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木凸-汤姆全本小说网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或者五点。上海县县署衙门里一片黑静。真正是鸟不叫。树不动。五进三门琉璃瓦。四十九盏铜铸莲花座球形玻璃罩煤油灯或者刚刚点上，或者刚刚熄灭。四十九株桶栽月桂和四十九顶一水红沈绣荷芰绿呢官轿或者刚刚安排停当，或者还在嘁嘁嚓嚓窸窸窣窣。知县大人叶廷眷的生身母亲叶老夫人从广州坐船到上海来做七十大寿，今朝一早到公馆路码头。叶大人要去接船。理该要去。当然要去。不能不去。不仅自己要去，还命多年体弱多病、向来足不出户的大太太随轿同行。一个时辰前，各位随行的师爷书吏差役在内务总管侄少爷的调派之下，在外院大方青砖铺就的大空场上整备停当，一律成雁行队列，垂手低头恭候两厢。队伍里当然还包括叶老夫人每次来上海定归要用，用起来觉得也还算顺手的那十几个贴身丫头梳头娘姨。此时此刻，她们一个个捧定了梳妆匣、烟灯、茶具、冰桶、痰桶，捧定了那只法国总领事白莱尼蒙马浪先生送的镀银彩绘搪瓷马桶，只等侄少爷一声令下，便鸣金开道，鱼贯而行。但没料想，等了又等，一等再等，侄少爷就是不下令，也不见叶大人书房里有任何动静。再这样等下去，只怕就要耽误今朝的大事了。但就是没有人敢上前去催问。那位侄少爷也只敢在叔父大人的书房门外逡巡再三，不敢去敲门。他知道此刻叔父大人仍在书房里。而且是独自一人。他也知道书房的门紧闭着。叔父大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把使用多年早已油红暗亮了的藤榻里，依然大睁双眼，半挺上身，僵直了脖梗，直盯着那扇暗底里直通侧厅后花园的小边门，发呆。脸色青白。气息粗重。两手冰凉，且上下颤栗。同时又喃喃呢呢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万般无奈，侄少爷只得商请账房主簿程敬吾程老先生前去探问。未料想敬吾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稍有造次，只是连连嗫嚅退避婉拒，真正让侄少爷身上的焦躁之汗一遍又一遍地把内衣和腰带统统溻透，急得他直想昏倒。

于是，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

……

所幸，这一时刻前后一共只持续了一个并不太长的片断。尔后，书房门突然哐地一声响了。尔后，大人他阴沉起脸，紧低着头，大步踏出房间，快速钻进那顶最大的官轿，赶往公馆路码头。尔后，阖府上下便忙于祝寿。用上海本地话来说，就是“闹猛得一塌里糊涂”。史料载，老太太生辰的正日子是九月廿五。但从廿三日起，“衙门里已形热闹”，是日晚知宾；翌日预祝；廿五日正寿；廿六日谢客；廿七日才告圆满。前后一共热闹了五天。前来拜寿的人，除本地绅董、同僚熟友、本衙门师爷书吏隶役外，还有上海道沈秉成，制造局总理冯峻光，道员赵瑞芬、吴大廷，总兵蔡金章等。因叶大人做过两任南汇知县，南汇的官绅书差等来拜寿尽孝心的就有五十多人。五天中，共用“烧烤三席，燕席十席，鱼翅席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二十席，中等鱼翅席五席，次等鱼翅席十三席，海参席十二席。用酒十八坛，用面上等的三百八十二碗，中等的四百零三碗，等外的二千零五十碗。共印请帖六百张，谢寿帖五百张，领谢帖四百张，另备八十页的梅红簿，作为送礼的登记簿。”甚至连“县监狱里的犯人也领到了赏面和赏肉。”老太太还逾格恩赐，另加了每桌一千文的中桌十席半赏给这些“天涯沦落人”。至于一班跟随杂役，送礼、叩喜的都有答赏，没吃上正式寿酒的，还有折吃可拿，每人至少一二千文……（详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书局印行的《旧账簿中所见六十年前的上海》，作者吴静山）。如此的喧嚣热闹，自然会让很多人忘了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一清早所发生的那一点反常。但偏偏有这么四位始终不忘，不仅不忘，还一口咬定九月二十一日叶家的的确确出了大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绝对有关叶家生死荣辱。如此固执的四位是，侄少爷。程主簿。大太太。第四位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只说他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大男人。这男子跟叶家任何一个人都没来往过，但又跟叶家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此以后，这四位便心事重重，甚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他们不敢在叶大人面前有所声张。因为叶廷眷本人后来好像一直有意在回避这档子事，再不提这档事，更没就那天的那一点“反常”向任何人做过任何一点解释。同时，这四位也不能跟其他人去说什么。因为叶家后来的确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比如，大人后来生过疝气，查旧账簿可知，为此支出过一千零八十文钱，买过一批瓣香庐药房的“疝气丸”。但后来肯定是治好了的。因为账簿上也就再没出现过同样的开支记录。再后来二太太病故。这当然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更不能说是件“小事”。大人非常喜欢他的每一位太太。但大人先后娶过五房太太。五分之一的震痛五分之一的失落，总还不能说关乎“荣辱存亡”吧。特别要提到的是，大人在上海县任上满任后，不仅没像其他为官的那样遭遇了或隐退或候补、从此门可罗雀的尴尬伤心场面，反而升任道员，并荣加二品衔。据说这以后“他似还曾做过招商局总办，惜未得有确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公平地说，叶廷眷这一生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相比，应算是优渥超绝的。即使跟绝大多数为官的比，也算得一帆风顺的了。那么，作为今人的我们，不禁要问，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晨，在上海县县衙门里，在这位“叶大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一桩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几十年过去了。没人回答。

能不能写这样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所有的男性成员，没有一个能活过五十二岁的。这种迹象的显示起码已经有四五代人了。甚至还要久远。于是不能不恐慌。不能不焦虑。再想想这个家族里的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她们一旦得知后，对自家男人的这个“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有那些将要进入这个家族、但一时还没进入这个家族的女人又会怎样动作？比如那个年轻的黄克莹。

但我不想写家族史。

祖籍江苏常熟的谭家，当年靠三艘一百二三十尺长的沙船把全部家当从天津搬到上海，便把谭公馆建在贝当路麦琪路、钜籁达路、蒲石路一带。后来的有一天，向来脾气随和、从不走极端的谭先生突然间整整三个月足不出户地把自己关在三楼写字间里，不见任何人。甚至连夫人筱尚香也不见。必须说明的是，谭先生的写字间里，也有一张藤榻。那张藤榻用的时间也很久远了，也早已油红暗亮。也有一只镀金嵌接的台式自鸣钟，同样地安座在那么一个用象牙雕出的西洋裸女手掌心里。那脂玉般的乳白，已远不止焦黄。牙黄。斑痕累累。暗渡陈仓。夫人筱尚香强忍住凄惶，一次又一次地把管事房总管经易门叫到自己房间里，要他和盘托出事情的底细。经大总管惶恐。他真的无可奉告。他不是不愿讲，实在是讲不出来。不知道。

“侬哪能会勿晓得？侬勿晓得，还有啥人晓得？谭家的事体，瞒天瞒地，不瞒侬经家人。侬是不肯讲，是(口伐)？！难道我筱尚香在侬眼睛骨里就那么匆值铜钿？！”二十八岁的夫人有气无力地靠在绣花枕头上，伤心。摇头。一遍又一遍地淌着那清长而又真诚的眼泪水，嘘嘘。埋怨。恳求。

此刻的经易门，的确无话可说。三十三岁的他只得低下头。十分难过。十分颤栗。夫人的话一点都没说错。经家三代人在谭府当总管，整整辅佐了谭家三代人。他本人虽说正式从父亲经老先生手里接过总管的职务还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但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谭家走动，十六岁起就被谭先生的父亲谭老先生相中，被安排在管事房相帮着操办谭家的大小一应事项。多少年来，的的确确正如夫人所言，谭家的事瞒天瞒地不瞒经家人。谭先生的事，从来没有他经易门不知道的。经家人和谭家人的这种关系，在上海滩上是出了名的。这也是经家的自豪。在此同时，经家的几代人都像守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守护着跟谭家的这种关系，从不许家族内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出半点差错，有半点含糊。但这一次，经易门真颤栗了。他真解释不了这几个月来谭先生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变态。如果他当时知道当年上海县县衙门里所发生的那档子事，他就可以对夫人讲，人有时是可能会发生一种让别人弄不清楚其原委的“精神变态”的。不必硬要问个为什么。也许事过境迁，一切太平如旧。可惜他当时并不知道上海当年还有这么一个叫叶廷眷的贵人。更不知道那一天清晨曾有过的“反常”。于是他无法为夫人解脱那沉重的疑虑。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失职。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的的确确除了无边无际的内疚自责以外，就只有那无际无边的自责和内疚了。他只有强作沉着贞定，以竭力稳定住被疑虑惊惧之风切切实实笼罩了的整个谭家大宅，并带人日夜守候在谭先生的书房门前，以应新的不测和谭先生可能发出的某种紧急召唤。

到那一天，后半夜，书房里总算传出干哑的声音，叫经易门。九十个日夜在门外已经守候得精疲力竭的经易门，瞬间振作，马上对几位同样在门外守候了如许日夜的医生护士做了个断然的手势，让他们把一些输血输液或输氧的必用品先推进房间。谭先生这一向以来，身体相当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相当不好。便血。便起来就嘶嘶地往外喷。鲜红鲜红。求遍了海上名医，都没止住。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月有余。经易门当然要准备医生护士。甚至还准备了两名七级钳工。实在不行，就强行开锁进门。但医生护士一进门，却被谭先生统统赶了出来。而且不容经易门作任何辩解。经易门当然不敢犟作，只得迁就。安排了医生护士相继退出，他先四下里瞟瞥一圈，没发现有血迹，心里稍稍安顿下来；再看谭先生的脸色，除了那点原有的虚肿黄白，倒也没有新添多少应有的萎颓，甚至都没在那张藤榻上躺着，而是站在那里对经易门说，要他连夜坐船到苏北盛桥镇去请三叔谭宗三回上海。

经易门不免一格愣。他不用回头去看窗外的天色，只要听一听那在树丛楼群间狂撕滥吼的风声，也知道此刻哪是坐船渡江过海的时候？况且三个钟头前，经易门就已经接到管事房抄收到的有关风暴潮的正式警报。那时候，外滩气象台就已经升起了那只专做风暴警示的灰色竹壳空心球。吴淞口外三岬水里的浪头已经有一两丈高。谭家存放在吴淞口煤场上的两座煤山已经被涌上岸来的潮水吞吃得一干二净，只剩一点黄泥底子。而哈同花园张家花园黄家花园……里所有的批把树、玉兰树、香樟树、苦楝树。红拷树、赤捕树、黄杨树、米储树和一盆盆已经伺弄了三百年之久的老桩盆景，还有那些所谓的法国梧桐、加拿大白杨和德国冬青统统前俯后仰，肆意呻吟或者咔咔嚓嚓折断。赵主教路因此关上了所有的百叶窗。制造局路因此平地涌出三尺半潮水。马桶盖因此成群结队地漂出每一个弄堂口。肇家浜两厢所有的小弄堂里所有的晾衣裳竹杆因此统统跌下来，七荤八素地戳进每一只冒着蓝色火苗的煤球炉。而城隍庙木头架子搭的九曲桥上因此爬满了湿答答的绿毛乌龟。所有的铜吊因此都在喷射灼人的热气。嘶嘶响。

