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余子期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洞里。
到“三三四”号做了多少天居民了？他不记得。他只记得来的时候是春天，如今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经来临，这一切都由院中的落叶和夜间的秋凉告诉他了。本来，手表还能告诉他一个时间，使他感觉到日月的运转，时光的流逝。可是现在，他的手表坏了，完全停了。于是，一切对他都陷入停顿。
在这一段日子里，世界、中国、滨海、文协、以至他的家庭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他一点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他在提审室里和女儿晓京分别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过问过他。他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自然也没有人给他作时事报告，或者通点什么消息。
那么，这些日子里，他自己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不知道。除了一日三餐和一些临时的而又是单独的劳动以外，他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没有人叫他交代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了；没有人叫他读点什么书，他身边除了一本《最高指示》，什么书也没有；他是诗人，他是应该而且可以写诗的，可是，他的纸写“思想汇报”用完了。余子期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不停地想，无边无际地想。想自己的一生，想文化大革命，想自己当前的处境和以后的归宿，自然，还有自己死去的妻子和离别的女儿……可是慢慢地，连这些问题也想不下去了，因为提供给他继续想下去的材料实在太少了，几乎等于零。比如，他想到妻子：是谁处理的她的尸骨？是谁保管着她的骨灰？孩子是否懂得珍惜她的遗物？这一切都没有人告诉过他，他自然也无从想起。比如，他想到远在黑龙江的晓京；那里生活惯不惯？每月能挣多少钱，够不够维持吃穿？但是没有人告诉过他。他没有收到过晓京一封信，是孩子没有信来，还是来了信不准转给他？他不知道，也无从打听。他当然常常想到晓海，像柔顺的小鸟一样可爱的晓海。一个叫荣荣的姑娘陪着他，这荣荣是个什么样子？脾气好不好？和晓海合得来吗？季节冷暖变化的时候，谁又照管孩子的单衣棉衣啊？每逢节日假期，谁又帮助孩子驱赶无父母的孤寂呢？他不知道，也无从打听。于是，他的思想几乎也成了白茫茫的一片空地……
余子期完全被隔绝了。他被甩出时间之外，社会之外，落在一块了无生命的荒滩上。他比鲁滨逊还要孤独。鲁滨逊还有一个“星期五”，还会遇到野人的袭击，还需要为生存而战斗、而劳动。而他，却只有吃和睡。什么也不需要他，谁也不需要他。当然，他也接触几个人：看守人员，理发师。但是人家都不把他当做可以交谈的对象，而是把他当做凶恶而可怕的敌人，对他深怀戒备和敌意。
他盼望着，盼望着有一天有人来解答他的问题，使停顿了的时间重新走动……
又是一天早晨来到了。单调的送饭的手推车的车轮已经滚来过了一次，早饭吃过了，余子期又像往常一样在房间里坐一会，走一会。无论是坐还是走，他的眼前都是一堵白得耀眼的墙壁。“这墙壁是为了关押我这样的犯人才粉刷的吗？为什么呢？为什么连墙壁上的生活的痕迹也要刷去呢？”他盯着白墙想。总算发现了一个生命，在房间里陪伴他的生命！是一只蜜蜂。他走上前去，想们住它，它却嗡嗡一声飞去了，把头在四面的白墙上乱撞。他看着它，叹了口气。又坐了下来。突然，有一阵敲门的声音，同时听到了叫喊：“三三四号，提审！”
那年月，人们常常讲“特大喜讯”，今天，这“提审”二字对余子期才真正是一个特大的喜讯啊！只听到一声叫喊，他就毫不停顿，开了门，跟着看守走进了提审室。
等在提审室里的是余子期不认识的两个人：马大海和张巧娣。余子期愣了一下，因为他不知道这两个陌生人来提审他意味着什么？如果是外调，为什么向南和王友义没有陪着一道来呢？余子期疑疑惑惑地站在那里。
“你就是余子期吗？”马大海看了余子期一眼，语气严肃但还算温和地问了一句。
余子期点点头，仍然疑疑惑惑地站在那里。
“坐吧！”马大海朝旁边的一张凳子指了指。余子期坐下了，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陌生人。
“我们是进驻文协的工宣队，我叫马大海，她叫张巧娣。”马大海自我介绍说。
“工宣队？”余子期还不知道工宣队是个什么组织，不由得小声重复了一句。
马大海看看张巧娣，张巧娣明白了，这个人原来什么也不知道！她对余子期解释说：
“工宣队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年九月，党和毛主席派我们进驻到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
