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历史和现实共有着一个肚皮，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我厌倦了。
党委书记奚流同志叫我到他家里去一次。我真怕去。一看见他的妻子陈玉立，我就要想起那一段屈辱而痛苦的日子。
陈玉立在家。她的人和她的名字一样，亭亭玉立。虽然是五十岁的人，圆白脸上还没有几条皱纹。说话的声音也不老。我压抑住自己的不快向他们问了好。陈玉立立即送上了茶点，我碰也不想碰。
奚流拿出一本杂志递到我手里，叫我看看。我翻开目录，有我系教师许恒忠的一篇文章：《试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还有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游若水的一篇文章：《劫后余生》。许恒忠的文章我听他说起过，但没看。此刻也不想看。游若水的文章我倒很有兴趣，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总不至于说他自己也是“劫后余生”吧？我且看看。
“许恒忠发表文章的事，你知道吗？”奚流问。
“他跟我说过。”我回答。
“这么说是经过你们同意的了？”奚流不高兴了。
“总支没有研究过。有这个必要吗？”我仍然在看游若水的文章，真有趣。“百亩庭中半是苦，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用刘禹锡的这首《再游玄都观》来形容自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心情，真是煞费苦心了。刘禹锡在被贬了十四年之后，旧地重游，借题发挥，表明自己不怕政治压力的决心和勇气，对于以往所受的迫害，表现了愤慨和轻蔑。而游若水要表明什么？表明他也是一个刘禹锡吗？
“你这个系总支书记是怎么当的？这个关都把不好。”
听了奚流的这句话，我不得不放开游若水的文章，看着奚流。他一生气，脸就显得更长，更僵。我不说话。
“许恒忠有资格批判‘四人帮’吗？他自己就是‘四人帮’的爪牙，‘帮四人’！”奚流恨恨地说。
我立即记起了当年的一个场面：瘦得几乎要倒下来的奚流，弯腰站在台上挨斗，正在发言的是系里造反派教师许恒忠。我和陈玉立都挂着“奚流姘头”的牌子陪斗，我们的旁边站着奚流的病弱的老伴。可是，也就是这次会上，游若水“反戈一击”，成了学校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老干部，他是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那以后，他被“结合”到中文系革委会，做副主任，并且不断地“反戈一击”。
“他当年斗得我们好苦啊！我们家破人亡了。他对老干部有刻骨的仇恨。听说他是地主家庭出身？”陈玉立插了进来。
她的声音太脆了。脆得使人怀疑是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挨斗的时候，她可不是这样，她常常吓得发抖，讲不出话来。就是那次批斗大会上，她当场吓得瘫在地上——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许恒忠当众念了奚流写给她的情书！要知道她的丈夫、儿子都坐在台下，他们一直是支持她的，相信她是受了天大的冤枉。
这是怎样的一些情书哟！“我愿意像一条狗一样……”啊！我听不下去！我的头要炸了！我觉得似乎自己也被奚流变成了一条狗，完全丧失了人格。要不是奚流当众承认信是他写的，我一定会认为这是造谣、捏造。我印象中的奚流是一个艰苦朴素、品德高尚的长者。他有一副正经的面孔，走路的姿势都正直得没有一点弯曲。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我：“小孙呀，要好好改造世界观。你受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充满小资情调。这在阶级斗争中是危险的！”就是在他的教导下，我对自己头脑里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判。我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现身说法，说明十八九世纪外国文学对我的毒害：在阶级斗争中不坚定，是受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影响；几乎和一个右派分子谈恋爱。奚流听了我的自我批判，表扬我说：“孙悦本来像个男孩子，勇敢、乐观。可是读了资产阶级的小说，就变得感情脆弱了。今天检查得很好嘛！我相信她以后会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我听了眼泪直往外流，多好的领导啊！可是他却写了这样的信！这又是哪个阶级的情调呢？就在那次批判会以后，我给赵振环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再也不保奚流了。本来，我对面前挂的“奚流姘头”的牌子并不害怕，我相信总有一天，人间天上的风雨会洗去我满身的污水。可是自这一天以后，我完全失去了信心，污水里有油。