“外头风不小……我已经让郑船长把东兴号开到十六铺码头等着侬了。侬看侬能走(口伐)？”谭先生声音嘶哑低沉，脸色青白，站在那只油红暗亮的藤榻前，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窗外灰蒙蒙的云团，问。谭家有自备的铁壳轮船东兴号。有自备的船长郑复观。

这种天气，按规矩，设计排水量即使有一千七百吨之巨的东兴号也是开不得船的。只要一松开缆绳，船肯定就会失控，肯定就会横冲直撞；其实，就是不松开缆绳，它也要横冲直撞。但是，经易门还是一语不发地走了。不仅仅是因为多少年来经家人在谭家人面前，惯于不说一个不字；也不仅仅因为几个月前，经老先生临终前曾对经易门留下过这样一句话：谭家，我就交把你了。尔后老先生强撑着坐起，取过那管出自制笔名家周虎臣之手的狼毫“臣心如水”，哆哆嗦嗦地在一张熟宣上，用他那一手极为出色的瘦金体楷书，给儿子写下了最后四个字：“人境壶天”，便喘个不休。

老人家留这样的四个字，到底深藏什么用意，他本人没做任何解释。经家的两代人之间习惯了不做任何“解释”。下一代人习惯了照上一代人吩咐的去做。从不要求“解释”。经易门当然也不例外，没去求个详解。但细品之下，他觉得自己对这四个字的含意似乎已经有所领悟。只是讲不清。讲不清这里所包含的经家三代人在谭家门里所历经的全部荣耀和辛酸，讲不清老人家在此刻所要表达的一种怎样的自重和期盼。这种自重是老人家从来也不敢明白表达的，可又总想有所表达，尤其在自己即将撒手西去之际又特别想有所表达，可又依然不敢明确表达的。经易门觉得自己能明白、能理解、也能懂得这里边种种的无奈，种种的炽烈委婉固执和种种唯经家人独具的、必备的缠绵、精细、坚韧……于是隔天他就用重金聘请九华堂老先生装裱了这幅字，再用红木镜框把它挂到自己居室的中堂。每每到深夜，当他独自面对这幅清秀劲厉老到谨严的字条时，便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自己是那么的稚嫩。年少无知。总能觉出身前身后一股股阴冷的风在嗖嗖。窗外檐下一双双厚底朝靴似有似无地在响动。

为了谭家，此时此刻，他经易门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回答：“我一定去。”

于是匐然一声巨响迸出，拦腰袭来的一股巨浪把东兴号铁火轮船长室的那扇铁舱门从铜的门框上辣辣地撕裂了下来。

东兴号铁壳小火轮在风浪中好不容易靠上盛桥镇木堡港码头。几十分钟后，老茶房倪志和急急忙忙跑到大有大茶馆店楼上，向谭宗三通报，上海方面经大总管经易门先生有急事求见。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这时候，谭宗三刚把那位黄克莹女士请到这家新开张的茶馆店楼上雅座间里吃早茶。真是第一次请。刚把板凳坐热。第一客蟹黄小笼包刚刚送上来。头遍盖碗茶刚刚小啜了两口。场面上的拘谨刚刚得到一点舒展。那几句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又盘算的话刚要说出口，倪志和这老不死的脚步声，就在楼梯板上格登登格登登地响起来了。扫兴。实在扫兴。

谭宗三只得放下筷子，满心不悦地狠狠斜瞪了老倪一眼，拿起餐巾在嘴角两边分别轻按了一下，躬身对黄克莹小心翼翼地道了声对不起，便沉下脸，撩起门楣上那条满地荷绿一水青绸布门帘，悻悻地快步走了出去。门帘布用力甩过来，刮到老倪眼角上，老倪都没敢哼一声。老倪是谭宗三从上海带到苏北来的，为人虽然不算聪明能干，但毕竟在谭家门里有年头了，谭家的事多少还是知道一点。他知道，三十出头却一直还单身过着的三先生，轻易不约女人进酒楼茶馆，今朝不仅例外，而且特别看重跟黄“小姐”的这个约会。三先生历来非常讨厌这位经大总管经易门。今朝偏偏又是这位经大总管来冲了三先生这个兴会，偏偏又是他老倪夹在中间当传话筒。真是“酒盅里拌黄瓜，一点都兜勿转了”！

三先生和经总管之间的关系居然会搞得这么僵，对这一点，不光老倪想不通，谭家门里上上下下都没有一个人能想得通。三先生到英国留过学，平常待人蛮有风度。气度。蛮宽容的。特别对一帮子下人，从来不喜欢搭啥臭架子，脸上总归笑眯眯，从不跟你计较什么。但非常奇怪，他就是容不得“经易门”这三个字。有人甚至这么说，他就是因为竭力反对经易门接任谭家总管一职未成，才忿忿然离开上海，到苏北来“求一个眼门前清静”的。

经易门怎么得罪三先生了？

经易门怎么可能、怎么敢去得罪三先生？

经家三代人对谭家的忠心，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啊。

经易门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他只是弄不清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竟使这位三先生三老板如此记恨于自己。说起来，自己跟三先生还是同年生的人。生日比谭宗三还略大几个月。从小就受命伺候这位三先生，陪他读小学，读中学。背书包。撑洋伞。拎饭盒。做作业。甚至替他去受罚。立壁角。关夜学。而多少年来，他真切地感受到，谭宗三从来也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曾经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到底发生了啥，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突然恶变成这样……他说不清楚。一想到这种似乎是无法逆转的恶变，他常常彻夜难眠，常常心尖抽痛，透不过气。有人分析过，是不是因为谭宗三去了趟英国，眼界变了，好人坏人颠倒看了？但事情好像也不是这样的。从英国回来好长一段时间，他跟经易门仍然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后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嘛，日子好像过得也蛮正常嘛……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就突然恶变了呢？

假如像经总管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不讨好，那到底还要怎么做人呢？在谭家门做生活的人，心里都纷纷这样嘀咕。不知所措。这些人多年来都是把经家人当作范本在努力着。多年的事实也在告诉他们，只要做得像经家人，谭家人就会看好你，最起码，也会给你一只“饭碗”捧捧。现在如果连经易门都不讨好了，那……他们该怎么办？在谭家的这生活还怎么往下做？还做得下去吗？

其实，就是谭宗三自己，也讲不清自己在最近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到底为啥突然那么讨厌起经易门来。

理智层面的种种映象告诉他，经易门在同龄人中间，是绝对难得的好伙伴。绝对聪明。绝对能干。绝对忠诚本分。那年到唐家桥鱼塘去钓鱼，只要谭宗三不钓起第一条，非常会钓鱼的经易门，钓竿上就是有一百条鱼在咬钩，他也不会起竿。那天钓到天黑。穿了双白皮鞋的谭宗三只钓到四条小的。经易门却实实足足钓到十几条大的。一路上谭宗二闷闷不乐，甚至都不想回去了。他生怕父亲谭老先生因此笑话他。但回到公馆，来到谭老先生面前，翻开竹筏编的鱼篓，他吃惊了。他篓里的那四条小的跑到经易门篓里去了。而经易门篓里那十几条大的，却跑到了他篓里来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经易门诚恳地向谭老先生诉说今天的鱼真的很难钓。宗三阿哥今天真的很能干。看见宗三阿哥一条接一条，连着钓起了那么多，他真的非常眼热，佩服。

“这鱼老新鲜的。我拎到厨房间去，让大师傅氽汤给大家吃。”尔后，经易门拎起两只鱼篓，光着一双脚，悄悄走了。

这就是幼时的经易门。“难得。实在难得……”谭老先生常常这样感喟之至。

我为啥还要讨厌他呢？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这样，总是说不大清楚。有人说，说不清的原因，是因为没想清楚。那么，想不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十多分钟后，谭宗三回到楼上雅座间。雅座间里已经空了。黄克莹走了。她那只总是随身拎来拎去的珠串子小手包也带走了。花梨木的桌椅茶几当间，只有倪志和一个人在那里闷声不响地收拾着各色茶盏和点心碟子。

谭宗三急问：“黄小姐人呢？”

“走……走了……”

“啥人叫她走的？”

老倪疙愣着，半天没回答上来。嘴笨口拙的他，一时间想不出一个好的理由，既能安抚肯定要暴怒起来的三老板，又能保护经总管。因为正是这位经总管让他把黄克莹“请”走的。刚才经易门一踏进大有天的门，就找到老倪，说，等三先生一下楼，侬赶快去把三先生身边那只姓黄的“小骚货”给我弄走。一面讲一面还往老倪手里塞了两块银洋。其实，就是当场不给这两块银洋，老倪也会尽心尽力去做的。因为经验告诉所有那些为经易门做过事的人，只要你尽心尽力，经易门是绝对亏不了你的。早晚必有回报。而且绝对报得让你喜出望外。更何况老倪本来就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黄“小姐”，早就觉得她不是只正路子。侬想啊，单身一个女人，一塌刮子只有廿三四岁，居然已经有了个六七岁的“拖油瓶”，还要在三先生面前充啥“小姐”。扯那！看她穿的翡翠蓝旗袍，开衩开得那么高，恨不得把两只雪白粉嫩的腿根根和一副从东洋进口的克罗米吊袜带统统露出来才得过。不就是牙科诊所的一个护士嘛，搞啥名堂经！还想有朝一日一顶花轿把侬抬进谭家门三叩九拜真做百年夫妻？黄六，拎拎清！人家不过就是跟侬白相相。装啥榫头呢？侬就是把旗袍权衩开到奶奶头上，也没有用的！老倪冷笑。

但，那天出乎老倪意料，三先生居然没有“暴怒”，在楼下听经易门说了些什么，回到楼上，关于黄小姐的去向，居然只急问了一声，便再没追问；尔后，心事重重神色不定地在临街靠窗那把太师椅上稍稍又坐了一会儿，木耷耷地端起盖碗索索地吃了一口凉茶，扔出几张钞票，让老倪去结账，转身就跟经先生一起坐东兴轮回上海去了。

凌晨，我被一阵轻微的、但又清晰而又清长的小解声惊醒。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知道不是；忙从床上坐起，在灰暗的晨霭里稍稍定了定神，才听出那声音是从隔壁后楼房间里传过来的。前后房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后楼房间空关了好长一段时间。昨天下午，突然搬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女人，随身只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很大的藤条箱。下车时，人稍微摇晃了一下，还有意无意地抬起头来向上看了看。当时，屋顶和树梢之间的那块天空虽然不算特别蓝，但阳光还是比较温暖的。我当时闻声“正在城头观风景”，便欣然接受了她那好奇而又善意的一瞥。同时又是很恬静很明亮的一瞥。我无法判断她的身高，但从她坦然的神情中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她不隐含的疲累和隐含着的阴郁。于是我非常想下楼去帮她拎一下行李，更想知道她究竟住哪个房间，只是有点不大好意思，才没有下楼。后来她母女俩就住进了隔壁房间。让我听到许多的窸窸窣窣、磕磕碰碰的声响，并且响了好大一阵。后来不响了。复归安静。安静得就像一只很小很小的老鼠钻进了一只很大很大的牛皮风箱。这种特别的安静，搅得我不得不再度侧耳倾听。寻觅。寻寻觅觅。直到天黑时分。我猜度，此刻的这小解声，可能就……就发自她？猛然间，我极度地心慌起来。

