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边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明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头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同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着一声“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首无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记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异虚作假”，同时不神经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式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斜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家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袭。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划不好圆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
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要写到大学生活。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去采访。在一群男女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统统夹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了这次紧张的采访。另一个关疼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捞省委书记的生活。这一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秘”性。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
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
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为。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
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认识，但并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好主意。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她“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险”的“深入生活”活动。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
但这却是真的。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致胜的机会。
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
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地组织“混乱”。审慎地挽结并梳理网结。在大片的刈割中细致地“捡漏”。悉心地拦蓄后又瓷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窜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谐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作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内，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四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谛克”的想法未能实现。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对待息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涉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概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湿起来。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
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贷，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写作一样。
过去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杨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恍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里去死——我肯定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饶，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为母亲在院子里积垒下小小一垛柴禾。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４１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
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是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据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张老当时已七十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
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亚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公，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红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邮神入化的境界。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副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利润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看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疸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
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身体稍有复元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
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
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
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完成这个作品吗？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它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
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
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以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
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装，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一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
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
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
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
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
险下来便开始考虑有关第三部写作的种种细节的问题，尤其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府真的注意——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到要体贴自己。４４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我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
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入似乎也很顺利。
只是一旦过分激动，就会感到呼吸困难。
不时告诫自己：要沉住气。
每天傍晚抬起头来，总会如期地看见窗外又红又大的落日在远方沙漠中下沉。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辉煌，给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时令已进入初冬，广阔的噪声尔多斯高原一片莽莽苍苍。残破的古长城线像一条冬眠的蛇蜿蜒伏卧在无边的黄沙之中。大自然雄伟壮丽的景象往往会在无形中化作某种胸臆，使人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阅自己所构建的艺术天地。在有些时候，环境会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
再一次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此间的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它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晚饭后，有时去城外的榆溪河边散步。
沿着河边树林间的小道慢慢行走，心情平静而舒坦。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的啁啾，只有纯净的流水发出朗朗的声响。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在日复一日的激烈工作中，我曾有过的最大渴望就是能到外面的院子里晒晒太阳。
几年来久居室内，很少触阳光，看到阳光就抑制不住激动，经常想象沐浴在它温暖光芒中的快乐。
但是，这简直是一种奢望。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常常是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实现这个梦想。连半个小时也不敢——阳光会烤化意志，使精神上的那种必要的绷紧顷刻间冰消雪化。只好带着可亲而不近的深深遗憾，无限眷恋地瞥一眼外面金黄灿烂的阳光，然后在心灵中抹掉它，继续埋下头来，全神贯注投入这苦役般的工作。
直到今天，每当我踏进阳光之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快乐。啊，阳光！我愿意经常在你的照耀下生活。
一九八八年元旦如期地来临了。
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它一天没有两样。
但这毕竟是元旦。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地内疚。
