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着雨的一个温暖的下午，这复仇者躺在码头左边的临江的茶馆的一张椅子里，寂寞地打着瞌睡。他回到兴隆场来已经十天了，但他的精力无处施展，兴隆场对他显露的冷静而不可动摇的面貌叫他对自己的一切计划都怀疑了起来，而负担着沉重苦恼的踌躇。从吴顺广的那个不快的访问之后，兴隆场就对他再无动作了，除了客店、茶馆、酒馆一律都不问他收钱以外。这个也叫他觉得索然无味。他既不能激怒他的仇敌，也不能和他和平相处。无论是在酒馆或是茶馆里，人们都只好奇地望望他，所有的伙计和店主都平淡而寡言地对待他。他发怒，他们就很简单地陪不是；即使他敲碎了饭碗，他们也并不要他赔偿或和他理论——一切都索然无味。

他的目的是使吴顺广对他屈服，而把他的父亲的田地都还给他，他指望在他的这第一个姿态里吴顺广就被骇倒，可是实际上看来，这只能是一个糊涂的梦想。然而他又必须使吴顺广屈服并且索回财产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已无事可做并且无处可去了。

郭子龙对吴顺广的仇恨，并不简单的就是由于过去的那一件事情以及后来的财产纠纷，他的仇恨、他的复仇的渴望是还要广大得多，因此，在吴顺广身上，他不仅要清算他的财产，他还要清算他的一生的失意；要从目前的可怖的状况里解脱出来，不仅需要在物质上夺回财产，还需要在精神上从他的敌人取得胜利。因为，如果不是吴顺广家，他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的；他不会遇到这些年来的那么多的痛苦，以至于一文钱也不能带回故乡来的。

离开家乡的最初几年，他是非常奋发地追求着，到了湖北，考进了一个军事学校的特种训练班。后来他加入了广西的部队，当了两年排长和半年连长，又开到湖南，在那里姘居了一个下流的女人。终于受到突然的改编，调到江西去打那时候的红军去了。他从那里大大地掳了一笔，腰里缠着三十几个金戒指，开小差到了上海；花光了钱，不能立足，就回到四川来投进了刘湘的队伍。那时候他离兴隆场很近了，但他发誓不发财不做大官决不回来。他用出众的机智和毒辣的手腕博得了一个师长的赏识，当了师长的副官——这就是他一生最煊赫的时期。但不幸那师长在抗战的前一年突然地被调出川去，并且被枪毙了。他郭子龙那时有一百两黄金的财产，害怕遭到不幸，于是跑到川边而投进了刘文辉的部队，当一名连长。在军阀的队伍里搞了六七年，这抱着大志的青年，这勇敢的孩子就整个地腐化了。他贩卖鸦片发了大财，实现了十几年前的他的美丽的希望，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发了财有什么用——他就弄了三个女人，其中有一个才十七岁，是用一排兵去抢来的。他继续着他的这雄伟的罪恶，除了鸦片以外又贩卖军火。不久他升成了营长，但一个月之后就和另一营因分赃不匀而开起火来。他打了大胜仗。于是他的师长再不能容忍，下命令捕捉他了。自然的，他率部叛变。两天之后，他受到了两个旅的围剿，被俘虏了。然而在枪毙他的前夕他却从监里逃了出来。他又去投军，但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凄凉的角色，在邓锡侯的部队是当了两个月的连长，因喝醉了酒而杀伤了营长，逃亡了出来。

像这样，他回到了他日夜渴慕着的故乡来了。他已经衰弱、懒惰、糊涂，他自己知道他在外面再也干不出什么来了。

他渴望着怎样的一个归宿。他轻视他的故乡，轻视他过去的仇人，他觉得那渺小的地主吴顺广是一击就倒的，他却忘记，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营长或数百两烟土黄金的拥有者了。从命运的战场里败阵了下来，他是如乞丐一样的狼狈和饥渴，也如乞丐一般的卑鄙和下贱。但在这些的里面，却又屹立着怎样的一个英雄，握着他的左轮手枪。

这十天之内，他已经走遍了他的乡土。他含着冷笑走过他家的祖坟、田地、老宅。老宅里现在是住着轮船公司的一个职员的家眷，因为逃避空袭去年从重庆迁来的。郭子龙站在大门前看了一看，又绕到后面的山坡上去从全景中眺望了它。它的后院里的一棵黄桷树，在它离家时才有半尺多粗的，现在是已经高大得盖住了两间正房的屋顶了。从黄桷树的密叶中间有烟子升上来，并且透过枝叶响出了婴儿的强烈的啼哭声。他说不出来他所经历的感情是怎样的，他忽然觉得那啼哭着的婴儿就是他，郭子龙。他，郭子龙，刚刚来到世界上，在母亲的慈爱而温柔的怀中，生命对于他是朦胧强烈，而不可知的，在他的前面有整个的世界……