东兴号千难万险地穿越吴淞口外浓雾弥漫浊浪排空的三岬水水域到达上海，已然是第二天凌晨。雪俦（谭先生）居然亲自带了两辆黑壳子老福特车，冒着声色不减的狂风暴雨，到码头上来接宗三。一见宗三，他眼圈就红了，紧拉住宗三的手不放。回到公馆，直接上楼，进写字间，关门；未曾开口，眼圈又红了好一阵，从身前那只玉白茶碟里拿起一块本色的毛巾手绢，先揩了揩眼镜片，又去揩了揩眼角，最后细细地擦干净每一根手指头和每一片手掌心，这才从那只被谭家世代所看重的铁柳木写字台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用蓝花土布包着的小包袱。这种蓝花土布，源出自奉贤青浦乡下，本是那一带种田女人用来做围腰和包头的，今天居然出现在谭家、出现在这个陈设着全套瑞典皇室专用水晶嵌银办公用具的写字台里，真的让谭宗三稍稍感到有一点目瞪口呆。

布包里包的是谭家族谱。一共两本。每本也就十六七页。其中一本的布封套和大部分的内页在经严重蚀蛀以后，再经裱缮高手精心修补，现被装在一只楠木雕制的封盒里。这只木质封盒被雕装成一本打开的圣经。盒子里衬以金黄的丝绒布垫，并长年地置放一块河南束城上王府庄出产的防蛀香饼。同时在盒子里被保存着的，还有一把很老式很生锈很暗淡的铁柄放大镜，据说是东印度公司一个叫皮尔逊（它的拼法好像是Pearson）的船医送给太曾祖谭过庭的。过庭公是上海滩上最早涉足西药生意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当时他的供货人就是这个皮尔逊。据说这个皮先生还是英国望族出身，长得特别强壮但又特别随和，从不喜形于色。过庭公一直不明白，这位英格兰贵族后裔为什么总是喜欢穿一双很旧的皮靴，还喜欢在很白很挺刮的衬衣领子里系一根什么也不是的深色粗布“布片”。（肯定不是领带。）据说过庭公送给这位合伙人的，是一只成化官窑古瓶“美人霁”。该瓶硕大，胎体规整精细轻薄；釉质莹润如脂，红色雅淳纯正；是成化器物中极少见的，可谓弥足珍贵。当时就值十几两黄金，或一百多担大米。要放到现在，就更难说了。

谭雪俦跟谭宗三谈的就是关于“谭家所有的男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这件事。他说，我要死了。顶多还有十几天可活。一只脚已经伸进棺材。再好的医生再好的救命药，对我都不起作用了。讲到这里，雪俦的眼圈实实在在红润了。

“Absoutelyridiculous（荒唐透顶）！”宗三很不耐烦地从那把深棕色的擦漆橡木雕花椅里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挥动了一下右手，苦笑着摇了摇头。经易门只告诉他“谭先生”病危。要是知道找他回来只是为了要谈什么“谭家男人活不过五十二岁”这桩事，他根本就不会回来。“雪俦啊雪俦，侬再怎么讲，也是圣约翰出身的人。怎么……怎么会变得像小弄堂里那种不识字的‘宁波好婆’，相信这种不三不四的闲话……”

“不是不三不四的闲话！”雪俦颤栗。

“再过十几天，侬就要过五十二岁生日了！”

“我活不过这十几天的……”

“阎罗王给侬打过电话了？！”

“真的！我真的要死了。这一向，我天天在属血。”

“请医生看呀。”

“看过的。统统都请来过。同仁、广慈、仁济、德文、大华、红十字会总医院，连老底子在新民普爱堂医院、利亚看护医院，包括天主堂街上那个法国陆军医院里挂牌看过门诊的医生，都请过……就是查不出原因来。”

“查不出，就证明侬没有毛病嘛！”

“可我……明明是在厨血……一大不停……真是一天不停啊……”

“吃止血药！”

“只要能找得来的止血药，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统统吃过了。”

“我帮侬去找两个医生。包侬好。”

“宗三啊，不要再浪费辰光了。我有更加要紧的话，要跟侬讲……”

“现在顶重要的就是治病！”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雪俦无助般地瞪大了虚泛而空洞的眼睛，尔后就索索地开启楠木封盒，从中拿出那两本烟熏般黄褐色的族谱刻本。刻本里记着，谭先生的曾曾祖德麟公，四十八岁殁于赴皖上任途中。曾祖石谦公四十九岁殁于莫名枪伤。祖父于厘公五十岁殁于意外大火。父亲景琦公五十一岁零十个月殁于干咽不食症。叔公谭话公则殁于三十二岁。大伯父谭向公殁于四十二岁。二叔谭定公十二岁死于黄热。堂兄谭地廿二岁死于绑匪撕票。最可惜的是那位聪明绝顶的堂弟谭年，十五岁在江苏全省会考中拔得头筹，官费保送日本国东京都大学，两年后竟死在一次化学实验所引发的爆炸之中。还有那位跟着女戏子私奔了的堂弟谭渊、去湖洲盘货的四哥谭刚、学画画在峨嵋山写生失踪的堂哥谭桐……都是在五十二岁前一去不返，迄今杳无音讯，连尸骨也无处寻找。至于另一些因种种原因或死在襁褓之中、或死于晰呀学语之时的男性继承人，就更罗列不清了。

“这也不能说明，我们谭家男人一定要死在五十二岁之前啊。”谭宗三还是不信。

“宗三，你平心静气地听我讲。我没有必要跟侬夸大其词，更没有必要故弄这个玄虚，唯恐谭家不乱。实际上，阿爸景琦公在临死前，就已经跟我交代了这情况……”

“那侬为啥不早告诉我？”

“不是我不讲。阿爸有过交代，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告诉任何人。一旦张扬出去，人心慌慌，这局面难以收拾……另外，我也奢想，万一我能挺过‘五十二岁’这一关呢？几十年来，我非常注意养生。这一点，侬是清楚的。我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吃素、进补、节欲、练八段锦、元生功。而一向以来，我的身体的确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能过得了这一关。可是……几个月前，感觉上突然不行了……身体好像突然被抽空了……没有任何依靠了……”

“心理作用。”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事情是明摆的。明摆的，的的确确的，有一股力道，在不让我们谭家的男人活过五十二岁。侬讲，我们谭家的男人到底做错了啥事？这股力道到底为啥要跟我谭家的男人过不去？为啥？为啥？到底为啥……”

“侬讲为啥？”

“不晓得啊……”已然虚软到极点的雪俦长叹着，手扶床架子，摇摇晃晃地坐了下来。

“侬没有派人去查查这里的原因？”

“怎么查？侬说怎么查？现在不管侬相信还是不相信，也不管到底是啥在冥冥之中作弄我们谭家，最要紧的是，万一我真的熬不过去，这个谭家……这个谭家怎么办？总要有人来当这个家、作这个主。我晓得侬一直不愿意做这个当家人。可是谭家现在只有侬了……”

“不要讲了！”

宗三心里一阵闷痛，急急地叫了一声。雪俦只好收住话头，不再讲下去。炖在铜炭小风炉上的药罐子在嘶嘶作响。十分钟后，经易门急急把谭宗三请到楼下大客厅里，交给他两封从南通、无锡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称：在南通郡庙附近一家笺纸店里做老板的堂伯谭越新和在无锡监狱里做狱医的五叔谭韬，突然暴病身亡，各享年五十一岁。宗三看完电报，足足有一顿饭工夫，呆坐在那把织锦缎面子花梨木框架的全包旧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经易门在一旁低声询问：“这两份电报谭先生还没有看过。侬看，要不要送过去请谭先生再过一下目？”

“侬想催他早点死？”谭宗三毫不客气地抢白，搞得经易门相当难堪，当即脸红耳赤，低下头。

“上个月，谭先生让我在宝丰拆借了一笔款，这个月月底就要到期。最近账上头寸有点兜不转。是不是……想办法从南京方面调济一点过来……常熟和苏州方面也有两笔生意等着用头寸……”稍稍沉默了一会儿，经易门又询问道。

“生意上的事，我现在不管。将来也不会管。侬少来烦我！”

“谭先生关照，从现在开始，谭家门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全部要听你三叔的……”

“全部都听我的？”

“全部都听侬的。”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算数？”

“侬讲的每一句话都算数。”

“真的？”

“真的。”

“那么我讲，生意上的事我不管。侬听不听？！”

“……”

“为啥不响？侬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

“侬讲呀！”

“……”

这时候，账房间的簿计员程宝霖捧着一摞古籍图书，在大客厅外，焦急地等着谭宗三出来接见。讲起这位程簿计的身世，就要说到三个多月前的某一天发生在谭先生身上的某一档子事了。那天，刚吃过早饭，谭先生突然显得十分烦躁，说，外头来人了。几个茶房赶紧出去看，没有。谭先生定定心，回到书房，刚刚坐下来就又说，外头肯定来人了。大家再赶紧楼上楼下花园里外一通穷寻，还是没有。但谭先生一口咬定，有。还说这个人一进谭家大门就讲这个花园里有蛇，有壁虎，还有一窝好蟋蟀。他要捉蛇捉壁虎，还要捉这窝好蟋蟀。拦也拦不住，直往里走。还说要寻一批青花坛子。于是乎一楼，二楼，前楼，后楼，前花园，后花园，东西厢房，南北游廊，走起来熟门熟路，一点都不打疙楞。

这件事听起来的确相当奇怪。

你说谭家花园里有蛇有蟋蟀，这不稀奇。谭家花园前身是上海县知县叶廷眷的公馆叶家花园。花草树丛假山石洞几十年，还有几幢老房子八九十年没有翻修过，湮没在荒草一角。这种地方要说是没有蛇没有壁虎，或者说没有蟋蟀，反倒是奇怪了。但要说到什么“青花坛子”，而且是“一批”，实在没名堂。

谭家门里当然有瓷器。不但有，而且还多。不但多，而且还名贵。中国人就是有这种通病，一旦钞票赚足了（？），房子造够了，妻妾讨够了，儿子生够了，官衔买够了，剩下来最想做的事，一就是花钱附庸风雅，结交文人骚客，男女优伶；再一个就是白相“老祖宗”——收藏古董。古话说“腰缠万贯下扬州”。为啥偏要去扬州？古时候的扬州的的确确是一块优价古董荟萃之地。谭家自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谭老老先生当年以布衣人直乾清宫南书房，在内廷供奉任上让皇上外放，先去了安徽，又去了福建。后来还去过别的一些地方。去的地方越多，家里收藏的“老祖宗”自然也就越多。

