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孩，名叫小草

热线组有人打电话来叫呼延鹏去一趟。

呼延鹏去了热线组，几乎每个人都在忙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这真是一个新闻辈出的年代，算是当代媒体人的幸事。组长递给呼延鹏一个手机号码，她说：“这个人不知道来过多少次电话，说有事跟你说。”

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女声，声音柔和还带一点点沙哑。听到呼延鹏的名字，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好像哽了一下。女孩说：我找你找了好久。

“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女孩迟疑了片刻：“你就叫我小草吧。”呼延鹏知道她不叫这个名字，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说道：“小草，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你现在可以说了，我会认真地听。”态度决定一切，他首先要让她对他有信任感。小草的嗓音依旧是沙哑的，她说她是在报纸上看了呼延鹏的文章，便极有冲动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她已经压抑得太久了。

小草说，她跟卞丽莎在一个公司做文职，两个人关系不错，所以她也认识翁远行。但是就在翁远行第一次招供承认他杀了妻子时，作案动机是他说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所以要把妻子杀掉。

小草说，卞丽莎的父亲虽然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但他其实还是非常爱女儿的，所以才会爆发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这很容易理解。据说得知卞丽莎的死讯，红酒卞一夜白了头，发誓这件事不会轻易了结。其实，红酒卞有黑社会背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他的珠宝行完全有能力为黑道上的人洗钱。一时间，几乎所有与翁远行认识的女孩都涉嫌是他的新欢。小草因为有一次上街时穿了双新鞋，脚被磨得很痛，走路一瘸一拐的，真有那么巧，在街上碰到了去超市买啤酒的翁远行，翁远行见状就让小草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带了她一截路，这件事被人看见，便传说两个人关系不一般。

小草说她当时吓得浑身发抖，可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自己和翁远行毫无关系，她的父母在外地，年纪轻轻又孤身一人南下的她一时没了主意。

整整半个月，小草情绪焦虑，几乎每晚失眠，工作的时候又因为过分紧张产生神经性呕吐的症状，她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想来想去她决定突击结婚以表示自己早已芳心有属，于是认识了一个比她大八岁的男人并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结婚了。但是她觉得红酒卞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结婚不久她丈夫就接到匿名电话，被告知他老婆与杀人犯有染，所以他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条件如此悬殊的白领，事实上是找了一顶绿帽子。小草说呼记者你想想看，对于我们这个没有基础的婚姻这种话是不是雪上加霜，结果是她丈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对她大打出手，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有一次居然把她踢得流了产。最后小草哭着说，现在翁远行终于找到了清白，可是我的清白该向谁去要？又有谁能还我清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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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延鹏无言以对，一件错案的牵扯面竟然如此之广泛，这实在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也许就是槐凝说的案件背后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吧。

“能告诉我刚才你在哪里吗？”呼延鹏尽可能诚恳地说。

“我在火车站……”小草又哽咽了，“如果你明天听到有什么人被火车撞死的消息，希望你把我说的话一字不差地登在报纸上，我想那会是我最后的清白了。”

没等呼延鹏回话，小草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呼延鹏找到小草的时候，她蹲在火车站西广场的公共厕所附近，由于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这边的人明显少一些。她很瘦，衣服显得空荡荡的，一言不发就能令人无比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