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十八)
(十八)
中央纵队在转进途中,住在一个并不显眼的村庄,名字倒很奇特,叫“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一声鸡啼,黔滇川三省都听到了。它坐落在一座矮矮的山下,村前是一湾清浅的溪流。这里虽有桃花源般的境界,却实在穷困而又荒凉。那低矮发黑的茅屋,一个比一个破陋。也许正因为它无盛景可述,才故意取了这样一个声势赫赫的名字。
几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这里商量了一番。既然长江前线重兵猬集,一时难渡;滇军前来堵截,也还未到眼前;索性就在云南边界的扎西一带休整几天,观势待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住的房间里。所谓房间,当然也就是那又低又黑的茅屋,刚刚能站起身子。过去每到一地,多半是警卫员取下门板来搭一个铺,临走又上好门板。这里用不着了,因为门上没有门板,只有玉米秸或是竹批子编就的门,只好将稻草铺在地上。地图就更是无法悬挂。毛泽东把周恩来让到地铺上,挥挥手,让警卫员退出去,然后悄声而郑重地说:
“恩来,昨天洛甫同志说,博古现在威信不行了,也难以工作,是否改换一下领导。你看如何?”
恩来一听,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粗浓的黑眉皱了一皱,沉吟了一会儿说:
“既然提出来了,我看也可以考虑。”
“那么,有谁来担任这个总书记呢?”
周恩来并不迟疑,郑重而充满热诚地说:
“毛主席,那自然是由你来当最为合适。”
“不,”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还是让洛甫来当一个时期。”
周恩来笑着说:
“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好了。”毛泽东的语气里带有某种坚决的意味,“还是让洛甫当一段,这样对团结有利。恩来,你是不是给大家做点工作?”
周恩来点点头,说:
“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那就这样吧。下次会议上正式讨论一下。”
毛泽东送周恩来出了小屋,小兴国正牵着两匹马在路上等候,周恩来回头摆了摆手,就翻身上马回军委纵队去了。
这时,警卫员小吴跑来说,刚才在大路边看见休养连过去了,董老、徐老和谢老他们也过去了,就是没见贺子珍。最后说:
“我到路上看看吧,也许她掉队了。”
贺子珍从江西出发时,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加上还有点肺病,身体比以前孱弱多了。这是毛泽东相当挂心和忧烦的事。经小吴一提,他立刻想到,在遵义与贺子珍相见时,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贵州三天两头落雨,走这样的山路,岂有不吃力的,她很可能是掉队了。想到这里,就说:
“小吴,那咱们就一起去路上看看。”
说着,小吴在前,毛泽东在后,就跨上了村前的大路。大路上,早晨下了一阵雨,虽说停了,路上仍很泥泞。一路上,满眼的红泥窝窝里,到处是红军战士被粘掉的鞋子。有的是布鞋,有的是断了带子的草鞋。这种红泥粘度很大,简直象鬼似地拖得你拉不开脚步,一直到留下你的鞋子为止。单看看这些留下的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也就可以看出战士的艰辛了。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想,贺子珍走这样的路该多么艰难!
小吴领着毛泽东尽可能地找干路走,有时就干脆走在草地上。路上大部队已经过去,只有零零星星的掉队人员在急匆匆地赶路。他们走出两三里路,还不见贺子珍的影子。小吴劝毛泽东先回去,他装作没有听见,只是闷着头迈着大步。眼前来到一个陡坡,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落到深深的谷底去了。他们停住脚步,向下张望了一回,还是不见人影。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刚刚露了露脸的夕阳,也快要落山。毛泽东不禁忧烦起来,就取出一根纸烟燃上,仍然不住地张望。还是小吴眼尖,看见从山谷深处的树丛里走出两个人来,在夕阳淡淡的金晖里,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板桥。等这两个人过了木桥,他已经兴奋地嚷起来:
“来了来了,是贺子珍!”