这次批判会以后，陈玉立的丈夫与她离了婚。奚流的老伴去世了。也真是家破人亡呀！可是——
“一切难道都要许恒忠负责吗？”我脱口而出，说出了这句话。
奚流的脸色变得多难看！他的两颗眼珠本来就十分突出，现在简直要跳出来！他一字一板地说：
“你把历史全忘了！可是那一段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忘了，我们就会重新失去一切！”
我忍不住争辩道：“我没忘，也不会忘。可是我不同意你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你们不公正。游若水前几年比许恒忠的权力大得多，作用也坏得多。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为什么你连检查也不让他作，就调他到党委办公室当主任呢？就因为他是老干部吗？而巨，你们对自己也是只记住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而要抹去和篡改对自己不利的历史。奚流同志，你也曾把别人搞得家破人亡啊！那时候，你的权力也比许恒忠大得多！”
我一口气说出了这许多话，连自己也感到吃惊。
“你这是指什么？”奚流严厉地问。陈玉立跟着重复了一遍。
我的心里立即闪出了几个人的形象。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小谢，归国华侨。就因为他母亲在国外开了一爿小店，奚流不让他出国探亲。鸣放时，他对奚流提了意见，就被打成了有派。他去劳教了许多年，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母亲。现在，他平反了，才把这一切向母亲公开。可是年老的母亲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疯了。至今还住在外国的医院里。我送他出国探亲的时候，他泣不成声啊！还有何荆夫，就是为了给这位同学鸣不平，也成了右派，被开除学籍。一想起这些，连我都感到自己有罪，为什么奚流反而无动于衷呢？但是，我什么话也不想对奚流说了。我只希望快点离开这里。我问奚流：“还有事吗？”
“你们以后一定要把好关。告诉许恒忠，以后他发表文章的时候，要向总支汇报。你们也可以告诉报刊编辑部，暂时不发表他的文章。”他说。
“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我说。
“你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这是为什么？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希望。我一恢复工作就把你从中学里调回来，让你负责一个系。想不到……”奚流看上去很沉痛，说不下去了。
陈玉立却又插了上来：“小孙，我们是患难之交了。我提醒你，有人说你的闲话呢！你和许恒忠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好，他的妻子刚死不久……”
“玉立！”奚流厉声制止了她。
我站起来走了。还没到下班时间，但我不想回系里去，想回家。走进职工宿舍的大门，就碰上了许恒忠。真巧。他手里拎了一串破鞋，大人的，孩子的。
“今天回来得早啊！”他先和我打招呼。
“出去吗？”我勉强站下来回答。
“鞋子都破了，又没钱买，只好拿去补补。”他把鞋子朝我扬扬，瘦削清秀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似苦笑，又似嘲笑。
我的心痛了一下。他和他的死去的妻子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共同学习了五年，以后又是同事。他的妻子临死的时候，叫他把我找到家里。她请求我看在她和他们的儿子小鲲的面上，原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所做的一切。我答应了，并保证尽量照顾小鲲。此刻，我好像又听到她的恳切的话语：“把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忘了吧，孙悦！”我定了定神，对站着等我回话的许恒忠说：“我在给小鲲做鞋子。就要好了。”我看见他的眼光闪了一下，立即又熄灭了。陈玉立的“提醒”又在我耳边响起，我马上离开了许恒忠，快步往家里走。
我拿出鞋底。两个月了，还有半只没纳完。小许鲲的脚趾已经露在外面了。父子两人六十元钱本该可以过，可是刚刚死了人，许恒忠还要负担岳父。
“咝——咝——”线绳穿过鞋底的声音单调而又有节奏，好像一只手指轻轻地、毫无变化地拨动着同一根琴弦，在人的心里挑起一种空寂而烦躁的情绪。
污水，污水，随便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污水。特别是女人。又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女人。
“哟！”我叫了一声，针扎进了手指。扎得很深。针眼处开始泛白，然后发紫，然后渗出血来。小小的、红红的血珠，凝在指尖上。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血，有神经，一受伤就流血，就痛。旧伤长好了，受到新伤时，还要流血，还要痛。流不尽的血，受不完的痛，直到死。