带着这样的感情，他走下高坡来，闯进他的老宅去。他渴望看一看什么。在前院里的两棵小树之间晾着衣服，一个穿着旧的绸旗袍的外省女人惊奇地看着他。他不说话，低着头从她的晾衣服的绳索下面穿过去，各处地看着。前院里的两棵小的嫩绿的橘子树，是先前所没有的。木板和墙壁都熏黑、破裂了。在黄桷树的阴影下，凌乱而潮湿的屋顶上长着瓦松。正堂里放着简陋的家具，先前的老旧的东西里面只剩下一块大匾。一切都不像，特别是所有的东西都比回忆里的要难看，窄小，没有什么可以唤回儿时的景象来，他不过觉得一阵莫名其妙的惊慌和苦恼。要一个军阀的烂兵，一个强盗和恶徒去向往什么纯洁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郭子龙这时都觉得惊慌，觉得他错了，觉得他应该重新开始生活。那个婴儿的哭声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他看见那婴儿了，他睡在竹制的摇床里，在它的旁边坐着一个很老的弯着腰的女人。

这老女人惊奇地看着他。他走过去，弯着腰来看着那已经不哭了，在睁着眼睛呆看着的婴儿。

“他几岁了？”他问。

“五个月！”老女人说，对于这男子汉的没有常识，笑了起来，“你先生未必没有养过孩子吗？”

“唔，”郭子龙说，对那摇床中的小孩的红而发皱的脸忽然觉得一种厌恶，茫然地走出来了。

现在，躺在这临江的茶馆里面，他可以不断地听见汽轮的鸣叫声和马达声，先是下水船的，然后是上水船的。他不必费力就可以从窗户里看见一只在绿色的水波中激起浪花前进着的红色的、矮烟囱的、漂亮的轮船。二十多年前，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过他现在一点也不重视这些，并且也不感伤，他只是觉得非常无聊，下贱。他听着外面的雨声，渐渐地瞌睡起来了。在他左边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乡人，一个年纪较大，一个才二十几岁，郭子龙从他的躺椅里迷糊地呆看着他们的破烂的裤管和满沾着泥浆的赤脚，机械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大约在谈着债务的事情，大约那中年的欠着谁的债，希望那年轻的去替他做中说情。后来他们叹息着，谈起雨水和小麦的收获来，那中年的说，收了小麦，他就可以还债了。终于那中年的站起来走了，似乎很激动，忘记了放在桌边上的一双新草鞋，那年轻的就喊着他。郭子龙瞌睡而嘲笑地看着这他觉得是愚昧的人生，忽然听见那年轻人是喊着张老二的名字。同时他就认了出来：确实是的，他们家从前的佃户张少清，大家叫他做张老二的。他在杀了狗腿逃亡之前曾经到他家里去躲了一夜的。

“张少清老二。”他喊。

那中年的乡人站下了。他是光头，黄而且瘦，有着一双大的温良而冷静的眼睛。他茫然地看着站起来了的郭子龙。郭子龙笑着向他走过来。

“认不得了吧？我是郭子龙！”

张老二呆看着。

“哦！”好久之后他说，枯涩地笑了一笑。“是郭大少爷啊！

……你老人家好吧？”

这乡人谦恭地站着。他的声音和神情，都叫郭子龙觉得苦恼。郭子龙保留着对这个人的青年时代的感情，在自身的这奇特的狼狈的状况中，希望得到这个乡人的友情。他不在乎什么少爷老爷，他和任何人都能做朋友。而在他的记忆里，张老二是一个比他小两岁的，活泼而聪明的青年，在那些暑天伴着他一道在江里游水。他觉得很悲哀了，在故乡所有的人们中间，他只怀念这个人。他好久沉默着。

“你老人家好吧！”发觉到郭子龙没有开口，张老二就重复地小声地说着。

“好！”郭子龙讥讽地笑着说。他看着这枯涩的乡人，他从前的朋友，他的故乡的亲切的象征。后来他的这讥讽的微笑扩大了，在他的眼睛里明亮地闪耀着，同时他点着头，这种表现，使张老二红了脸，而惶惑地叹息了一声。郭子龙的多骨的大手有力地拍在这乡人的肩上，使得他的脸更红了。

“老朋友，总有几句话说的吧？”郭子龙说。

“话倒是有的，”张老二善良地笑着说，这笑容使他的脸上闪耀着天真而亲切的光辉。“这么多年了啊！”