但是，不管谭家的古董有多少，从谭老老先生开始，到后来的谭老先生，到现在的谭先生，在瓷器方面，他们从来就只好两种古瓷：一种，明神宗时的吴十九瓷；第二种，前清雍正年间出的“胭脂水”瓷。吴十九瓷古朴浑拙。粉红的“胭脂水”则娇嫩欲滴。谭府一向最忌青花瓷，连碰都不碰，更不要说收藏。只嫌它清冷。不吉气。连日常家用的一应茶具餐具烟具，他们都只用粉彩斗彩的五福莲座出水云龙。就是带一点青花的，起码也要是釉里红那种的。这一点，上海滩上所有玩瓷器的都清楚。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人，特地到谭家门里来寻什么“青花坛子”？除非他五迷三倒纯粹一个神经病。

但谭先生坚持说，他看到过这个人。还跟他说了话。这个人个头虽然不高，穿着固然黯旧，但举止谈吐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的清朗和精细。后来，他索性把这个人的样子画了下来，让大家依样去寻找。画挂在门房间。三天没有反应。到第四天头上，这位程宝霖先生从南通天生港结账回来，看到了画上的这个人，不觉呀地一声暗暗惊叫，忙回到自己家里，从阁楼上翻出一部涵芬楼刻本《北窗吟稿》；拍去函套上的灰尘，拿青蓝细布用心包好，悄悄送到谭先生跟前。这位程先生是当年叶知县身边那位账房主簿程敬吾的后嗣。他手中当然会留下一些跟叶大人和程主簿有关的人文资料。这部积满灰尘的《北窗吟稿》即是其中之一。里头收集的都是叶大人官宦生涯的“即兴创作”。诸如《感念紫气东来推窗遥望》《拜会某国某领事路遇小雨》《悬牌放告闻听鼓乐绕梁有感君子之道黯然而小人之道日彰五十韵》等等等等。但难得的是，这部《吟稿》卷首刻印着那位叶大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佩戴朝珠，端坐中堂的一幅“绣像”。

拿叶大人的“尊像”和谭先生靠记忆画出的那汉子像一比照，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二者竟如此相像。甚至可以这么说，让七八十年前的叶廷眷大人摘去顶戴花翎，脱去朝服朝靴，再让他换上半新旧的二尺半短打衫裤，活脱脱就是眼门前谭先生画的这条汉子了。

这怎么可能？叶廷眷至少也已死了有五六十年了。

他是心有不甘，又转世来微服私访了？不不不不……绝对不可能……

还是存心来找谭家的后代索讨先前的房租地契的？不不不不。更加不可能。

捧着涵芬楼那套刻本的程先生，当时差一点吓晕在地。

谭先生听说后，当即也呆定在他那张铁柳木大案桌旁了。

于是一阵穿堂风刮过。真是一阵相当厉害的穿堂风。

而谭家人一定会告诉你，这一向谭家接二连三出各种各样的怪事。比如花园东南角上那一大片竹林突然开花枯黄。比如铸铁的路灯柱突然生锈剥落。比如打蜡地板缝里突然爬出成群结队的白蚂蚁。比如西花厅的天花板突然塌下来一大块。比如太太小姐房里的棕绷床，三天之内棕绳啪嗒啪嗒全部断光。特别是谭先生写字间里的那张“铁柳木”写字台。这张大写字台是谭家一宝。它是曾曾祖德麟公三十岁那年从闽南带回来的。铁柳木，又叫“海柳”，或“海底木”。它是南方一种高大乔木，只长在闷热的海岸线上，那浅海的海底。常年地不见天日。每每在退潮以后它才会露出自己成片的粗壮和成片的翠绿。它木质细腻，色泽茶黑。光润如玉，坚硬如钢。寿命能到一千年以上。最好的铁柳木，出在福建东山岛古雷头海底。每每天气要剧变，那一片海水就先期混浊翻腾起来，伴随一阵阵低沉的轰鸣声，不断冒出一串串很大很大的气泡，并有云层低低覆盖。很怪异。也很可怕。谭家的这张写字台就是采用吉雷头海底的铁柳本做的。平时看它，精神十足，明光光纤尘不染；只但说要变天，它便先期暗淡下来，台面上同时隐隐浮起一层极微薄均匀的雾气，并渗出一粒粒极细小莹洁的水珠。据说贴近了细听，还能听到一阵阵完全属于某种袖珍版的轰鸣声。随着天色转晴，它又会完好如初，明亮如镜。这样的反复，屡试不爽，真是神奇得很。于是有人曾想用霞飞路（淮海路）上两幢花园洋房来换取。谭家人当然不答应。可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它真的失灵了。不管天气怎么变，它都不变。外头即便在落大雨，它台面上依旧是干巴巴，灰兮兮。真是呆掉了。完完全全呆掉了。

事实上，叶廷眷在离任的一年多前就已经觉察出在他辖下的这个用青砖砌就的上海县县城里，就有好几个大户人家的男性继承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去。那些人家自己反而一点觉察都没有。叶廷眷也是在为新修的县志作序，去“适园”“择是居”“藕香斋”等藏书楼查阅披览许多上海籍名流名士年谱，兼及这些人家的家谱时，意外发现的。后来就留心。到那年的九月，居然又相继在三官堂、牛场、杨行、朱家角、六分荡、周漕港等乡镇发现了这种迹象。这一回已不限是大户人家了。比如说有一户的户主，只是做本帮菜的大师傅。在他的小店里，红烧甩水过桥面只卖到二十文一碗。去四五个人吃一顿火鸡面，每人再弄二两白玫瑰酒咂咂，总算账也不出二角钱。要一桌五角钱的和菜，就能吃到走油蹄膀醋溜黄鱼。他真是大不懂了，连这样本分的小户人家，男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这深层究竟蕴含着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是因为他这“地方父母官”的罪孽未清所致？还是说明将有一场大的瘟疫将临？他惶惶。他下令在泥城桥周围五六华里的地面上点起无数堆大火。捂出无数堆浓烟冲天，慢慢地覆盖，披靡，慢慢地游荡，渗透，致使圣贰壹教堂的本堂神甫法国人蒙马罗尼也惶惶，让人赶紧关上教堂里所有的彩色玻璃窗。有人看见他紧锁眉头，穿一身黑长外袍，呆立在北侧堂的第四扇花窗跟前，直至天明。圣贰壹教堂所有的染色花窗都是有讲头的。北侧第四扇花窗纪念的是已故美国圣公会教师费婉仪女士。

吃过早饭，我又一次看见了黄克莹。她光脚趿着一双皮面软底拖鞋，穿一身真丝的素色双滚边绣花睡衣睡裤，下楼倒垃圾。听见那从容而又清脆的鞋底皮声响，我心跳得越发厉害，却没那勇气公然走出门去跟她打照面，只是从门缝里偷看了两眼。因此在那样的匆忙中，无法判断她到底长得怎么样。一般？还是不一般？但最让我意外的（也最让我高兴的是），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也许因为她个子稍稍矮了一点，皮肤稍稍白了一点，加上拿畚箕的手稍稍小了一点，而那件贴身的睡衣既没把她胸部的那点娇小隆突全部掩去，也保留了她后背的那点清瘦和挺秀。所以，初看上去，她根本不像是已经有过孩子的人。同时我也不愿说她更像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学生。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她那一双单薄的脚，苍白得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任何时候都显得那么的轻软和无奈。而在此以前，我却只注意到她眼神的挚烈和恳切，还发现右脸颊上方隐隐长着两粒浅灰色的痣。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二十七分，我进入上海。这一刻我记得特别清楚。至死也不会忘记。那天三轮车踏到弄堂口，我特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盛太和南货店店堂里的那只大自鸣钟。大钟挂在店堂后身的板壁上。这板壁肯定不是用好木头做的。了不起，是榆木。也可能只是松木。大钟旁边，一平排戳着几根生锈的洋钉。洋钉上挂一只半透明的牛角鞋拔。一本老式的流水账簿。一只洋铁皮罐头。罐头里歪歪斜斜地插着不少根吃水烟用的纸捻子。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看不清了。但我想，一张当年的月份牌和一群忙忙叨叨的苍蝇，总归是少不了的。同时还有一股我从小就熟悉的咸鲞鱼的味道，暗暗地从店堂里散出。同时夹杂着另一股味道，那是阴雨天从煤球炉、龙头细布短裤和发霉的木头屑子和酱油瓶瓶盖和腻搭搭的楷台布上散发出来的。仔细闻，还能闻出鱿鱼干炖肉的味道。本帮菜的特点就是重酱油重糖。清炒塌棵菜。它们使每一个在南方度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人都能回想起那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后弄堂小过道。夹竹桃篱笆墙。老虎灶门前漫散的碎煤堆。竹器店后身一口冰冰凉的水井。满树淡紫。那是桐花。是大朵的和肥厚的。在春风中惊懒得仿佛前弄堂口那位男人刚去了北平的中年女子。总是穿着长长的花布睡裤。总好像没有睡醒似的。还有那既陡又窄的木扶梯和嘎吱嘎吱作响的小阁楼。坐在小板凳上剥青蚕豆。我必须听到蚕豆一粒粒落到蓝边瓷碗里的声音。的笃。的笃。

他们告诉我，我被山西吉安矿产和宁波长泰航运两家公司的驻申营业处同时录取了。两家营业处合租一间前楼房间。合用一个账房先生。合受一位老板娘管辖。合雇一个练习生。这个年轻的倒霉蛋，就是我。一个十九岁的童男子。

这两家“营业处”一直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历一九四八年）年底前，都没舍得装电话。因此，一旦有需要，全凭我年轻的两条腿和一身酸臭的汗。有时就老老脸皮借用对过弄堂一家人家的电话。风里雨里。只靠一把浸透了桐油的旧布伞。唯一的安慰，那家人家是唱歌剧的。那部电话机是玉柄镀金刻花的。电话机上总温柔地覆盖着一块绣着一朵小蝴蝶兰的白手绢。一个用石膏板装饰起来的半圆形大客厅。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一棵盆栽的罗汉松，长得蛮高蛮高，黑绿黑绿。也就是在这个半圆形大客厅后边那座宽大平实的木质螺旋形楼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高跟皮鞋。也就是说在倒数过去五十年前的某一天，或者四十九年前的某一天。她的高贵她的矜持。她那种用银色的皮革（牛皮？羊皮？蛇皮？鹿皮？鳄鱼皮？漆皮？或者是进口的马口铁皮或不锈钢螺纹钢钢坯？）做成的辉煌和惊悸。还有那金属般透明的高音区和奥芬巴赫坠落地狱后所经历的全部悲切。当时我刚到上海还不满二十天，的确被震呆了。背脊上止不住地要升起一阵阵颤栗。因此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一直在等着一场狂暴，一直在期望云层边缘能垂挂下来一根……两根……或三根细长灰黑的龙卷云，让它们扭动，啸叫，狞笑，掳掠过从白垩纪时代就开始隆起的冲积大平原，搜寻那地平线上每一棵孤独耸立的老树、每一茎嫩红的芦笋和每一艘被扔弃在江岸大堤内侧的破船；也让我自己在腥黄色的雨幕里跌倒，长时间地浸没在冰冷的泥坑里哭泣。我要把每一片同样浸透了桐油的帆篷，都从它们那用美国花旗松制作的桅杆上撕扯下来，然后把赤裸的自己高高地悬挂在那桅杆顶上，经历一百年之久的风暴扑袭……