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不能给人看见。有人嗜血成性，专爱把别人伤口上的血拿去进行“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把人血化成污水，泼在地上……
我不应该回到C城大学来。在中学里教书不是很好吗？可是我还是回来了。我满以为经过那几年的教训，奚流会有所改变。想不到历史对于他只剩下三句话：“过去我有功。十年我有苦。现在我有权。”不错，他没有这样说，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表明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说那次批判会后我对他曾经失望过，那么，今天的失望就更大、更深了。他原有的那些长处：明智、能干、深入群众等，也都一起离开了他。那时他对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还是关心的，谁不说学校食堂办得好？可是现在，他只关心自己的权位。奚流的职位恢复了，可是奚流这个人却只恢复了一半，低级的、令人讨厌的一半。
我真想回到中学去，回到天真的孩子们中间去。
“咝——咝——”这单调的声音拉扯着我心头的千头万绪。针断了，我放下鞋底。
我本来不是这样多愁善感的人。我的确变了。这变化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我从来没有想过。想又有什么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人，还可能变回去吗？不可能了。可是，我这个样子还能做党总支书记？
“孙悦！孙悦！”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李宜宁来了。像一阵春风，李宜宁给我的房间带来了生气。她的圆胖脸上永远挂着孩子般的笑。一笑就露出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今天就穿了一件线色呢外套。但你从来不会觉得她俗气。
宜宁一进门，就搂住我的肩膀嘿嘿地笑：“你猜，你猜，我今天是干什么来的？”
我不猜。她走过去关上门问：“憾憾呢？”
“大概和同学玩去了吧！她怕家里冷清，总是不到吃饭的时候不回来。”我说。
“改变一下你们的生活吧，孩子也太可怜了。”宜宁说，她的眼圈也红了。真像个孩子。“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看！她马上又高兴了起来。
我冲她笑笑。
她不管我，向我介绍起那个对象来：某地一位很有名气的作家，五十八岁，从未结过婚，现在年龄大了，想在大学里找一个对象。两地不要紧，只要一结婚就可以调动。讲完，她睁着一对很美的杏仁眼看着我。
“噢！一个作家需要招聘一个主妇。招聘范围：全国单身的大学女教师。待遇：可以随意调动工作。你希望我踊跃应聘，是吗？”我开玩笑地说。但我知道，我现在可并不想开玩笑，只觉得心里难受。
宜宁的眼珠更圆了：“什么事一到你嘴里，味就变了。好事被你一说，也都一钱不值了。”
我怕她生气，就认真地对她说：“你不是不知道，我一向不接受别人的介绍。我觉得那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让人家挑选。”
“由你去挑选别人，还不成吗？”宜宁说。
“不。我也不愿意作买主。在爱情里，应该只有互相吸引，而不应有一丝一毫的买卖成分。”我回答。
“你说的那种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敢打赌，一百对夫妇中有九十五对是凑合。”宜宁说。
“是的。而且凑合被认为合理而幸福。但是，理想的爱情还是存在的。你不是还留了百分之五吗？”我回答。
“那你就说说你的理想吧！你告诉我，你爱的人在哪里，就是到天边，我也要把他找来。只要你能幸福……”
宜宁的眼圈又红了。她的这种性格与她的职业——中学政治教师多么不相称。我被“解放”以后，不愿在C城大学呆下去，就被分配在宜宁的学校里当语文教师。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那时候，我十分苦闷，常常一个人关在家里。她总是想办法把我拉出去。她的确给了我不少安慰。但是，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变得和她一样快活。我认为，这是因为她有一个平安而美满的小家庭。可是她不同意。她说：“这是因为我能够安于无风无浪而又无色无香的生活，从不去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以为我的心是石头的？我也知道太阳灼人，冰雪冻人，花是美的，鸟儿会飞的。可是我能够把自己对这一切的感觉的灵敏度降到最低、最低。”我说：“无论怎么降，你这个政治教师还能不感受到政治风雨的变幻吗？”她笑了：“我看政治课本就像看《毛线编织法》和《大众菜谱》一样。都是工具书。所以我可以不为之动情。你呀，太傻了！”
我承认自己太傻。我喜欢她，羡慕她，可就是学不了她。