毛泽东眯细着眼仔细一望,那个瘦瘦的高高的身影果然象贺子珍,另一个矮矮的个子却不知道是谁。不一时,两人已经上了陡坡。可以看出,贺子珍爬得非常吃力,那个人赶上来搀扶着她,两个人走得慢腾腾的。一见这情形,小吴三脚两步地往坡下赶,毛泽东也跟着往坡下走。
毛泽东走到半山坡,贺子珍已经远远地望着他高兴地笑了。笑容里似乎含着一点羞涩,或者是感觉掉了队不好意思,不然就是自以为她那大肚子显得不雅。她本来是一个身材十分苗条的秀丽的女子,在人前,她往往一看到自己的肚子就觉得难堪。
毛泽东这时也清楚看到,搀扶贺子珍的是机灵乖巧的刘英,就首先笑着向她打招呼道:
“刘英,你怎么碰到子珍了?”
“快谢谢我吧,”刘英笑着说,“我今天正好当收容队,就给你收容来了!”
“我是得谢谢你,”毛泽东笑着说,“你一下子就给我收容了两个人哪!”
贺子珍的脸红了一红,更为羞涩了。
毛泽东又望了望贺子珍。她两只布鞋上都是厚厚的红泥,裤管上也是红泥点子,从膝盖上看,还似乎滑倒过。毛泽东看了这些,很是心疼,在人前又不好太露,就急忙从她身上取下米袋,一面说:
“子珍,看把你累成什么样儿了?”
“我倒不觉得怎么样。”贺子珍一笑,“我好久不见到刘英姐姐了,只顾跟她说话,要不还不会掉队呢!”
说过,那张在红星军帽下秀丽的脸,又露出温和的笑容,好象并不以为苦的样子。
小吴从毛泽东手里接过米袋,背在身上,又搀着贺子珍,一行人朝坡上慢慢爬去。
上到坡顶,刘英就挥挥手赶路去了;一面回过头说:“子珍,你今天就住下吧,别回去了,我跟他们说一声。”
说过,一溜烟往西南去了。
小吴把贺子珍领进那间简陋的茅屋,叫她在地铺上坐了。毛泽东看了看她那双泥脚和动作吃力的样子,心里很是怜惜,叫她赶快把鞋子脱下来,用被子捂上,又说:
“子珍,这次可真苦了你了!”
“这倒没有什么。就是再呆些时候可怎么办?”
她说的“再呆些时候”,自然指的是孩子出生,说到这里她脸上充满了愁容。
“还得多长时间?”
“这谁说得准呢!按月数已经快了。”
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这种环境下,孩子自然冒得办法带,不寄又怎么办!”“我的几个孩子,哪个不是寄呀!”贺子珍痛楚地说,“毛毛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说到这里,不禁眼圈一红。
自从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以来,一共生过三个孩子。除其中一个因不足月夭折以外,两个孩子都是寄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是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分娩的。当时部队打下了龙岩还要继续前进,贺子珍不得不把女儿托寄给当地群众。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哇哇啼哭着被抱走时,她背过脸去流下不少的眼泪。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毛毛,生下后一直带在身边。毛毛长到三岁,十分活泼可爱,一天价随着几个誓卫员去放鹅放鸭,上山采杨梅。采的多了就用小帽子盛起来,还高高举着说:“妈妈喜欢吃杨梅,我要拿回去给妈妈吃。”贺子珍多喜欢她的小毛毛呵,可是一声令下,要离开根据地了。从通知到出发只不过一天多的时间。当时毛泽东不在瑞金,到于都去了,把小毛毛托给谁呢?贺子珍思前想后,只有托付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自己的妹妹贺怡(他们是一对夫妻),因为他们将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毛泽覃、贺怡闻讯连夜骑马赶来。贺子珍就连哄带劝把小毛毛送到贺怡怀里,自己的话没有说完,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小毛毛也从贺怡怀里使劲挣脱出来,哭着说:“妈妈,不嘛,我要跟你去,我要找爸爸去!”贺子珍经过许多离别,但这次离开毛毛却有一种摧肝裂腑的苦痛。这些天来,当她想到快生的孩子又要重复同样的命运,就触动了她灵魂深处的沉痛,何况漫漫长征路,举目无亲,未来的孩子又将寄在何处呢!