然后，船就开走了。然后，钢就红了。然后，那无数个用枯黑的绒毛编织起来的鸟窝同时被吹到了半空中，优雅地飘荡着。

但我知道，她不是黄克莹。

那天，楼下敲门声一响，黄克莹马上从那只真皮旧沙发上跳了起来，就像是火烧脚后跟。一分钟里，穿上旗袍，换去拖鞋，梳整齐蓬乱的头发，赶快把留声机唱头从嘎啦啦嘎啦啦发涩的转盘上拿下来。她不想让来客知道她一关起房门就特别喜欢听老生唱段和黑人爵士乐。盛桥镇这两年时兴女人听戏，也听唱片。但不兴单身女人把自己关在房里听男人唱戏、唱歌；特别是像黄克莹这样生过小孩、又重新过起单身日子的女人，更不行。独自一人这么做，不行；跟别人混在一起，更不行。假如这么做了，让他（她）们发觉自己“衣衫不整地关在房间里听男人唱戏”，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定你是个“白相女人”。“烂污女人”。一旦落一个这样的名声，好不容易在这个镇上觅到的这只“饭碗头”，就一定会被敲掉。

收拾整齐。稍稍稳定住心绪。再放出几分必要的温雅从容在脸上，尔后再仔细掂量一番，发现手里还少了一样东西：书。盛桥镇这几十年有一点进步，喜欢看到女人手上除了拿针线，有时还能拿一两本书。于是回转身去，拿一本文昌书房出版的《老残游记》，随手翻到一百二十六页或者八十六页，才款款往楼下走去。（其实，你说，这种书有啥看头？！都是为男人而写、写给男人看的。包括后来那些专靠出卖自己女人隐私来营生的“女作家”。值得吗？啧！）结识谭宗三以后，她每每跟他提到自己住的地方，总这么说：我住的那幢楼。其实，这幢“楼”是陈筱和牙科诊所的老板陈筱和的。再说，它根本也算不上是“楼”，只不过是长江边上某个小镇街里那种常见的老式街面房子。俗称“本地房子”是也。虽然也是一楼一底两层，但这所谓的“两层”，你站在楼下，拿一根不太长的晾衣服竹竿，就可以敲到它二楼的玻璃窗。排门板上全是虫蛀的洞洞眼。瓦楞沟里长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一些高矮不齐的狗尾巴草。陈筱和在这儿开牙科诊所，同时又在跑单帮。做西药生意。楼下本来只能容一个人蹈路通过的过道，就是他的西药“仓库”。因为潮湿，墙皮早就在脱落。地砖早就断裂。黄克莹跟陈筱和说过多少次，让他另外寻个地方去存放他的那些西药。再找两个泥水匠来修补修补墙皮和地砖。再不修补，这里就成了老鼠窝和蟑螂窝了。谁还愿意到这儿来请你镶牙齿？那位陈老板却总是色迷迷地盯着她那并不饱满的胸部，笑嘻嘻地答道：“勿要急。勿要急。总归要修的。肯定要修的。”每每听到他这种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黄克莹就想扑过去狠狠地咬他一口，再踢他两脚。可她并不敢真的咬，也不敢真的踢。正因为想咬，又不敢咬（不止想咬这只老色鬼一个人）；想踢，又不能踢（也不止想踢这只老吝啬鬼一个人），在这个紧邻海边的小镇上，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得到，这位外表年轻娇小玲珑文弱的女子，一回到自己这间后楼小房间里，关紧门，拉好窗帘，会经常像个武夫似的，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一条三角短裤一件汗衫背心，攥紧两只小拳头，跟随老黑人唱片公司三十年前出的一张爵士乐唱片上的节奏，在那里咬牙切齿地抖动自己一条雪白的腿；或者四肢八叉地横躺在大木床上，闭上眼睛哼哼。假如这里的墙壁不是用薄薄的木板钉的，不是只糊了一层薄薄的月份牌道林纸，而是用一尺厚的城墙砖砌的，或者像吴淞口炮台司令长官的小别墅那样是用钢筋水泥做的，能够把她的声音牢牢地封死在这个小房间里，那么，她早就跟着唱片上那位著名的布鲁斯黑人歌手CharleyPation，嘶哑着喉咙，拼命喊叫起来了：

……哦，洪水卷过来了，家园在沦丧，

看啊，洪水卷过来了，飞机在空中轰响，

五十个孩子和大人

被卷进了巨浪

……

她太想喊叫了，太想脱光了自己，在床上打滚。

是的。关起门来，她既吃香烟，又吃老酒，还喜欢偷看几本黄色的连环图画。喜欢冷笑。

不管黄克莹是怎么的聪明过人，或机敏过人，今天她也想不到，这时在楼下敲她门的，竟会是谭家的两位太太。准确点说，是谭雪俦的两位姨太太。三姨太和四姨太。她从未见过她俩，只是听说过。所以，当这两位上海滩上相当有名气的姨太太用一种相当平淡的口气向她亮出自己的身份以后，她一下子惊呆了。面孔一下涨红了。手一下哆嗦了。脑子一下空白了。木掉了。后来就有点手忙脚乱。不晓得该拿什么来招待这两位来意“肯定不善”的贵客。（其实二位还没向她说明来意。只不过，一向多疑和自卑的她，暗自在做这样的猜想罢了。）小房间里没有一件真正拿得出手的茶具。没有一点真正拿得出手的好茶叶。也没有一样能让这样等量级的客人稍稍看得过去的小点心。一切的一切，都摆不上台面……倒是有一点现成的水磨糯米粉，原先是为女儿准备的，可以现搓一点汤团，再到后街南货店里买半斤酒酿，烧开水，敲两只鸡蛋在里面，放点桂花，放点白糖，做两碗桂花白糖酒酿汤团。假如是一般的客人，这样也蛮可以了。但是，今天，不行。哦，她们毕竟是谭家来的人。是谭家的太太。不行……不行！！

“勿用客气哉。下船的辰光，我伲已经在船上吃过点心哉。”说话的是那位四姨太。不算丰润，也算丰润。糯声糯腔地带出一种别有风情的脆劲；并且在贵妇人应有的潇洒自得中，又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对那些生活状态不如自己的同性所特有的宽容和随和。她们常常特别愿意对这样的同性表示自己真诚的同情和怜悯。而黄克莹最忍受不了的正是这种来自同性的宽容或怜悯。凭啥？是的……凭啥嘛！但此刻她又偏偏无法制止自己身上那一阵阵涌出的颤栗和本能的紧张。两位姨太太年纪都不算大。大概也就二十四五岁吧。说不定还没有我大哩！

紧搜寻慢搜寻。还算好，碗橱里还留了两只青橄榄。还有一对粉彩盖碗，原是为谭宗三买的；想着他总有一天要上门来看望，总得有一点看得过去的器具应付这“历史性”场面。刚开始准备。现在正好先用来应付这二位。它们虽然根本算不上是名瓷，但看上去还算整齐。顺眼。这样，泡两碗青橄榄茶，再洗出三只象牙白金边贴花碟子，装上一小把凤眼瓜子，五六块南通脆饼，十几根自家做的黑芝麻糖，惴惴不安的黄克莹总算慢慢平静，慢慢恢复了往常的从容，暗自琢磨起眼前这两位“不速之客”的真实来意了。

那天黄克莹答应经易门，立即带女儿离开盛桥镇，今生今世永远不来“纠缠”谭宗三；并且承诺，也不嬲到上海去“纠缠”。为此，经易门是给了钱的。黄克莹稍稍迟疑了一下，也就收了。（一大笔。经易门这家伙在关键时刻，出手总是那么漂亮。大方。为了谭家的今朝和明朝，他绝对肯下血本。所以同行中人都讲他“会做场面”。“撑得牢台面”。用北方话说就是，他娘的，这家伙是个玩意儿。）黄克莹收钱的时候，的确下决心要兑现自己的诺言，离谭宗三而去。她离去，绝不是因为钱。假如只为了钱，她就不离开谭宗三了。上海滩上智商再低的女人也明白，“谭宗三”这三个字本身就等于一笔大“钱”。此“钱”之大，要远远超过经易门手里所可能拥有、并可能给出的不知多少倍。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二百倍。或更多。这恐怕也是上海滩上任何一个智商再低的女人也会懂的基本常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谭宗三喜欢黄克莹。非常喜欢。不止是喜欢，而且还是“侬恋”。侬恋的程度已经达到一个三十三岁的独身男人对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单身女人所可能达到的最高临界点。不能再高。再高，神经就要出毛病。因此说，目前的谭宗三已经在黄克莹完全的把握之中。假如黄克莹真想要谭宗三这条“大鱼”，那么，他绝对就是她的了。这说法，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对这一点，黄克莹自己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她还是下决心放弃。

要黄克莹下决心放弃谭宗三，就像当初要她决定接受谭宗三一样，都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很长一段时间，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冤家”才好。但又不是湿手抓干面粉，也不是冷鸡窝抱热蛋；更不是嫩豆腐落在灰堆里，也不是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统统不是。

那么，是什么？

还算年轻的黄克莹已经上过男人好几次大当。因此，二十三四岁的她才会单身带着个孩子。因此她对男人、特别是对再找个男人托付终生，已经完全绝望。因此，她才会离开那曾久久都离不开的上海，到盛桥镇这样的小角落里，将将就就地委屈在陈彼和那种人屋檐底下，“讨一口饭吃”。后来遇到谭宗三。那天她坐小船去小张岛。小张岛在盛桥镇木堡港口外不远。方圆两平方公里。岛上主要的建筑物是监狱。高大厚重。（远东最大的两个监狱，国立第八模范监狱和省立第三女子监狱都设在这里。）主要的人群是剃光了头的男犯和穿着清一色蓝黑衣裳的女犯。黄克莹那位从未谋过面的远房姑夫，就在岛上任那个“三女监”的总典狱长。在姑妈为她举行的那次小型聚会上，他是最活宝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单身男子。可以看得出所有到场的人都十分喜欢他，女眷们就更不用提了。即便是男客，也个个都愿意跟他在一起。镇长萨重冰那位貌似年轻的太太，几乎每隔三分钟就要尖声尖气地叫一声：“宗三，侬又死到啥地方去了呀？又不想理睬我了，是(口伐)？”他却故意远远地躲着她，尔后快快地走过去为她续上半杯加过薄荷汁的绿豆汤。（夏天她只喝绿豆汤。）在众多喜欢辩嘴的男客中，他常常一声不响地微笑着斜靠在那把藤编的大圈椅里，优闲地托着他那个尖削而又富有校角的下巴，把胳膊肘支在宽平的椅子扶手上，轻轻晃动着那双意大利的侬尔思名牌皮鞋，听别人反驳。他那样真诚，那样专心，眼中闪烁着的绝对是那样一种心悦诚服的光芒。但不知道在哪一时刻，他会突然跳起，低声对周围这些朋友道一声：“对不起”，尔后匆匆离去，到某一位女眷身边，提醒她，该给宝源昌银楼的薛老板回个电话了；或者吩咐久在一旁伺候着的那个老妈子，该去看看还在炉子上煨着的莲子薏米百合羹了。或者不跳起，只是稍稍回过头，给仍在假装生气的萨太太，投去一个无奈的温和的微笑。他很少跟黄克莹周旋。但让黄克莹心跳的是，他会不时向她投来极专注的一瞥。可以说是极迅疾而又“深沉”。眉尖耸起，全神贯注，放出全部的探询，闪电般击来，往往又极其灼热。那目光有时在她脸部、眼睛，有时在她肩头、在她依然如少女一般含蓄却又尖实的胸部、甚至会在她那一段脚踝上留驻。这段脚踝隐露在那双最老式却又最时髦的漆皮皮鞋之上（惜姑妈的），又显现在那件最时新却又最典雅的嵌丝蓝地隐青占绒绣花旗袍之下（借姑妈的）；并顺着脚踝慢慢溜到那一片圆润而轻薄的脚面上，再一次颤颤地滞留住。于是他目光里生出一种少见的惶惑。（哦，有一度，她是那样地喜欢这种惶惑，并被它深深打动。）透露由于无法自制而共生的羞涩（哦，如果没有这种羞涩，也许她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盼着它来光顾自己了），有她无法理解的惊奇（哦，像我这样一个坎坷女子，穿着这样一身借来的装束，有什么可让您惊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能让他这样的人物惊奇，她的确感到自豪，也感到少有的满足。）当然，那目光里也有她隐隐为之害怕隐隐为之心动隐隐为之回味的某种贪婪和渴求。姑妈总是寻各种借口把他带到她面前来。但是他每每的只要一走近她，总是显得那么木讷，不自在；总是在不尴不尬地搭讪了几句后，很快就找个借口走开了；走到那扇红木雕的罩落背后，假装去点烟或倒茶。其实他平时不吃香烟。这种场合，根本也用不着他自己去倒茶。点着的烟、倒满的茶，他根本也不去享用，只是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尔后再一次转过身来，向着她的脚踝和脚面投来极为专注而又热辣的一瞥。为什么只是……只是……脚呢？