“怎么，不愿意对我说心里话？”她笑嘻嘻地催我。
要不要把心里想的坦率地告诉她？不，我不想说。我相信宜宁不会取笑我。但她的嘴快，万一流传出去，难保不是又换来一盆污水。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懂得：最美好的感情还是锁在自己心底好。颠倒了的不可能马上颠倒过来。混淆了的，不可能马上径渭分明。况且，我是否能把自己的理想说得清楚，也实在没有把握。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好似一片东飘西荡的羽毛，要找一个依附，可又总是找不到。我盼望着有一天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突然抓住我，命令我：“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不要再飘来荡去了。”在梦境里，我曾经遇到过这只大手，然而，那是多么虚幻和模糊啊——
我莫名其妙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田野荒凉，道路泥泞，但又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等待过关。那关，也是只能感觉而看不见的。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不像人家搭帮结伙的，所以总被推来搡去，茫然不知所措。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一个大汉骑在马上一掠而过。我被淹没在烟尘里。突然有人喊那大汉：“XXX，孙悦在这里！”这一声喊，顿时使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时我才明白：他在这里等我作伴，我也正是来投奔他的。可是他是谁呢？“XXX”三个字实在没有听清啊！醒来，想了半天，越想越感到虚幻了。事实上，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我希望什么，等待什么。
把这些对宜宁说有什么意思？她会怀疑我发了神经病。所以，迟疑了半天，我还是对她摇摇头说：“想也没想过。”
宜宁的脸上掠过一层阴影。她叹了一口气：“你总认为我是一个浅薄的人，不能理解你。事实上，我完全理解。你需要的是精神支柱，是一个强有力的朋友。你希望他能支撑你，拉着你走过一切泥泞。你希望在他那里充分发挥你的长久被歪曲、被压抑的天性。我知道你是懂得爱的，你能够为这种爱牺牲自己。可是，现实中找不到值得你为之牺牲的对象。孙悦，我有时候真想为你痛哭啊！”
我一把抱住了宜宁。我的好朋友啊！
“那就让我等待吧！等待总比失望好。”我恳求她说。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等待是失望的同义语。永远等待就等于绝望。”
我们都不再说话。想转变一个话题。沉默良久，她拿起我纳的那只鞋底：“我看你是瞎操心，弄得不好人家会说闲话的，何苦！”
“闲话已经来了。”我从她手里接过鞋底，想用“咝——咝”声驱走不快。停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对她说：
“我何尝想管这些事。可是他的爱人是我的同学，人死了，托我照顾一下孩子。我能不管？再说，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的年月：被当做政治上不可接触的人。亲戚朋友不上门，熟人碰面不理睬。心里真难过啊！我再也不会这样对待别人了。有人说这是划不清界限。宜宁，你是搞哲学的，你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划出怎样的界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与犯了错误的同志的界线分明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呢？我们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还有，许恒忠的错误与游若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继续当官，一个人连发表文章的权利也不给呢？这公正吗？”
“这有什么稀奇？历来如此！只有你才爱为这抱不平。我才没有心思管这些事！不过，听你刚才的话，你似乎对许恒忠还有点好感，有可能吗？”说到这里，她的眉毛调皮地挑了两挑。
我扬起鞋底在她的胖脸上敲了一下：“你的这些怪想法再也不许对我讲。刚才还向我兜售那位作家，现在又想推销许恒忠了。对许恒忠要是能够产生爱情，还用你来多事吗？”她天真地笑了。
“你该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把过去的不幸和痛苦完全忘掉，重新生活。”宜宁诚挚地说。
“可是对于我，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和现实共有着一个肚皮，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这个肚皮甚至吞没了我的未来。宜宁，我真是说也说不清啊！我实在厌倦了。”