毛泽东对隐在贺子珍内心深处的情感,自然是十分理解的。他见贺子珍流下了眼泪,就连忙坐到她的身边抚慰道:
“子珍,莫哭呵,等革命胜利了,我马上把毛毛接来。”
说到这里,他语调果决而又沉痛地说:
“子珍,不是我的心肠硬呵,为了完成这场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人民到处都在受难,我们哪里能够安逸!”
话虽如此说,但他的内心却深藏着对毛毛的惦恋之情。他确实是最喜欢毛毛的。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他被排除军事领导之后,就住在长汀的红军医院里养病。说是养病,实际上是住在一个大庙里,一个房间就有上十个人,连青菜、豆腐都没有钱买。那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整天躺在屋子里看书,有时还找一枝很少摆弄的洞箫送走长长的黄昏。正是在这时,住在不远处的贺子珍每天带了毛毛来同父亲一起玩耍,大大宽舒了毛泽东烦忧的心情。后来,他们住在瑞金以西的云石山一座寺庙里,每当毛泽东出发到外地工作时,贺子珍总是抱着三岁的毛毛缘着山径为他送行。毛泽东也总是在山下抱着毛毛亲了又亲才肯跃身上马。可是马刚刚走出几步,小毛毛就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迈开小腿儿跑着追上去,一连声叫:“爸爸,慢点走,我要骑马,我要跟爸爸一起走!”这时,毛泽东不得不勒住马,从贺子珍举着的手里接过毛毛,抱着他再一次地频频亲他的脸蛋,把他放在马背上坐一会儿,然后才跃马而去。今天在荒烟漠漠的长征路上,毛泽东怎么会不想他那亲爱的儿子呢!而且,他会比贺子珍更清楚,在长征大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后,那块早已陷进血泊之中的土地,此刻恐怕连那些草木每天都在梳篦式的清剿中颤抖着吧,他的毛毛将会怎样地度过呢!
这时,小吴从伙房里打了一小桶热水,又泡了一杯浓茶,贺子珍洗了手脚,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就趁机转变话题,提起他平时怀念的几位老人,因为这几位老人,还有一些女战士同贺子珍一样,都是随部队休养连行动的。
“子珍,现在徐老怎么样,他走得动吗?”
这里讲的徐老,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习时他曾经是自己的老师。毛泽东一向很敬重他。这不仅因为他是两座长沙师范的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或夺的凛然正气。他从小就痛恨中国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立志只教书不做官,故取名特立。由于愤恨时弊,力促宪政,他曾经断指血书而惊动长沙。至今他的小手指还短了一截。他五十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差不多是长征行列中最老的老人了。他究竟能否适应这场长途奔驰,这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一提起徐老,贺子珍就禁不住笑了。
“徐老真是个有趣的人!”贺子珍笑着说,“他那么大年纪了,精神劲大得很,给了他一匹马,他也不骑。”
“为什么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知道。”贺子珍摇摇头,“别人劝他骑,他就说骑马腰疼,不习惯。后来,他还让他的小马伕骑上,他拉着马走。”
贺子珍说着,可能是想起徐老的那副样子,又笑起来了。
笑过又说:
“润之,我看你什么时候见了面劝劝他吧,老人家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就不好了。”
毛泽东连连点头。贺子珍又说:
“徐老不光不骑马,一到宿营地就到伙房帮助烧火。一边烧火就一边教炊事员们认字。每人一天要认一个字,这是他规定的,学不会就不算完。徐老真是个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
毛泽东喟然叹道:
“我的这位老师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生为国为民,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滚烫的。最可贵的,是他在我们党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入了党,不少人动摇了,一些人叛变了,而他是越磨砺越坚强。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毛泽东抽着烟,随便地半躺在地铺上,吟味着徐老这个人物。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起了谢老。谢老的年龄仅次于徐老,今年五十四岁,前清末年虽中过秀才,以后也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他很早就在党中央编辑党刊《红旗》,到了中央苏区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秘书长,是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在毛泽东住在古庙里的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他们也常常一起倾谈。
提起谢觉哉,贺子珍嫣然一笑,说:
“谢老可真有意思。他平时不言不语,行军时若有所思,随身带着毛笔墨盒,一有休息机会就低下头写起诗来。从土豪那里缴获了几个帐本,叫他当了日记本了,每天要记下好大一篇呢!”