……

但即便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他还是保持着极度的警戒和距离。她不想再上当。上当的滋味轻易淡忘不了。后来终于相互走近。应该说，谭宗三那显赫的家世和独特的身份，对黄克莹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但实事求是地讲，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内心的寂寞。也就是说，她发现，他内心寂寞。她不懂。意外。比如小张岛的那次聚会，很快他就悄悄地走了。她发现，实际上他并不喜欢那样的热闹。他不像别人那样，喜欢穿一套耀眼的自西装和戴一条紫红色的领带出场。他很少出场。在后来更多的聚会里，他甚至不出场。他说他只有两种爱好，一是住旅馆。（必须是小旅馆。必须是见不到任何熟人的小旅馆。）每过十天半月，他总要找一个这样背静干净的小旅馆住两天。让自己彻底清静清静。放松放松。另一种爱好就是喜欢结交军界朋友。或者说，他只愿意和军界的人来往，他喜欢听军鼓敲击。听他们粗野无聊的谈话。喜欢看军人笨拙整齐而又隆重的步伐。比如德国军靴上的闪光。在黑白默片中长时间走动。在盛桥镇，他只有三个真正的朋友。一个是镇长萨重冰。一个是木堡港小学校长陆蠡。再一个便是那个省立女监的典狱长宋邦寅。这三人都有从军行伍的身世。今年都和他一样，三十三岁。他在小张岛上特意为他们这“四友”建了个俱乐部。这是四套各带一个卧室客厅盥洗室的客房，还带一个留宿男女宾客用的特别间。各取名为“太仓”“十芴”“恒臣”“莫毫”。在四套客房的中间，建有一个带玻璃顶棚的大起居室，取名为“一石一竹馆”。确有奇石一尊秀竹一丛。四个黄杨木墩上安有四个硕大的青花盘龙缸。缸里养莲。每个大缸旁边都安放两把日式的矮脚沙发。一个藤编茶几。一只捷克的水晶刻花烟碟。两套荷兰的彩釉淑女金边茶具。起居室的正中央少不了还得安放一张用红木特制的麻将桌和四把高背软垫仿明古椅。而最撼人心魄的，则是挂在正墙上那幅郑板桥四轴通景屏墨竹。画于乾隆二十六年。画有成竹一十五竿，解箨抽梢的淡竹四竿，另有碎小竹两竿。通幅宽八尺，高六尺有余。可谓郑板桥墨竹画中罕见的巨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画上有郑板桥“六分半书”长篇题跋一百九十二字，分行书于画的中间下部竹竿之间的空白处，布自参差落拓有致，与画完全融为一体。更必须一提的是，画上有郑板桥的印章七方，几乎囊括了郑老先生生前所喜爱的印章中的精华。它们居然同时针盖在同一幅画上。它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即便不懂文物的人，也要为之颤栗。没人说得清楚，谭宗三为觅得此画究竟花了多少钱。谭宗三说，有朝一日他要在盛桥待不住了，画就留给这三位朋友。请他们用它在盛桥建个不大不小的造船厂，以志留念。萨重冰说，这你就小看我们三个了。我们比起你老兄来，是穷。但再穷，也不至于要靠卖你老兄的画来建厂。这话说过的数月后，他们三位果然合力盘下木堡港一家小船厂，计划将它翻新扩大。并执意要用宗三的字“永吴”来命名船厂。但不知为何，这“永吴船厂”始终也没如期落成。也许是那几位老友故意的吧，要留下那一座座空荡荡的大棚、留下那一部部早已锈蚀在轨道上的老式锯木机、再留下一砣砣铁锚舵片和干涸的船坞和空船壳来证明些什么表达些什么申诉些什么。

黄克莹早已过了那种把男女情事只当诗来做的阶段。她渴望。期待。力。力的交换。力的成熟。强大的沉默和炽烈的稳重。能揉碎。又轻柔。托起。在上海的时候，她常常独自到兰心戏院去看那种黑白默片。兰心戏院晚上演戏。白天放黑白默片。有时有钢琴伴奏。那闪烁的光影中有无数灰尘粒子飘浮。象征军鼓的强烈的切分音。她被德国军人整齐的步伐所激动。她知道观众席中最多不超过六个人。然后是字幕：“GOForward！GoForward！”一二一。一二一。走出戏院她吃一碗油豆腐线粉汤。她要摊主往汤里放许多许多辣伙。抓一大把葱花。嘶嘶啦啦地用力吸进并嚼碎那煮不烂的大肠。有两次她明知道谭宗三在她卧室门外站着，硬就是装着不知道，不去开门。他居然会在门外进退两难地站下去；一直等到天黑，才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尔后，悄悄地走开。起初，她以为他在女人面前的这种生涩是故意做给她看的。后来有一次，他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来摸她的手，被她用力甩开。他竟然惊慌失措地一连造地说了七八个“对不起”，呆住了。后来就走开了。而且还真生气。很长时间（足有半个多月吧）不理她。见了她，也很冷淡。后来，她主动到他住的那家旅馆里去找他。事先也没通知他。一敲门。门一开。给他一个绝大的意外。他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当场把一壶新泡的龙井全泼洒到青砖地上。

她终于觉出，他是真喜欢她。真想跟她好，真动心，（为什么？她直截了当、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你为什么要喜欢我？怎么会喜欢我的？）虽然一时还摸不透他心里除了她以外，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女人，但这时，黄克莹已经决定走近他。并肯定：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后来发觉，自己又错了。

她不明白，他究竟想要在她身上得到什么。又能给她什么。十年前，他走路就慢，十年后的某一天，他走得更慢更从容。走出牙科诊所。抬头看看天，天上没有雨，也没有太阳。只得笑笑。后来就在那把翠绿色的真皮沙发里躺了下来。十年后的今天，真皮沙发更加陈旧，也更加柔软。他又一次把自己深深地陷在沙发里，等待那一串硬底皮鞋声的出现。谁的皮鞋？当然是她。黄克莹。

谭宗三在盛桥镇上开了个旅馆。为此买了一大片房子，高低错落有致，还买了几十棵大树。很浓的树影交错着从房顶上坠落，落到地上再延伸，变得细长细长。黄克莹既然决定实行战略上“走近谭宗三”的方针，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谭宗三的邀请，搬进这旅馆。他忙前忙后，专门开了个西偏院，让她和她的妮妮（六岁的女儿）住个独门独户。西倔院的正房后窗正对大正街。大正街是新开出来的街道。那时还没几家像样的店铺商号。倒是有一片大空场。中央立着根极高的杉木旗杆。经常有浪迹江湖的杂耍班子来这场地上大喊大叫地演出“三上吊”一类惨不忍睹的节目。谭宗三发觉后，要替她换地方。黄克莹摇摇头说，不必了。她喜欢看无人使用的空场。那时晚霞很红。她也喜欢看有人使用的空场。那时的晚霞也很红。况且还有几只野狗。况且她还想看“三上吊”。所谓“三上吊”，就是把一个六七岁或七八岁的女孩用一根又粗又长的牛皮绳吊起来，吊到半空，然后用力扯动牛皮绳，让女孩忽左忽右地大幅度晃荡。如果以为牛皮绳是系在女孩腰里的，那你就太缺乏想象力了。牛皮绳是系在女孩头发上的。全部的重力全吃在女孩那一点幼嫩的头发和头皮上。女孩一边晃动，一边还得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让看客们消遣，比如十字绞花，青蛇吐信，或者马踏飞燕，天女散花。最后，再表演脱衣裳穿衣裳。在底下扯动绳索的总是一男一女两个大人。扯一下，男的叫：“我是她爷（爹）！”再扯一下，女的叫：“我是她娘！”再扯一下，半空中的女孩双手合十，盘膝闭目，做童子拜观音状，叫：“给钞票的才是我真爷娘！”那是对在场的看客说的，恳求大家伙掏钱。但此时场子上却鸦雀无声，只听牛皮绳在旗杆顶的大铁环里嘎吱嘎吱尖响。风在小女孩的头皮上呼啸。杂耍班其他那些男人和女人则全部仰起头，做出一副十分油滑的样子，扯直嗓门陪叫：“对，给我阿囡钞票的是真爷娘！”演这“三上吊”的诀窍全在梳头上。要把每一根头发都梳直了在牛皮绳上吃上力，就出不了事。万一梳偏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头皮就可能会被撕裂下来，小女孩就会带着满头满脸的鲜血，往下掉，掉在旗杆底下那厚厚一层灰土里。噗地一声，溅出一大团尘雾。全场的人因此惊叫，久久不息，同时向后退，别转头，每人都嗽动喉管底部那口浓痰闷闷地咕哝一声“作孽”。只有班头抓一把香灰，大步走过去，用力捂在仍然在旧旧突突冒血的小脑壳上，吩咐准备下一个节目。