吃过晚饭，头痛欲裂，早早地睡了。刚要睡着，憾憾摇醒了我：“一个叔叔来找你。从来没来过的。”我不得不又穿起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来的是何荆夫。我这半辈子没有树立过什么私敌。但我想，何荆夫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仇恨我，轻视我。我对憾憾说：“到同学家里去看电视吧！”憾憾走了。何荆夫的两眼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他会哭吗？他从哪里来？遇到了什么事呢？
他注视着憾憾的背影，感叹地说：“孩子都这么大了！”然后，他向我伸出手：“没想到吧？”
我老老实实承认：“没想到。”
“其实天天都想到要来，天天都来不成。今天实在忍不住了。章元元同志去世了！我刚刚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他一边说，一边自己拉个凳子坐下。掏出了旱烟袋。第一次看见他吸旱烟袋，我心里多别扭啊！他好像要用这根旱烟袋来提醒我：“我们现在是不同的人了。把我推到那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上的，也有你。”我习惯性地拿出一个烟灰缸给他。他把它推开了。
他满脸忧戚。这是因为章元元的去世。我理解。
章元元是我们读大学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因为“包庇”“右派学生”，调到中学去了。游若水接替了她。在被章元元包庇的“右派学生”中，何荆夫是最突出的一个。奚流点名要把何荆夫划为右派分子，章元元无论如何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是我动员他们呜放的，现在又由我把他们打成右派，这不是故意陷害他们？再说，他们都是孩子。”奚流在党内公开了他与章元元的分歧，引起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自然是章元元失败。她被说成是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孵化右派，保护右派。她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接着就被调到附中去当副校长。几年前因病退休了。章元元对于何荆夫不亚于母亲对儿子。听说，何荆夫被遣送回乡的时候，章元元还去为他送行。何荆夫伏在章元元的肩上痛哭了。可是挨斗的时候他没有掉过泪。
我想去安慰何荆夫，可是我怎么能安慰他，又怎么配安慰他呢？我沉默着。
“你以为只是因为章元元同志爱护我，我才对她的去世特别悲痛吗？”他问我。
我流露了一丝一毫这样的意思吗？但我不想争辩。
“不是，我为我们党惋惜。多好的一个干部啊！她的价值不知要高出奚流多少倍。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所以，奚流官复原职，她却不能。这真是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了。”
为什么特地到我这里来比较奚流和章元元的价值呢？因为我是“保奚派”吗？我硬着头皮顶了他一句：“奚流有奚流的价值。”
他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磕，灰洒在地板上。我皱皱眉头，他意识到了，去找扫帚。我拿来一把扫帚，把灰扫净了。他抱歉地笑笑，接着说：
“是的，奚流曾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当年打仗他很勇敢。在五十、六十年代，他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干部，尽管他身上还有肮脏的一面，虚伪的一面。可是现在，他的价值只在于让人们看看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一个低级趣味的人，思想僵化的人，心胸狭隘的人。”
“他吃了那么多的苦，你总不能否认吧？”我争辩，不是为奚流，而是为自己。
“吃苦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吃苦可以提高一个人，也可以降低一个人。”他停顿下来，用一种异样眼光打量我，然后问：“难道你今天还像以前一样相信奚流？”
这分明是揭我的疮疤，虽然他的眼里充满迷惑和焦虑。我的脸发热。我大声地回答他：“对了。如果奚流该入地狱，我也和他入地狱。你是不是也要对我唱一段快板：‘竹板这么一敲，唱一支保奚调’？”
他愣了，半晌不说话，他不知道，那几年，几乎每天都有人对我这样唱，说我保奚流是为了乌纱帽。我转过脸不看他。我不能这样对待他，也不愿这样对待他啊！
“看来我是不该来的。打搅你了。”
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没有起身送他。
这一天夜里，我不停地流泪。往事历历，多么折磨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