善战但又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将军。自从江西出发以来，他一直担任后卫，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牢骚。他见张主席点名请他，觉得脸上有些光彩，就立刻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这位将军从江西出发谈起，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止，把一路上为保卫中央受到的苦楚，遭到的损失，满肚子的委屈，既不分是哪个领导，也不分遵义会前还是遵义会后，完全混成一锅粥了。因为他的话有不少生动事例，引得会场上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位将军的发言，虽没有多少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会议的僵死局面。张国焘高兴了，脸上出现了笑容，在一旁鼓动说：

“讲得好嘛！这都是实际情况嘛！这样的中央领导怎么能叫人心服嘛！”

可是，会场经过这短暂的一度活跃之后，又出现了沉默。张国焘张着两只大眼，在每张脸上搜索着发言的信号。这时如果再有一两个人，哪怕是一个人再说上几句，说不定就会顺流而下，打开局面。但是他失望了，会场上依然鸦雀无声。人们为了躲避张国焘来回搜索、反复催逼的视线，有的低下头去，有的仰起脸来，还有人给闭目静思的观音菩萨相起面来。

张国焘真的急了。他不得不把目光注视着一张他有些畏惧的脸。这是一张红军战士最熟悉、最亲切也是中国人民中最朴实的脸。这张脸平时是那样慈祥，现在却充满了严厉和威严。由于风吹日晒，生活困苦，这张脸又黑又瘦，简直象长方形的铁块，唯独那两只穿透一切的眼睛炯炯有神。

“还是朱总司令讲一讲吧！”张国焘带着笑说。

朱德坐在黑影里哼了一声，没有立刻回答。二十天之前，他就受过一次围攻了。那是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也是在一座喇嘛庙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大肆谩骂攻击了一顿“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一些受蒙蔽者就吵吵嚷嚷，迫使朱德表态。因为是面对群众，朱德还是很和蔼很从容地说：“同志们，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我是举过手的，我是赞成的，拥护的，现在我怎么能反对呢！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接着刘伯承也表态，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说：“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回来。”朱、刘这样一讲，会场气氛更紧张了，有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慢条斯理地笑着说：“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你们去。”有人又大声说：“你既赞成北上，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你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又有人叫：“不让他当总司令！”刘伯承一见大家把火力集中到总司令身上，有意分散一下火力，就大声喊：“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斗争的矛头一下转到刘伯承身上来了，又是一阵狂呼乱叫。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一个“决议”，说北上是“退却逃跑”，南下是“进攻路线”。……

“朱总司令，你就先讲吧！”张国焘又催了一句。会议开始，张国焘本来想让众多的高级干部发言，以便造成优势后再压朱德、刘伯承发言，现在一看大家都不敢出头，只好转过来先从大头开始。

经过张国焘一再催促，朱德站起来了。由于他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人们齐刷刷地注视着他。人们看到这个肚量如海的人，两个深眼窝里射出了火星般的光芒。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把那股怒火压了压，仍旧以宽厚的长者的口吻说：

“同志们！今天既然要我说，我就说几句。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总要讲团结嘛！我们的工农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天下红军是一家嘛！因此，不管有天大的事，也都是内部问题。大家一定要冷静，冷静，千万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他那股四川乡土味很浓的土话，是那么沉痛，唯其因为沉痛，打动了这些共产党人的心弦。由张国焘构想了多日的那番煽动性颇强的演说，象一面墙壁似地倾倒了。刘伯承是个机敏的人物，见此机会，立刻接上去大讲了一气，主要的调子是讲革命形势还相当困难，弦外之音自然是要讲团结，不能分裂。刘伯承的发言，对朱德的讲话正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补充。刚才那位鲁莽将军的发言所冲开的一个小口口，不但得到了缝合，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张国焘恼怒了。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白一阵又红一阵，然而又不能失去即将出任的临时中央总书记的体态，还是按下性子，嘴角上挂着做作出来的笑容，说：

“团结，那当然要讲团结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武器嘛。可是也不能不分清路线的是非，我们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去讲团结。”说到这里，他用眼角扫着朱德，“象毛、周、张、博特别是毛泽东，这些机会主义者，我们就应当断绝同他们的一切关系。……”

朱德听了这话，忍不住了。他那脸板得象一块铁板，立刻回道：

“从红军创立起，大家都知道有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这是做不到的！”

他还打了一个激烈的手势，用一只手掌从上到下猛力一劈，斩钉截铁地说：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

这雷霆般的语言，在这个大殿里象霍地腾起一派火光，震得人们的心轰轰作响。人们惊呆了，人们这时所看到的朱德，再不是那个一天到晚象老妈妈那样慈祥的朱德，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叱咤风云的巨人。

张国焘受到强有力的一击。他眯细着眼估量了一下形势：如果再逼上几句，很可能会要开嘣，那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马上成立起“临时中央”，那才是最最紧要的事。想到这里，他立刻和缓下来，用比较宽松的调子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等自然由他担任。此外，还提出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四个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为了表示“临时中央”的宽大，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会议以张国焘的意志形成的“决议”，并没有郑重讨论。就一哄而起地通过了。

会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就在“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张国焘的命令下南进了。眼下又是令人生畏的峡谷激流和高耸云际的雪山。这些路是多么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跋涉过来的，现在又要更加艰难地跋涉过去。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和私欲，使数万男女红军战士不得不重新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然而这些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战略”、“策略”、“进攻路线”的名义被奉行着。人们的情绪是大大地低落了。在卓木碉会议之前，人们的疑向只是“为什么和一方面军分开？”“为什么要南进？”而现在却增加了新的疑问。这个疑问，正好是对他们信任的“张主席”本身：“他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这一点大大超出张国焘的意外：本来是要造成自己的权力和树立自己的形象，事实却恰恰相反，群众的盲目信任变成了怀疑和动摇。他想不到挖空一尊塑像基础的，正是他自己。尽管部队中有保卫局人员的暗中监视，还有一些不识大体的人来些小报告之类，但窃窃私议之声愈来愈大。这些私议开始不过象潇潇细雨，慢慢地就变成了威胁统治力量的狂涛。可惜的是，多数的统治者都不能明察这些潇潇细雨而有所自省，而总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这正是许多自以为是者的悲剧。至于张国焘，他本来就是一个肉团团包裹起来的野心，压根儿就把群众当成玩物，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只要具有最大权威的历史老人一天不拿出答案，一切都只能处在浑浑沌沌之中。对于英勇无比的红色战士说来，眼前的道路，一切都朦胧不清，甚至迷茫难测，就跟这梦笔山、夹金山无边的雪雾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