“噢！”余子期点点头，其实，他还是不明白，工宣队的进驻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毕竟第一次了解到外面发生了一个变化，看来是一个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使他的问题重新又有人过问了，这对他起码是一个好事。所以，他有点兴奋地说：“太好了！今天两位师傅来提审我什么问题呢？”
马大海又和张巧娣交换了一下眼色，张巧娣对他点点头，他才对余子期说：
“我们今天不是来提审的。我们是要了解一下你的问题审查过程，以及你自己有些什么想法。”
“我的问题审查过程？难道专案组没有向他们汇报过吗？这是不是又要从头来起呢？”余子期心里想。但是，他并不害怕这一点。“从头来起就从头来起吧！只要别忘记就好。”于是，他源源本本地把自己的全部经历和这次审查中他检查的所有问题说了一遍，也把他所以被隔离到这里来的原因，和他自己的看法说了一遍。在他说的过程中，马大海和张巧娣并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埋着头记。等他讲完了，马大海才合起笔记本，问他道：
“余子期，你认为，你的问题拖了这么久，原因在哪里呢？”
余子期感到惊异了。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这是组织和革命群众的事，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审查，我相信群众相信党。”
马大海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明显的微笑，但是立即又把笑容收回了。他仍然用严肃而温和的声调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回去研究以后再来找你。”说罢，他和张巧娣站起身要走。
余子期赶忙跟着站起来，热切地说了一声：“等一等，我有一个要求。”
马大海和张巧娣站住了，奇怪地望着他。余子期感到自己有些紧张和激动，但是他决心今天就提出自己的要求，不然的话，又要等到哪天呢？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过分激动，以免急不择言，说出不合适的话来。他有意把话说得很慢，以便说一句，想一句。他说：
“我在这里隔离已经几个月了。我感到最大的苦恼是离开了组织的教育，离开了革命群众的帮助，也不了解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这对我的思想改造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请求组织允许我回到文协‘牛棚’里去，去接受组织的审查和革命群众的批斗。”
马大海和张巧娣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仍旧由马大海回答说：“这我们回去研究，还要请示上级。”
余子期知道，他今天也只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了。他又提出一个要求说：“那么，在组织决定之前，可不可以给我带进一点学习材料呢？……”
这一点，张巧娣倒一口答应了。余子期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了解一点东西了。
马大海和张巧娣正要跨出审讯室的时候，余子期又叫了一声：“请等一等。”
张巧娣有点不耐烦地说：“又有什么事？”
余子期抬起右腕说：“我的手表不走了，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了！”
张巧娣的不耐烦的感情似乎立即消除了。她温和地对他说：“今天是十月十五日。”
马大海的眼睛在余子期身上停了几秒钟，把手伸出来说：“把你的手表拿给我看看，我也许能替你修好。”余子期就把手表交给他。马大海接过手表，打开表盖，也不知他是怎么弄的，三弄两弄弄好了。余子期又听见秒针的嘁嚓声，心里感到一阵喜悦：“时间呀，你又在我身边前进了吗？我的与世隔绝的状况就要结束了吗？”他满怀着这样的希望，走回“三三四”室，细细看着手表日历上是十月十五日，无限感慨地自语：“国庆已经过去十五天了！今年是建国二十周年的大庆啊！整整二十年了，我和如梅在天安门和老首长告别也整整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我对老首长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交出这样的答卷呢？”
又过了半个月，文协“牛棚”里传着一个消息：今天余子期要回到“牛棚”里来了。消息是贾羡竹偶然从“革命群众”那里听到的，是否可靠，谁也不能证实，但大家都希望这是真的。程思远还不声不响地为余子期腾出了一个抽屉。
这是真的。马大海已经派王友义和冯文峰到劳教所去办理手续，并且把余子期带回文协了。