“那我就到你家里喝几两酒去？”郭子龙愉快地说。

张少清沉默着。他从来就感激他的吝啬的老东家的这个慷慨的少爷，他记得，那一年他祖父死了，在他父亲被债务逼得正要卖掉家里田地的时候，郭子龙从城里的学校里回来，知道了并且来了，从他的母亲那里骗了一大笔钱来给他们。他高兴请郭子龙到他家里去玩玩，然而他又顾忌着，这会屈辱了郭子龙的身份。同时他惶惑着，觉得一个从前的东家少爷，一个在外面当了官回来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地不顾身份来和他谈话，称他为老朋友的。

但对于郭子龙这样的一个人，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对生活的渴望是这样强，他的失望是这样的深刻，他就欢喜再遇到在慷慨的青春里曾经和他一道游玩，曾经受过他的恩惠的质朴的乡人了。他并不看重他曾经做过的那些善行，正如他并不看重他的一切恶行一样。但是他现在是有着对于故乡的饥渴，他不能忍受兴隆场对他的冷淡和他心里的沉重的踌躇。

张老二还来不及说什么，郭子龙已经决然地拖着他走到雨中来了。张少清又遗忘了他的草鞋，四面地找着：原来它是被他在慌张中系在腰带上而掉落在地上了。他拾了起来，很爱惜地用他的粗厚的手捏着它，用他的衣裳揩去它上面的泥污。那个先前和他谈话的年轻人仍然站在茶馆的屋檐下看着，这时就很疲乏地笑了一笑，招呼了一声而走开去了。

雨下得并不小，他们在雨中淋着。张老二红着脸笑着，他的神情比先前更为惶惑和激动。走过一家酒馆的时候，他四面看了一下，走了进去，借了一个瓶子而打了一点酒；同样的，他买了一点生猪肉和熟切的牛肉。做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是严肃的。郭子龙注意到他怎样地从腰里的一个破烂的小皮包里摸着钱，那些烂得不成样子叠得异常整齐的钞票，紧紧地捏在手中。他身上的那种气息，以及他的这种神情，都叫郭子龙觉得不舒服，但他是希望快乐的，所以就想和他开玩笑。人们是不作兴对这样的一个正直的乡人开玩笑的，但郭子龙，在他的强烈的暴乱中，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敬重的。所有的大兵和暴徒的快乐，都是建筑在对别人的恶意上面的——或者他们也并无什么恶意，这不过是一种从毁灭性的生活里养成的习惯罢了。

“张老二，我看你这个皮夹子倒漂亮——你有几个儿子了？”

张少清红着脸说了什么，好像是说，他还没有结婚。

“发财了没有呢？”郭子龙说。

“哪里啊！”

“你猜我发财了没有呢？”

“不要开玩笑了吧，郭大少爷！”张老二笨拙地说。

“告诉你，我发过大财呢：三百两黄金！”郭子龙说，在长久的郁闷和紧张的敌忾之后，他特别需要快乐和胡说。他们在雨中走过吴顺广的办公室，穿过那颓圮了的贞节坊，走过一些肮脏而嘈杂的低矮的棚户，看见了浴在春雨中的布满了绿色的麦田的乡野了。郭子龙发觉他和张老二除了这样胡说以外没有什么话谈。他不要听关于过去，关于他的家庭的破灭的种种事情，他也不要听这乡人对于生活的怨诉，这一切他都想象得到，对于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又走过一群沿着斜坡而搭着的茅棚，饱含着雨水的茅栅的参差不齐的屋檐低垂着，远远看去好像一直垂到地面。人家的门窗里喷出来的煤烟就在泥泞的地面上久久地回旋。这里那里有湿淋淋的母猪跑着或躺着……走过了这些，走过了那些坐在门槛里瞪着迟钝的眼睛对他呆看着的褴褛的女人们和孩子们，郭子龙就闻见了，或者说，全身感觉到了一阵潮湿而芳甜的胡豆和麦田的气息。这就是他的故乡了——他虽然回来了十天，虽然到处都观看过，却还没有感觉到的，这就是他，不幸的流浪者，永不安宁的人，咀嚼着刻毒的悔恨的灵魂的乡土和归宿了，这种感伤使他说了更多的胡话，把那个怀着尊敬和感激的乡人丢在惶惑和寂寞中。

“这里真美丽呀，这种麦田，这种山上的一大片松林！”他兴奋地说，“我做梦，我就梦见了这些，我说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我终究是要回来，我的这一副骸骨要埋在你的地里！我就要在这里休息了！我要娶一个干净、贤惠的乡下姑娘，躺在椅子里，没得事的时候听她唱唱小调，我说，我的贤妻呀……哈哈哈哈！”他酒醉了一般地笑着。“喂，老兄，给我做个媒吧？”

张老二提着酒瓶和两个纸包壳，在泥泞里，惶惑地笑着看了一看这个粗野放浪的人。他对他已经有些习惯了，已经不再留恋他从前的东家少爷的爽直而漂亮的形象了，觉得“他们这些人总是这样的”。