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乞求她的谅解。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废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对于孩子的相信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她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她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她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她，骑在一峰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地不能通过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难受异常。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胜败毕此一役”之感。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内心在不断祈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份遗憾。
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第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作了回答。也许有人还会像《人生》一样认为我“没有完成”，但对我来说，也正如《人生》一样，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已经是完整的。如果有人要像《人生》那样去写“续集”，那已经完全与我的作品无关了。带着这关键性的收获，匆匆离开冰天雪地大地。向西安返归。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一路上，我贪婪地济览着隆冬中的陕北大地。我对冬一的陕北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视野中看不见一点绿色。无边的山峦全都赤身神裸体，如巨大无比的黄铜雕像。所有的河流都被坚冰封冻，背阴的坡地上积着白皑皑的雪。博大、苍凉，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世界。身处其间，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
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现在，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心愿，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了。每当我坐在门外面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简直就像要升天一般快活。静静地抽一支烟，想一想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辞。
春天已经渐渐地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连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
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怠懈。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架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鞭。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面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远行。
于是，一天之内就赶到了甘泉。
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涉，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了另一张桌子上。
一切如同想象得那么顺利。每天晚饭后，就像当年写《人生》时那样，抓紧时间到洛河边地畔上的小路，像巡礼似地匆匆绕行而过。地里的玉米苗初来时还很小，我一天天在看着它们长大。从《人生》的写作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过了这条小路。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过车窗深情地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一阵阵发热。一九九一年秋天我路过此地时，发现新修的铁路线正好从这块川地上通过，原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在无限的惆怅中，我也感到了另一种欣慰。是的，生活在飞速地前进，然而我们仍像先前所说，对于过曾给过我们强烈而美好印象的一切，只有忱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根据要求，我必须最晚在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他们才能来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于中断。另外，准备发表第三部的大型杂志《黄河》也已推迟发稿二十天在等这部稿了，主编珊泉先生已给甘泉接连发来两封催稿的电报。时间已进入读秒阶段。精神的高度紧张使得腿不断抽筋。晚上的几小时睡眠常常会被惊醒几次。
通过六年不间断的奔跑，现在我已真切地看到了终点的那条横线。接下来虽然只有几步，但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
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尽管我想平静地结束这一天这一切，但是不可能也不由自主。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大地早已解冻，天高远面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延安的几位朋友通过我弟弟天乐知道我今天要完成最后的工作，一大早就都赶到了甘泉县招待所。不过，他们还不准备打扰我，要等待我从那间工作室走出来才和我分享快乐。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朋友。人们已张罗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我完稿后晚上一块聚一聚，因为按计划，我当天晚上就要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再直接去北京给中央台交稿。只有这样，我才能赶上六月一日这个期限——如果返回西安再起程就可能赶不上了。当我弟弟和朋友们已经张罗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按“惯例”在睡觉。因为是最后一天，必须尽可能精神饱满。
起床后，我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最后十来页初稿。一切所经历的有关这部书的往事历历在目，但似乎又相当遥远。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在紧张无比的进取中，当我们专心致志往前赶路的时候，往往不会过多留心身后及两旁的一切；我们只是盯着前面那个唯一的目标。而当我们要接近或到达这个目标时，我们才不由回头看一眼自己所走过的旅程。
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当然，可以为收获的某些果实而自慰，但也会为不再盛开的花朵而深深地悲伤。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
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天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由此，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吧！
一开始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一般。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实际上是徒劳的。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将脸迈向桌面的空档。百感交集。想起几年前那个艰难的开头。
想不到今天竟然就要结束。
毫无疑问，这是一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
心脏在骤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
时间在飞速地滑过，纸上的字却越写越慢，越写越吃力。这十多页稿红简直成了不可逾越的雄关险隘。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焦急万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我知道，此刻朋友们正围坐在酒桌前等待着我。这是从未体验过的危机——由快乐而产生的危机。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拥了出去。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翠不堪。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细心彻底地收拾了桌面。一切都装进了远行的箱子里，唯独留下那十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放在桌面的中央。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以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到能出席宴会的程度。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这也正是此刻我想说的话。从最早萌发写《平凡的世界》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十年。而写完这部书到现在已快接近四年了。现在重新回到那些岁月，仍然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正是怀着一种对往事祭奠的心情，我才写了上面的一些文字。
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和发展。许多过去我所倚重的东西现在也许已不在我思考的主流之中；而一些我曾经视或者未触及的问题却上升到秩要的位置。一个人要是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中而不再前行，那是极为可悲的。但是，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段经历大约地记录下来。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报刊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为我的这段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说一说自己。
可以说，这些文字肯定未能全部记录我在写作这部书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和书中内容平行漫流的曾是无数的洪流。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一切都储蓄在记忆里；尤其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许多无名的感情溪流更是无法留存——而那些东西才可能是真正有光彩的。不过，我总算把这段经历的一个大的流程用这散漫的笔调写在了这里。我不企望别人对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只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而已。一九九一年三月，当《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以往漫长而艰难的年月里，我的全部心思都是考虑怎样写完这部书，而不敢奢望它会受到什么宠爱。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我深知道任何荣誉并不能完全证明真正的成功。这一切只不过促使我再一次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的，我刚跨过四十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生命还可以说处在“正午”时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那么，早晨依然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