住进独门独户的小院，黄克莹却依然保持着在上海住亭子间的习惯，未曾进门先脱鞋。把鞋脱放在门口一大块长方形的毛毛刺刺的棕鞋擦上。妮妮的鞋子也脱在那儿。一大一小两双鞋总并排摆放得整整齐齐。后来她发觉，总好像有人动她那双鞋。挺整齐的，变成不太整齐了。当然，一开始，这一点点变动并没引起她多大的注意，更不会产生什么怀疑。那段时间，她对他真正是非常敬重，感激。他待她是那样的温和，细腻，慷慨，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流露着一种让她十分感喟钦羡的大家子气，又透现着一股与众不同、特别清新的书卷气。后来她发觉他总是起得很早。（他就住在隔壁小院里。）有时天刚蒙蒙亮，就听得到他的动静。起初，她感奋他的勤快（她喜欢睡懒觉）。后来在他的带动下，竟然也能早早地醒了，想象自己跟他一起在多雾的河边散步的情趣。或者，肩贴得很近。或者，心跳得很紧。她想象他雪白的衬衫上那两颗用牛骨特制的袖扣。仿照英伦三岛上的古老家族设制一种族徽。那是三片孤立的风帆，既看不见大海，也看不见沉重的船身。她睁着眼想象他缓慢启动嘴唇的温润和喘息，移动阴影的轻挑和持重，并在初升的太阳里飘摇。这时，忽然间她听到门外有明确的窸窣声。小院里这时不可能进来别人。大早。连最高的那一枝树梢都还沉浸在浓重的晨雾中。我喜欢把这一刻如此柔曼而又玄秘的晨雾称作“青君”。况且别人没有开这院门的钥匙。只有他。已经到了房门口。她的心一紧，忙从床上坐起，并夹起两腿。如果他敲门，怎么办？如果他要进来，怎么办？如果妮妮睡得太死，根本听不见他从她床前通过的脚步声，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把她挪到另一张床上让她单独睡呢？难道我从搬进这小院里来的那一天起，就有意地让自己处在这“孤单”中期待？她觉得自己完全喘不过气来了。两腿完全酥软了。不由自主地把薄薄的被于紧搂在胸前，一绺绺细碎的汗珠从颈窝里渗出。两眼直瞠瞠地盯着黝暗的门缝。不知道他在门外做什么。大约站了有几秒钟时间，他匆匆离去。无声无息，仿佛一阵初夏的雨，只能从对面人家屋顶上忽然暗下来的那一片朦胧中才能细细地觉出。接下来又是一片不堪忍受的寂静。她轻轻抄起枕巾，擦去脸庞上的汗珠。

第二天……第三天……她都被同样的一阵脚步声唤醒。同样的等待开始被更多的疑问替代。后来的几天她睡着了。姑夫（宋典狱长）接到去南京司法部述职的命令。姑妈照例要陪同前往。姑妈让她去帮着做点针线生活，比如改几件黑丝绒的斗篷，赶两双缎子鞋面。还有姑夫的全部行头都要重新喷上楝树叶泡的水熨烫一遍。他喜欢挺括。喜欢闻这种楝树叶味道。他说克莹身上就天生有这种味道。但她抬起自己的手臂，拼命闻也没闻出什么。姑妈笑道，不要相信男人的这种花功道地。什么楝树叶烂树叶。女人身上啥味道他们都好闻。说得她脸大红，赶紧弯下身子去取烙铁。做完当天的事，已经很晚。姑妈和姑夫都要留她。她本可以留下。她也喜欢听姑夫在牌桌上讲许多粗俗的笑话。但她还是执意走了。她要回去等那个几乎每天清早都会出现在她房门外的“脚步声”。唯一的激动。唯一的等待。唯一能在等待中使她激动起来的想象。她觉得，也许就在今天、或明天，三先生不犹豫了，真的推开门了，大步向她躺着的那张床走来……抱起……抱起什么……哦，什么……那是“青君”……如果她不回去，他来了，看见门上挂着锁，一定会很失望。她不愿让他失望，也不愿失去一次期待的机会。于是毅然冒着斜斜的细雨和陡陡的浊浪，把女儿裹在用防雨绸做成的厚厚的披风里，上了姑夫特派给她用的快艇。但那天实在是太累了，等一觉睡醒，天已大亮，雾已散去，居然没听到脚步声；她只得埋怨自己，呆呆地站在房门口看月洞门上潮湿的青苔绿痕和远处集市上移动的幡杆。这时她再次发现有人动过她的鞋子。好像仓促中来不及放好，有一只便歪倒在了妮妮的小鞋上。她这时能想到的依然只是他没有勇气敲门。他的胆怯。他迁夫子般纯真。她叹一口气。当晚，她不敢再睡着，几乎一过半夜就赶紧醒来。她一定要等一个明白。所以当“青君”刚一出现，她就只裹着那一身粉底缎隐花村里睡袍，光着脚轻轻走到门边，站住；悄悄虚开一条很小的门缝，只要能看清门外二尺方圆一块范围里所发生的事，就可以了。后来，那脚步声毫无疑问是从他住的小院移来。依然那么迟疑。在痛恨自己。但又无法遏制。终于在她门口站住。一秒。两秒。三秒钟。发出了一点什么响声。很轻很轻。她抑住千般心慌万般意乱，抱紧了自己那上下都在颤栗的身子，慢慢弯下腰，屏息静气地凑近门缝去看，凭着暗淡的天光，她看到他慢慢弯下腰，从地上抓起一样什么东西，不断地亲吻着，喘息着，以至揉搓着，长叹着……再仔细看时，才看出，他手里拿着的亲吻着的揉搓着的，竟然就是她放在门外棕鞋擦上的那双已经穿得很旧了的硬底皮鞋。

哦，天哪……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曾多次通过各种各样的暗示，向你表示，你可以进我的房间，可以在我床沿上坐下，我甚至允许你轻轻拉住我的手，讲点什么。我想听你讲，讲一切你感兴趣的事。即便没有话题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只想听到你的声音。声音。而不是内容。我暗示过，我会接受你的邀请，跟你去下馆子，听评弹，看绍兴戏。我会跟你到那用木头架子搭起来的南码头上去。那儿偏僻。旁边有一个坍塌的炮台。有半人深的野草。野草淹没了古道。哪怕手拉着手。哪怕在没有带伞的小雨中。哪怕傍晚的乌云从海的那边涌来。哪怕轰轰作响的碎浪高高起最后又层层地扑湿你我的鞋脚。狂风张扬，把我推进海里。只要让我再回头看一眼小岛上那孤高的灯塔，我也就无悔终生。我希望你就是那个灯塔。我所有这些暗示都做得那么明确，可以说，任何一个成年的男子，任何一个真想跟女人交往的男人，都能懂得的。要晓得，我不能做得更袒露了。我总还要保留一点一个女人应该保留的面子。为啥不走进门来呢？不是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吗？为啥要站在门外跟那一双鞋子说悄悄话？我不是一定要你承诺让我做谭家的太太才能接受你。那是十八岁的我。也许在二十二岁时，我还是这么幼稚。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早就不这样想了。做不做谭家太太，我都可以接受你。我甚至并不想进你们谭家的门。我不想接受一种尴尬。我不希望我在你身边的地位由你以外的一帮什么人来认定。我只要这样一个略有点羞涩、略有点惶惑但又内里坚定的男人，能让我紧紧抱着他的后腰，让我把冰凉而又时时发烫的脸颊贴牢在他后背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能把我带到哪里。是不是他正式的太太又何妨？只要给我十年这样的日子，让我把妮妮带大。我愿把我的额头在祖宗的祭桌前磕出鲜血。我保证在第十年的最后一天，自动地离开你，走到最近的一个尼姑庵里陪伴青灯黄卷，不再妨碍任何人。十年不行，三年。三年，妮妮就九岁了。她应该能懂得姆妈做个女人实在不容易。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说我一声，黄克莹，侬这一辈子活得实在是不容易啊。我就知足了。三年不行。一年？一个月？或者一天一夜？只为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日子的我，过上这样的一天、一夜、一刻。行不行？！！哦，上帝。

在死去活来地犹豫了整整一天一夜之后，黄克莹决定，如果再看到他在亲她的鞋子，就冲出去，拉住他，把一切要说的全说在当面。面子？啧。这种时候还讲什么面子。我促勿晓得啥叫“面子”！

后来她果然冲出去了。她以为，自己这样地向他伸出双手，这样艰难地向他微笑喘息蜘橱颤栗愧疚颠踬唏嘘……他还能做出别的什么选择呢？要知道，现在已然向你敞开的不止是一只早已穿旧了的皮鞋，而是整个儿的我，是整个的一腔热血，一个女人，一个只有期待而不论结果的战场，一次根本就不想计较输赢的搏弃，一种只渴求燃烧而不指望大雨倾盆的反复。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刚气喘嘘嘘地说了声“侬勿要……”就看到一只旧皮鞋从他手里通地一声掉了下来。（另一只依然紧抓在他手里。）他整个地呆住了。脸色一下变得十分地灰白。浑身僵硬颤抖。眼神美顿而愧疚。尔后突然低下头，忙扔下手里的那只鞋，转过身一声不响地走了。急急地。佝偻着。快速地倒动他那瘦长而有弹性的腿。走了。当天就没再看见他。到晚上才听说，事发后，他立即去了上海。还病了一场。

……

等了一个星期，他都没有回来。黄克莹就搬回牙科诊所去住了。搬走的时候，她又犹豫了很长时间，想，要不要把那双被谭宗三亲过的旧皮鞋留给他。最后的决定是：不留。

黄克莹自然想不到，谭家的两位姨太太今朝特地过江来找她，只为一桩事体，那就是要她继续“纠缠”谭宗三。而且愿意出钱让她搬回上海去就近“纠缠”。只要能缠住谭宗三，她们就会在外滩的汇丰银行里，在她、也在她女儿的名下，各存上一笔数目不会小的款子，保证她母女两从今以后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富足。

“为啥？”黄克莹问。

“先不要问为啥。先讲，到底能不能帮我姐妹两这个忙。”两位中小的那位，即四姨太抢白道。这两位姨太太是同胞姐妹。同胞姐妹一担挑，同时嫁给了谭先生做姨太太。姐姐做三姨太。妹妹做的是四姨太。

黄克莹心里对这位四姨太，早就有点看不顺眼了。装腔作势。像煞有介事。泡给她的那杯青橄榄茶，她根本不吃。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用她那一根尖尖细细并涂满红指甲油的手指头，去玩弄那只在茶汤水里忽悠悠飘浮着的橄榄。还不时溅出许多汤汁到台面上。最后又把那只橄榄也拨拉出来了。对此，她不仅没表示一点歉意，还索性用力一弹，把这只略微有点干瘪的青橄榄扑落落弹到了地上。俗话讲，打狗还要看看主人。侬这样做，算啥名堂？看不起我这点待客的礼数？觉得我寒酸相，做不出排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算是这样，也不该做得那么露骨、那么没教养嘛。侬以为侬是个啥东西？不就是个姨太太吗？啧。黄克莹心里想，要按照我过去的脾气，老早就拿起这杯茶，泼到侬那只雪白粉嫩的脸上去了。但是……今朝这事情毕竟牵涉到谭宗三……要重新去和他打交道。重新见到他……是的……是的……在谭宗三匆匆跟经易门回上海以后，黄克莹忽然发现，并且一再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还是非常想念这个不争气的“冤家”的，非常非常想再见一见他。