“我的贤妻呀！我的心肝呀，哈！哈！我郭子龙一生一世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郭子龙大声说，“没有哪一个，”他在泥浆中跨着说，“能够打倒我的！我无论什么事情都见过！

我都看穿了，什么名利，金钱，酒色，就是把皇帝给我做我也不要！我心里多苦啊！不过，老子又非常的快乐！”

他又发出他的干燥的笑声来。他故意地说得这样粗野。他实在是很激动，需要谈话，然而找不到谈话的对手，更不用说能够崇拜他和了解他的知己了。这些话，这些笑声，都是一种哀哭——一个颓废、疲倦，而惨痛的灵魂的哀哭。这些灵魂哀歌着：“哪里是我们的路啊！”他们什么都不能得到，而这又实在并非由于命运的偶然作弄。郭子龙是受过教育的，他生长在各方面都占便宜的上层社会。他应该有着——依照一般的说法——对于人生的认识和理性。然而他却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人，一个破烂的大兵。在人世上，有什么娇弱的知识、教养和学问的小手艺，能够抵抗得了那粗鄙而贪欲的生活的折磨呢？从学校里出来，不管他品行如何，他总是一个不懂得生活的怀着美梦的青年。他出发了，向一切可能的地方追逐着他的财宝，通过复杂社会的各阶层，学习了奋斗的技能并且养育了现实的魄力，同时也就败坏了他原来所有的什么理想和道德观念。他不满足，他总没有达到峰顶或至少赶过别人，他总觉得他所要求的并不是已经到手的这个。他不能建立任何一种生活。他在社会的各阶层里都站不下来，他对于一切人都是强盗。他不能走一条充满着精神上的艰苦的伟大而高卓的路，他就腐化了。酒精和情欲毒害了他。他渴望粗野，渴望用肉体去生活。于是他的思想只是一个愚蠢的兵士的思想，他相信命运，相信流年，相信恶兆，相信着，“如果我手里抓着的这一把火柴是双数的呢，明年我就要升官了。”这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动荡，它的烈火和洪流，养育了多少伟大的青年和坚强的战士，也养育了这样的一群彻底的亡命者。武装着他们的，是虚无和怯懦，嫉妒和傲慢，而这是由于他们在毫无目的的混战中所造成的罪恶，所负担的绝望。

正在郭子龙兴奋地说着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踏在稀烂的泥地上的马蹄声，和在细柔的春雨里显得特别清脆的铜铃声，接着，骑在灰白色健壮马匹上的吴顺广绕过一个生满绿色杂树的小土堆而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这大地主穿着布袍子，束着淡灰色的夹裤管，面色红润，因春雨和办理事务而愉快地闪耀着眼睛，坐在马上，在他的后面奔跑着一个短装光头的小孩马夫。他鞭打着马匹使它奔跑，显然的，他的生活充满着威力的活动性，他的克己和这样舒适的气候叫他特别快乐。

一直跑到很近的前面他都不会注意到郭子龙和张老二，但忽然地马蹄溅着泥水停住了。他在脚蹬上站了一站，和善地，甚至是亲切地微笑着，看着郭子龙。

“你的，将军！”他说。

郭子龙顿时就觉得羞耻，让吴顺广看见他居然和这样的一个下贱的乡人在一起，虽然这是他自己没有料到的。同时他对吴顺广也感到一种含着敬畏的亲切的情绪。这是这样的：

比较起张老二的一切来，吴顺广的姿态和声音，以及他的内心，对于他是更要有魅力，更要亲切和容易了解。他苦涩地笑着。

“你好，大爷！”

吴顺广继续笑着，跃马向前。但同时他转过头来，看见了站在另一边的严肃的微微发白的张老二——显然地他是早就看见了他的——他又拉住了马。

“吴大爷，你老人家好！”张老二恭敬地，苦痛地笑着说。

“你好！”吴顺广说，快活地笑着，“我看你该不要再骂我了吧？如何？”于是他静默着，他的笑容消失了。

张老二面色灰白，激动地站着。郭子龙发现他的手在颤抖。他现在的这种激动，在刚才在茶馆里的那种激动联在一起，给了郭子龙强烈的印象。这种激动是苦痛的，窒息的，好像那种不能燃烧出来的火焰。他的那一双大的深陷的眼睛，可以说是正在因这种燃烧而冒着辛辣的烟。这乡人的这种静默，他的不能自主的激动，他的尖瘪的嘴边的干枯而尖锐的纹路，对于吴顺广是一个不愉快的反抗。于是，在吴顺广唇边，就也出现了一个有力的纹路。

“要是你真是一个老实人的话，”地主说，“你就不要再串别个的女人！”