“好,好,”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我们这次西征,已经跨过几个省了,要把这山山水水都记下来,也怪有意思!”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笑着问:
“董老怎么样?董老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也常写诗吧!”“他也写诗,可是他没有时间哪!”贺子珍说,“他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全连一百七八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人,又是马,又是担架,大小事都得从他心上虑过。他对纪律抓得最紧。每次出发,一间间房子他都亲自检查,门板上起了没有,稻草捆起了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东西损坏了没有,照价赔偿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到你当面质问,为什么破坏红军的纪律,那是毫不客气的。”
“董老太难得了,他是品格高尚,言行如一。”毛泽东赞叹道,“象你们这样一个连队,那是最麻烦,最啰嗦,最难办的,给谁说谁也不愿干。可是恩来同志跟他一谈,他就接受了。他说,‘我就是一块破布,一块打补丁的布头。我就是补洞洞的。你们叫我补帽子,我就补帽子;你们叫我补裤子,我就补裤子。反正什么工作也要人做,洞洞也要补,俗话说,小洞洞不补,大了两尺五嘛!’”
“董老确实了不起!”
由于兴奋,毛泽东黑瘦的脸上,泛着一层红光。他从铺上坐起来,感情深沉地说: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难找的。也是共产党有幸,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我们党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和群众结合起来怎么会不胜利呢!”
说到这里,贺子珍那双晶亮的眼睛闪射着小火花似的光芒。她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这个长江我们能过得去吗?”
“过得去!子珍,我告诉你,一定过得去!”毛泽东充满顽强自信地把手一挥。“当然,不好好打几仗,不敲掉他几个师,那是过不去的。我要一个一个地来收拾它!”
小吴已经把晚饭打来。揭开那个毛泽东常用的蓝搪瓷多层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苞谷饭,还有一盒炒萝卜丝。毛泽东嚷道:
“我的辣椒呢,小鬼,快把炸辣椒拿出来,招待招待我们的客人嘛!”
“有,有,”小吴立刻端过来一大碗又红又亮的炸辣椒,嘻嘻笑着说,“这是少不了的!”
的确,不管饭菜如何,只要有了炸辣椒,毛泽东就眉开眼笑心满意足了。夫妇两个吃起来,不一时,毛泽东就满头大汗。他望望贺子珍,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筷子问:
“你觉得刘英同志怎么样?”
“这同志蛮好,蛮热情的。”贺子珍说,“今天要不是她,我还可能来不了呢!……你问她干什么?”
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说:
“我想给她介绍一个人。”
“谁?”
“你说是谁?”毛泽东笑着反问,“这里,就剩下洛甫同志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了!”
贺子珍沉吟了一会儿,说:
“好是好,就怕刘英不同意。”
“为什么?”
“她最怕生孩子。今天在路上她一见我就说,遭罪呀!遭罪呀!反正我是不结婚的!”
“当然不要马上结婚。我也不准备正面提出,只是给他们创造一种条件。”
说到这里,他又低声地说:
“我已经同富春同志商量过了,现在还缺一个秘书长管生活的,我们准备把刘英调来,她一个女同志在下面跑也太辛苦了!”
饭后,天已经黑下来。贺子珍提出当晚要赶回连队。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还是把她留下来了。
第二天破晓,在一片鸡鸣声中,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村边,扶她上了一匹小黄马,一面嘱咐小吴送她回连。这时,全村的鸡鸣此伏彼起,正以迎接光明的热情唱起嘹亮的晨曲。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子珍:
“它们叫得多起劲呀,你能听出它们有什么特殊么?”
“我听不出来。”贺子珍在马上微笑着说。
“我也听不出来,不过这就叫鸡鸣三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