我第一次见到谭宗三，是在通海地区军管会深夜作出立即就地枪毙“伪县长”谭宗三这个决定后的第二天。当时，通海军管会得到情报，逃窜青龙姜灶吕泅东台等地一带海上的兵渣残匪，合谋要通力劫狱，救走被通海军管会俘获、并关押在通州市城关镇看守所里的谭宗三。早听说他们这合谋了。但原先不怕，因为原先通州城有一个团的驻军。还有个直属上海警备区管辖的舟桥营，驻城外文峰塔附近，离城只有三四里路。万一有什么动静，一个招呼，二十分钟内肯定赶到。料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但现在不行了。前些日子，舟桥营由中央军委下令，划归华东海军，奉命开赴宁波集训，整建制地改为舰艇大队，肯定回不来了。而那个陆军团的大部分人马，前不久也紧急奉调到盐阜曹家集一带，参加一次大规模突发的剿匪战斗。营区内走得只剩了一个没有任何重武器的特务连，即便算上团部那一点留守人员，显然也不是那些“亡命徒”的对手。谭宗三是通海地区解放后抓获并在押的第一个反动政府县级首脑人物。如果被劫走，那政治影响就太恶劣了。所以，通海军管会才做出宁可立即就地处决，也不能让他被劫走的决定。决定的同时，他们急电华东军管会请求批准。我就是华东军管会派专车连夜送往通州，全权处置此事的。

正因为此人是该地区解放后被抓获的第一个县级首脑人物，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东军管会对于如何处置他，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华东首长在进入上海前就了解到，谭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极具影响力；而且还得知，一九四八年，这个已经当了伪县长的谭宗三，居然在县政府大院里，塑了个屈原像，还塑了个闻一多像。据说还跟县中、县师范、县澄衷分校的一些闹事师生“过往甚密”，曾被南京政府下令革职查办。据说毛人凤手下的人本来是要过问他这档子事的。也是因为他这个“家族”背景，上海南京等地有人出来为他疏通，才使此事查而不办。他也没吃到更大的苦头，只是被发落回上海赋闲而已。但后来兵慌马乱的，他怎么搞的又去了通海地区？有一种说法是，他在上海实在待腻了，忽然想吃通海地区著名的“老白酒”和“醉河虾”，于是就去了。还据说被俘后，他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关押在盛桥镇木堡港口外小张岛上那个早已被我军延伸射击的炮火轰了个稀巴烂的“国立第八模范监狱”，让通海地区军管会负责司法行政方面的同志，实实地哭笑不得。

华东首长面授给我的任务是，如果以上情况属实，要会同通海地区军管方面，千方百计找到一个两全之策，既能留住此公、又能让通州平民百姓免遭那帮流窜海上的“亡命徒”为此公而盲动所造成的“刀光血影”之灾。

吉普车一路上因机械故障油路堵塞和水箱漏水轮胎爆炸，再加上阴雨，泥泞，不断抛锚。用摇杆发动。本来五六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十七八个小时。急得从来不跟司机翻脸、也轻易不说过头话的我，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找到你这样的人一起出来执行任务，就算我到霉！”我的确着急。因为通海的同志很可能见我们迟迟不到，抢先把谭宗三处决了。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车终于开进通海军管会大门。司机已经累得连拉手闸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带着浑身的泥汤水，跳下车就问快步迎上前来的通海的同志：“谭宗三毙了没有？”他们反问：“阿要毙？”我再问：“到底毙了没有？”他们继续反问：“到底要不要毙？”我继续问：“到底是毙了，还是没毙？”他们愣了一下：“华……华东首长的意见呢……”我一下涨红了脸，跺着脚大声问：“先不要问华东首长的意见。快告诉我，你们到底毙了谭宗三没有？”

他们说，还没毙。不是说无论如何……也要等你到了再说吗……

我一下松了口气，对他们吃力地挥了挥手说道，好了好了。没毙就好。马上带他来见我……我同时想起，真该泡一杯滚烫的新茶吃吃了。再找一个有盆汤的澡堂舒舒服服地泡它一两个小时。

现如今已经说不清楚经公馆（如果也能这样称呼它的话）当年所在的确切位置了。可能在当时还被人称之为辣菲德路的复兴中路上，也可能在宝庆路跟复兴路交界的善钟路（常熟路）上，也可能在跟复兴路平行的蒲石路（长乐路）上，或者就在这之间那条不算长的赵主教路（五原路）上。那里的清静，远不止下雨前那一点沉闷。临街一幢不带花园的英国乡村别墅式小洋房。山字形的铁皮屋顶高高耸起。粗扩的木框架被油漆成古老的铁锈色，醒目地裸露在精致的清水红砖墙面上。那是十世纪时英国王子艾尔弗雷德大帝所拥有的捕鲸船队的颜色。他同时也喜欢把这样一种厚重的颜色涂饰在金属盾牌上和木制舵轮上。如果再加上门前那两棵几乎已遮去半条马路的法国梧桐和它们那些数不尽的叶片，即便在没有雨和雾的早晨，你也会像当年的俞平伯先生那样有感无感地写下这样的文字：

“如果不是为了你，它们为什么还要花花花花地翻动？”

好一个“花花花花”。真是“诗”。

识货的人看得出，这是一幢质量相当不错的房子。但识货的人同样也诧异，能买得起这种房子的人，居然在装修上如此吝啬，如此不讲排场，连窗帘都是买最便宜的印花细布回来自家缝制，并永远保持一种半新不旧的样子。包括家具。依然是当年从常熟乡下运来的那几十件。几乎所有的藤椅都经多次补修，潦白的新皮掺和在红熟的老皮中间，酷像沧桑老人脸上陡起的白癜疯斑块。只有楼下一间小客厅例外，因为逢年过节，谭先生板定要亲自到经府来看望尚健在的经老夫人和经老老夫人，到时候，彼夫人和其他几位至亲朋友，也会跟着一起来。说说话。搓几圈麻将。热闹一阵。小客厅里特为摆了一套从毛全泰木器店买进的西式红木家具。价钱虽然辣手，但东西的确是好东西，是行家嘴里那种所谓的“七担重”“老山木”。但除此以外，楼里每一个角落，的的确确，任何时候都显得似旧非旧。

经易门并不是住不起带花园的小洋房，更不是装修不起。可以这样讲，只要他愿意，不要说一幢两幢带花园的小洋房，就是整条由花园洋房组成的大弄堂，他也买得起。包括弄堂里每一扇黑铁门。铁门里每一座花园。花园里每一棵珍贵的热带亚热带树种。和喷水池边上每一座希腊式大理石雕像。甚至包括每一幢小洋房里的每一个大脚的“张妈”和小脚的“李妈”，他都可以统统买下来，而且根本不需要为此东奔西跑到处托人磕头烧香去拆头寸。

有一年，楼里曾进过一架钢琴。那时经老夫人还算年轻。琴是老式的德国琴。带雕花的前撑架。黑色面板上刻着一圈像马蹄莲似的花饰浮雕。这种花饰在任何一个教堂正墙的门楣上都可看得到，也叫“迎春棒”。调音师说，这琴的音质怎么那么好，有金属般的亮度。穿透力也老强的。经老夫人说，那当然了，你不看看我花了啥等样的工夫，几几乎兜遍了上海滩上所有的琴行！但经老先生得知后，立即下令把琴退掉。理由很简单，谭家还没买钢琴，我们经家怎么可以先买？琴退了。第二年，谭家买了。也是德国货。而且是三角钢琴。琴凳上蒙着墨绿色的丝绒套子。乐谱架骨雕般雪白。黄铜螺丝锃亮。经老夫人赶紧去问，现在总可以买了(口伐)？经老先生说，谭家刚买，侬急啥？一记闷煞。第三年，行市突变，几十家琴行相继涨价。价钱要比头一年涨两三成。据说到下半年可能要涨四成左右。老夫人实在忍不住，又去找老先生。老先生长叹一声，指着老夫人的鼻子说，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不让侬买琴，难道只是因为一点钞票问题？侬不想想，经家能够有今朝，靠啥？全靠谭家。谭家是我0］经家的一只，“老案”，“总根”。没有谭家就不会有我们经家的今朝，明朝，后朝。老阿爸临死前，千叮嘱万叮嘱，叮嘱我们不管到啥辰光，心里一定要摆得平拎得清，千重要万重要，首先一定要护牢这只“案”、这条“根”。一定要夹起尾巴过日子。永远不可以跟谭家争高低。永远不可以眼热谭家有的一切。不可以谭家住花园洋房，经家也要去住花园洋房；谭家买钢琴，经家也一定追着去买钢琴。假如那样，天长日久，一定要出大事情的！一定不会有好报应的。

从此以后，经家小楼里再没响起过钢琴声。从没出现过抽纱的挑花窗帘布。木框架上的咖啡色油漆永远保持着一种似旧非旧的成色。八仙桌上永远摆着一把乐源昌铜锡店卖出来的老式锡茶壶。壶盖上永远系着一小串用天台金刚子（菩提子）做成的念珠。珠串上还坠着一只用罗布泊玛瑙刻出来的“玉核桃”。

那天，夫人赵忆萱觉出，下班回家的经易门，神色相当反常。按过去的习惯，不管时间多晚，一进家门，放下皮包，接过忆萱亲自送过来的滚烫的毛巾把和刚泡开的新茶热茶，转身就要去看他种在凉棚下的最心爱的两大棵桶栽桂花了。他对待这两棵桂花，真好像是一个痴心的父亲对待自己永远也看不够的宝贝女儿一样。一天不见，心里就不得过。他常说：“可惜我没有女儿。我要是有个女儿，一定让她取名叫‘桂珍’。”每每听易门这样说，忆萱心里总是十分的歉疚，为自己始终没能为易门生一个女儿、而且再也不能为他生女儿而歉疚，抱憾。有时甚至十分地痛心疾首。但那天经易门进得家来，却破天荒地没去看望那两棵桂花。神情尚且有点发呆，皮包一直不离手；热茶和热毛巾把送到面前，都好像没知觉似的。只是在忆萱暗示般地提醒了一声之后，才仿佛意识到每日里还有这样一门“必做的功课”未做，便慌慌地接过茶杯和毛巾把，敷衍两下，就转身上楼去了。

赵忆萱搞不懂了，拿着茶杯和毛巾，在楼梯口看着经易门的背影，半天都没能从种种不安的臆测和猜度中脱身。奇怪。真正是奇怪。经易门从来不这样惊慌失惜的。他这人最大的本事就是遇事不慌。坚定不移。这个特点几乎是天生的。你很难看到他创新一个什么想法，甚至都很少从他嘴里听到什么陌生的新鲜的名词术语。他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不能说他天生就反感这些东西。他实在是没时间去玩弄它们。也付不起这个代价。十九岁那年，谭老先生就把谭家东西两大管事房之一的西管事房交给他主理。二十六岁那年，已主政谭家的谭先生又责成他协助父亲、因眼疾加重而不便管账的经老先生，副理东管事房。谭家门里姓谭的不姓谭的男女老少有几十上百口，谭家门外直接简接相关的店铺厂家有好几十家。这一切，都需要他这个二十多岁的人刀刀见血丝丝人扣地运作安排。一点不能差错。差错一点都没法交代。对于他，一个想法或某种做法，新不新，并不要紧，关键在实用。管用。自小就有的严格训练，加上天赋本能，使他对那些在实际操作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点子，极敏感极能心领神会。记得也特别牢。执行起来特别坚定。即便身处绝境也轻易不谈放弃，轻易不做妥协，更轻易地不让自己的情绪发生任何一点可让人觉察的波动。故而，三十三岁的他，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竟都显得那么老成。平静。让长者感到那么可信。可靠。如果一件事发展到了居然能让他发慌的程度，那肯定已经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什么事？忆萱想到这里，一口凉气丝丝地涌进心尖，腿脚也禁不住一阵阵发软，毛巾和茶杯差一点从手里滑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