他再向张老二看了一下，就策动他的马匹慢步地向前跑去了。他不再理会郭子龙，不再向他看一眼，使郭子龙觉得非常的屈辱。

“他妈的他是什么东西！”郭子龙骂着。

他问张老二，吴顺广和他，张老二之间究竟有着什么事情，可是张老二没有回答。他无力回答只是用他苦痛的眼睛对他看了一下。

张老二家里，在他的祖父年轻的时候，是还有着四十多石谷子的田地。这些田地，连同着一些杂粮地，让他的一个抽鸦片的伯父败掉了大部分。祖父死前的五六年，他们就只剩下三十多石了，他们家里却有着六口人，他的哥哥、嫂嫂，他的祖父和父母。于是他们就租佃了郭子龙父亲的四十石水田。郭子龙家的产业落到吴顺广家去以后，他们还租到了三十石，是他的父亲用高的抵押哀求来的。祖父母都去世，嫂嫂也死去了，哥哥是软弱的人，在颓衰中染上了喝酒的习惯，渐渐地完全不能照料事务，欠着吴顺广家的租。吴顺广家在仁慈的姿态中沉默着。哥哥去借钱，一次一次地也总是借得到。于是这软弱的农人就非常的感激，相信吴顺广父子好像相信神灵；养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对于地主的仁慈的依赖。荒年的时候去借，年节的时候去借，为了缴捐和出会钱之类也去借，邻人们那时候对于这家人家的幸运简直艳羡得了不得。

可是忽然地在一次丰收之后仁慈的地主收回了田地，将所有的押金折了债务和利息，此外还拿走了他家的二十石谷子的祖产。这是一个来不及准备的可怕的打击，简单而善良的农人父子，怎么能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在运动的最基本的力量呢？

他们而且是无告的，所有的邻人都不同情，都觉得他们是活该的。这样父亲就气死了。同时，张老二的好容易谈妥的一门亲事也被人家退掉了。剩下了两弟兄和他们的母亲。那个哥哥是再也不能从噩梦中清醒了，彷徨了很多天之后，他的心里就酝酿了一个一直到现在都还使人们警惕着的复仇。这乡人可悲地仍然信赖着这个社会，他挟着一本状子到县城里去喊冤告状。他跪着一直爬进县城府，被人家用枪刺赶了出来。他又到重庆去……一个月以后他精疲力尽地回来了。他不敢再出门。吴顺广对这件事沉默着，一直到抗战发生以后的第二个月——张老二的哥哥张吉元成了兴隆场第一批中签的壮丁。他被拉去四个月，就在一个黑夜里逃回来，然而已经不行了，他整个地是被吓死了。这一切是强烈地打击了张老二，使这个曾经是活泼的青年的乡人迅速地变得衰老沉默起来。他也似乎变得和他的哥哥同样的胆小，没有能够结婚，就害怕着家累：总是在预感着自己的不幸的未来。他还和他的哥哥一样有着一种内在的激烈。现在他们家里只剩下十石不到的田地了，他渴望在这十石田地上重新建立他的家庭；但经过了这些年的劳苦和饥饿，他的这个简单的梦也被粉碎了。

受了那样的打击的六十几岁的母亲已经变成了病态的老人，张老二现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好好地孝顺她送她入土。但不幸他却结识了王合平的寡妇何秀英。这件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发生的，他只晓得，那时候，去年冬天，他很可怜她。他为了她偷偷地哭；因为她，一个孤寡的女人，在冬天的刺骨的冷风和细雨里独自地犁田。所有的田地里都没有人工作，天色阴沉如铁，吹着狂风——这个年轻的女人一个人在田地中，迎着狂风跟着她租来的水牛前进着。张老二当时也并不觉得什么，但夜里突然醒来，立刻就想到这个犁着田的女人而哭了。第二天他就奋勇地去帮助她，后来他常常到她屋子里去坐坐，他们就结合了。然而他的母亲反对这个。

何秀英的男人王合平病死才半年，他是吴顺广的佃户，她还继续着这个关系——她去哀求过了，吴顺广答应不收回——因为张老二就又卷进了和吴顺广家的关系里面。他很想劝何秀英退了佃和他另想办法，但他实在又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而且，他又是太渴望田地了。

郭子龙完全认不得张老二的母亲了——当他走上坡来，走过一些猪栏、毛坑和被参差的破烂的竹篱笆间隔着的矮屋，看见这个站在门前活动的老妇人的时候。她在活动着：两条腿颤栗着，破烂的大裤管拖到地上而沾满了泥，挥着手而尖声喊叫着，湿淋淋的小鸡们在她的周围聚拢又四散跑开。她的那种尖声是无感情的，所有的人都怕听一个负荷着一生的不幸的老妇人的这种叫声，她们是急躁的、慌乱的，并且不再懂得现实的。她的裤子快要落下来了，但她仍然在追着小鸡们尖叫而奔跑，她是觉得如果没有她小鸡们便会活不下去。

但谁都看得出来。她的行为对于小鸡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们正要进窝，她去骇散了它们，她骇散了它们又以为它们不想进窝。她的一生的劳苦和不幸使她的四肢软弱而枯干了，她显然已经不能照料她自己了，但是她要活动，她不仅不以为她是无力的，她还决然地相信，如果没有她，她的家庭就无法继续生活。她照料一切细琐的事情，她烧饭、洗衣，干涉她儿子的言谈和行为，顽强地防卫着她家的财产：一块木头或是一条破布。并不是她以为别人不能像她一样的烧饭洗衣，而是她以为，除了她以外没有人能为她的儿子烧饭洗衣。因此，她的儿子不仅要孝顺她，而且要真正地不可缺少她。然而不幸的是，张老二孝顺她，但并非不能缺少她——他自己也不能抵抗这个事实。他的烦闷的脸色好像总是对她说：“没有你，也会有别人做的！”这就使得老人的性情更为乖张，并且更为颀强地痛恨着张老二所结识的何秀英了。

“妈，你认得吧，这是郭大少爷：”张老二说。

老人呆望地对这个客人看了一下。

“不认得。”她说，摇摇头。

“郭福泰老太爷的……”

“我不晓得！”她回答，“你们这些瘟畜生啊！”她突然大叫着，向那一群跑到路边去的小鸡们奔去了。

郭子龙厌恶一切老人——这是自私心的一种最明显的征候，他连老人的样子都不想看清楚，随着张老二钻进矮而黑暗的屋子里去了。他拖了一张板凳坐下来，托着下巴等待着。

他的兴致消失了，很后悔居然跑到这里来。这屋子里的在昏暗中呈显着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局促和不快。贫贱的乡下人家的那种忧愁而纯朴的气息，那些农具，绳索，挂在墙上的干肉皮、干菜叶和屋角里放置着的一些木片，一些煤渣，两副箩筐，这一切，只能唤起他对于劳苦而下贱的生活的厌恶来；而他是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和这种劳苦的生活是无缘的，他所经历的劳苦只是社会斗争的劳苦，那种一向被看做高贵的内心的艰苦；他从来都讨厌他面前的这种他觉得是无益而卑贱的生活。因此，刚一走进来，他就觉得异常的不自在。他四面看了一下，摇摇头。

“喂，张老二，天黑了，拿个灯来！”他说。

“是了。”张老二在里面，在灶房后面说。

“喂，你来呀，张老二。”隔了一下他又说。

张老二掌着油灯出来了——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这苦味的，浑浊的茶在这人家是一种高贵的饮料，是他，张老二，刚才从后门出去向隔壁人家倒来的。他把它恭敬地搁在郭子龙的面前。郭子龙端起它来看了一下，然后就皱着眉头一口气喝光了。

“你坐，老弟，忙些什么呀！——再给我弄点开水来吧，这个茶我不喝！”

张老二拿着茶杯走进去，郭子龙对着他看着，没有注意到张老二的母亲一点声音都没有地扶住门走了进来，她走到他背后来了，她的突然的说话声惊骇了他。

“官长，”她用高声说，“你是官长，你就劝劝我那个儿吧……叫他莫到那个女人那里去！”她焦灼地说。

郭子龙看了她一会儿。她摇摇头也不再要求回答，拖着她落在地上的长裤管走进去了。

张老二端了茶杯出来，然后端出了他刚才买来的菜，把酒杯放在桌子的上手，斟了酒。

“郭大少爷，你请上坐。”他笑着，恭敬地说。

“还不是一样的啊！”郭子龙说，坐到上面去了。张老二客气地诚恳地笑着，在下边坐了下来，拿起筷子来点了一下菜。

郭子龙的冷淡而粗野的态度，并不曾破坏这乡人侍候尊贵的亲爱的客人的感动而善良的心境。他不能了解郭子龙，也不希望去了解他。他尊敬，并且因这尊敬而心地温柔——他怀念过去的他父亲东家，并怀念那可亲而慷慨的东家少爷，这东家少爷曾经多次地坐过他家的上席，现在又坐在这个坐位上，其中相隔着二十年的时间，这乡人继续着他的祖先的事业，他不觉得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严重的改变。由于这样的心，他所看到的这个郭子龙始终是绝美的，也由于这样的心，他用假的温和的声音说着有礼节的尊敬的文雅话，并不是他是虚伪的，而是，只有在这种礼节这种文雅的尊敬的声调里，这劳苦而迟钝的乡人才能表白他的内心。

“郭大少爷，你请喝一点，吃一点，我们穷贱人家，办不出好招待来，”他用假的文雅的声音说，“你郭大少爷莫要客气……就像老太爷在世，我家老人还活着的时候一个样子，虽然我们家里穷贱了，但是这颗心还在的！你请干这一杯！你请！”

“请。”郭子龙说，亮了一下酒杯底——他其实已经干了三杯了。他的眼睛逐渐地发红起来。

“你老人家请，”张老二自己喝了一点，声音更温柔，更文雅，并且有些颤抖，“这些年的日子，从老太爷过世起，这些年的日子就不是人过的，郭大少爷在外头做官不晓得！你，郭大少爷，不晓得我多少回想过：唉，要是郭大少爷是我的东家就好了，他对下人多好啊！……你请。”他端起酒杯来，注视着郭子龙，“看起来，不见怪我说的话，你，郭大少爷也上了年纪了！不晓得太太、少爷、小姐们在哪里？”

在张老二的这种充满着庄严的纯洁的亲切的调子里，郭子龙就迅速地陶醉了，他心里有了一股逐渐增强的暖热。他有过多少朋友，也有过不少的崇敬他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使他这样感动；也从来没有什么更能使他这么迅速地就走近一个纯洁的至少是渴望纯洁的境地。

“请！”他说。他的逐渐发红而明亮的眼睛向前凝望着，他真愿意他先前有过，现在也还有着，如张老二所尊敬地称呼的太太、少爷、小姐。他觉得这是真的：他也上了年纪了。

这乡下的贫苦的人家的一切，他的周围的，在摇闪的昏暗的光和影之间显露出来的一切，就对他告白了纯洁的生活和正直的劳苦的高贵的慰藉，而使他觉得亲切起来，张老二端正地坐着，热诚地看着他。

“请！”他怜恤地说，“看起来，你我都是上了年纪了！”

“你这话是，”张老二凄凉地说，但仍然保持着他的文雅的愉快的温柔的声调，“年纪是不饶人的，不管是贵人贱人，都要年老，天是公平的！”他的粗糙的脸上出现了一阵甜蜜的苦恼，他陷入了一阵沉思里面，但后来他加上说：“不过是比不得贵人的；人上了年纪，要是贫贱的，就要更加苦。要是他看见他的后辈不管他筋骨累断了还是一样苦，一样吃不饱，他心里就更加难过。”显然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想着他的母亲，她现在正在后面灶房里劳碌着。

这乡人在礼节尊敬的感情和甜美的回忆里开放了心灵——显然只有在这礼节和对于过去的高的尊敬之中，他的心才能这样地开放——不觉地，有力地控制了郭子龙，这暴乱的流浪者的心。张老二并没有明说，但他的话却使他想到了他的父母，而觉得辛酸。无论那暴乱的流浪者的感情有多么强，无原则的人生和毁灭了的道德感情总是屈服在鲜明地坚持着的人生和道德原则，和它的对于实际生活的观点之下了。

微贱的张老二从卑屈中显露出来的庄严是凛然不可侵犯的，虽然他，郭子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但他被这庄严压倒了。他不能否认张老二的任何意见。

“年纪轻的时候倒不觉得，”这流浪者叹息着说——他不觉得他说这些话是虚伪的——“现在呢，想起来要侍奉老人家都来不及了。”

“是这样的”张老二小声说，“郭大少爷如今是叶落归根了，人要行善，凡是行善，都来得及的。”他说，他的眼里有了泪水——他用他含着泪水的庄严的眼睛看着郭子龙，他本能地感觉到，在郭子龙身上，是存在着很多可怕的罪恶的，但他仍然爱他，尊敬他。

郭子龙，由于屈服在别人的人生感情之下，不能展露自己而苦恼，甚至颓衰。但他自己对这个一点也不觉得。他以为他是因了他的沉重的罪恶而苦恼，颓衰。他侧着头靠在桌子上，瞪着眼睛，疲乏地苦笑着。

“行善，兄弟，没有那么容易啊！”终于他说。他的那个自己，开始要展露出来了。

“是的，人心总是很苦的。”乡下人说，带着一种承认了事实的有力的表现，一面端起酒杯来，说着，“请！”他们两个都仰起头来，为了他们的苦痛，把杯里的酒喝干了。

短时间地寂静着。首先他们听见落在外面的广阔的坡上的细密的春雨声。从开着的门里，看得见江边的一朵灯火——在那里住着修理木船的工人们。雨声继续着，接着传来了母猪尖利的嚎叫：附近的人家在杀猪。母猪的叫声开始微弱下去，就传来了一些很隐约的人声，但仍旧可以听出来人们是在说笑着。其中有一个女人泼辣的、快活的声音。坡底下的什么看不见的地方，有着很清晰的锣鼓的声音。郭子龙很鲜明地想起了他在逃亡之前来到这叫做梅花溪的坡上的十九年前的那个晚上了。他很强烈地相信着，并且在心里为这个而哭，那时候他还是纯洁的青年，即使那一次的杀人，也是因了替自己报仇和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的一种高贵的激动。

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那是怎样的激动！替兴隆场的一切不幸的人向卑污的权力宣战，告白革命的朦胧而强烈的要求，宣布个人的生命与自由——那时候他自己觉得是如此——这样的激动他现在搞不清楚了，因为多少年来他已经把这件行为看成和别的行为毫无分别，并且已经习惯拿它来当作他的英雄主义的证明。他搞不清楚了，还因为他早已忘记了年轻时候的那个他所信奉的超于一切的自由，和那个向着什么献身的悲凉的决心，而武装着现在的这种赤裸的利己主义了。他搞不清楚了，像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里的老爷们一样，他们吃喝着，躺卧着，嫖着，唱着，或者仍然搏斗着——真是不幸啊——搞不清楚他们年轻时代的什么鬼玩意了。

“唉——这就是我的故乡啊！”郭子龙忽然大声叹息着，“他妈的说不定隔两个月老子就又要干一手滚蛋了！请。”他端起酒杯来，向张老二举了一举，喝光了。“酒，是个好东西！

你呢，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也是个好东西，哈哈！”他说，忽然地地脸上出现了一个酒醉的，野性的，狰狞的笑容？

张老二母亲端出一盆腊肉来——这是他家里仅留着的一点高贵的东西——放在桌上，扯起衣服来擦着手，忽然地认出郭子龙来了。

“哦——是郭大少爷啊！”她惊喜地说，“怪不得老二说什么老太爷，我想了又想！你看哇，要不是你这个样子地挤着眼睛，”她活泼地挤着眼睛说，“都一点认不得了！”

“对了！”郭子龙说。

“老了啊！”老人说，马上就哭起来，“也是吴顺广家害的，不然不得离乡背井，连老太爷落土都回不来啊！这个屋里头。”

老人哭着说，“打大少爷走后，就剩下老二跟我娘儿两人了！

这也都是吴顺广家害的啊！”

“妈，你不要再提吴顺广了吧！”张老二焦急地说。

“怕什么？”郭子龙说，“有我！”

“郭大少爷伸冤啊！”老人说，于是就冗长地叙述了起来。

吴顺广家怎样地侵占了张老二家的田地，这件事情，郭子龙是已经知道了一些的；但他还不晓得其中有着这样的悲惨，特别是张老二刚才一句都没有对他提到这个。在说到她的大儿子如何进城去告状的时候，老人就又哭出来了。

郭子龙这才想到了刚才在田地间吴顺广和张老二之间的对话，并且对张老二对他不提这件事稀奇了起来。显然张老二是在招待旧主人的感动的、柔和的心情里面，不愿意想到这苦痛的事和目前的他的苦痛的处境。同时他也看得很清楚，他不希望郭子龙能够给他什么帮助。母亲的叙述和激动使他焦躁，因为仅仅这叙述本身就暴露了他的苦痛的弱点。

“妈，有什么说的啊，你不说好不好！”他叫着。

“说，”郭子龙说，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注意听，“来，张老二张少清，干这一杯，我替你报仇！”

他站起来喝光了。他趴到桌子上大口大口地吃了很多腊肉，又斟了一杯喝掉了。张老二已经不再替他斟酒，已经失去了那仁慈、柔和、庄严的美丽的心境，迷惑而苦痛地看着他。

“大妈！”郭子龙醉醺醺地对老人说，她仍然在夹缠不清地说着，“包在我身上！老二，告吴顺广一状，有我！”

张老二呆看着他。

“你怕了是不是？”

“怕到不怕的。”这乡人小声说，“我是想，那又有哪些意思呢？”

“意思才多哩！”郭子龙说，然后又坐了下去，支着头，呆望着仍然在叙述着的老人。于是这冗长的叙述使他困顿、昏沉。他在想着什么，后来他弄不清楚究竟在想着什么了，但他竭力地去想：他刚才在想什么。他的眼光板滞了起来。忽然地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疲劳、失望而又舒适，微微觉得凄凉——他靠在手上睡着了。即刻他打起鼾来。

“妈，人家睡了。”张老二对母亲说，于是老人突然停止，呆立在那里。

“啊啊！啊！我晓得都晓得的，”郭子龙醒来并且大声说，茫然地两边看了一下，“我发过大财娶过老婆，这些都没得啦！”他朦胧地说，然后他皱着眉头沉默着，“有一回刘主席要枪毙我……”他接着说，但立刻又瞪着眼睛，沉默了，好像仍然在梦境中似的。

张老二不安地看着他。他兴奋地笑了一笑，想起来他先前所想的那个思想了。

“啊，张老二，不错不错！你带我去看看你的那个相好的……啊，哈哈哈哈？”

他笑着，摇着头，忽然地觉得这么醉心的孤独和悲伤，哭起来了。后来他又睡着了，打翻了酒杯伏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