那天，马大海和张巧娣从劳教所回来的路上，就讨论起余子期回“牛棚”的要求了。是张巧娣先开口的。她说：“师傅，今天我心里直有点‘那个’。”马大海笑笑说：“什么这个那个的？有话直说吧！”张巧娣不满地说：“我不知道文协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一个人关在这里几个月没人问，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这是防修反修？”马大海说：“恐怕不只一个文协是这样吧？这里关了不少人呢？说不定都和余子期一样。”“这样做是对党负责吗？”张巧娣咋呼一声说。马大海说：“你和我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得起党，对得起工人阶级的称号就行了。”巧娣压低了声音说：“现在我觉得向南、王友义有点道理。”马大海满意地看看自己的徒弟说：“我看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冯文峰的意见也不是代表他一个人。我们要把全部专案重新查一查，做到心里有数，不然，真不知道咱们会怎么出去呢！”张巧娣不服气地说：“我们执行党的政策，谁敢怎么样？”马大海无可奈何地说：“你呀，头脑里就是少根弦，只能弹出一个调门儿。我看呀，还是稳当点，先打个报告，要求把余子期放出去，其他的事嘛，慢慢来。”
他们回来以后，马上找来了游若冰，把意见和游若冰说了，叫他起草一个报告。马大海特地交代说：“你要写清楚，是为了加强对余子期的监督和批斗。把他关在那里倒叫他舒服了。”游若冰笑笑说：“对，对，应该这样。”报告写好后，马大海亲自把它送给段超群，当面作了一些说明。段超群这一向实在已经把余子期丢在脑后了。因为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文化局系统要产生代表，她正为这件事忙着呢！听了马大海的汇报和说明，也觉得有点道理，把余子期长期关着总不是办法，是应该拉出来批斗，肃清流毒。但是，她又提醒马大海说：“要防止余子期趁机翻案，问我们为什么把他关进去。还有，对余子期的审查一定要严格。先不要让他回家，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文协机关里吧！”马大海自然也同意，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余子期终于回到了他所向往住的“牛棚”，回到了他在“牛棚”里的“难友”中间。当余子期在王友义和冯文峰的押送下走进“牛棚”的时候，屋里的几个人都用眼睛向他打了个招呼，但是谁也没有说话。余子期倒是像看见久别的亲人一样，心里热乎乎的，眼睛亮晶晶地对每个同志行了个注目礼。等到王友义和冯文峰离开以后，他便走到每个同志身边，问好、打招呼。他对他们说：“我落后了。”时之壁笑笑说：“我们倒是学了不少东西。”说着，她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小册子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看过了吧？最新精神都在里面了。这一本就送给你吧！”余子期说了声“谢谢”，接了过来。贾羡竹畏畏缩缩地凑到余子期身边说：“老余，你显得老多了！”时之壁不满地看了贾羡竹一眼说：“你倒是越来越年轻漂亮了！”弄得贾羡竹满脸飞红。余子期连忙给贾羡竹解围说：“大概是老多了，这么多天，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了！”余子期说话的语调并不伤感，因为他回到自己向往的“牛棚”里来了，可是其他的人听起来，却感到一阵寒栗：“这么长时间，他被关在哪里啊！”可是谁也没有把问题说出来，他们不敢问，也不想问。反正那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不然的话，为什么余子期魁伟的身材瘦削了，红润的脸色苍白了，浓厚的黑发花白了呢？余子期感觉到大家都用一种同情而怜悯的目光观察着自己的面容，心里不觉又是一阵热乎乎：这“牛棚”里比“三三四”温暖得多了！
等见面的话说罢，程思远便悄悄地拉开为余子期腾出的抽屉说：“你的东西就放在这里吧！”余子期往抽屉里看看，里面已经放了几本学习文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里边已经有了，还有一本工作手册，余子期拿过来翻翻，是程思远的笔记，记的是文协这几个月的运动情况。余子期明白了朋友的心意，感激地对程思远深深地点点头。
余子期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了。下班以前，他就阅读完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还有程思远的那本记录本，等到大家都下班回家了，他就走出“牛棚”，到院子里去走走，看看了。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冯文峰写的那组大字报还贴在那里。余子期一看题目就很感兴趣。但是他想，也许这是不该看的吧？可是刚刚离开两步，他又回来了：“既然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又没有撕掉，那就不是机密，我还是要看看，了解了解情况嘛！”于是，他又回来站在大字报前看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看完，就有一双手，上前来撕那大字报，他回头一看，是向南。他没有对她说话，因为大字报已经告诉他，向南有“保”他的嫌疑了。自己本来和这位年轻的同志没有任何私人交往，为什么要牵累人家呢？所以，他马上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大字报，由向南去撕。门房老陈过来对向南说：“小向啊，这是贴你的大字报，你撕了人家不讲你吗？”向南说：“早就该撕掉了，专案组内部的争论让专案对象知道了，以后工作还怎么做啊？”
向南撕完了大字报，在隔离室找到余子期说：“余子期，马师傅叫我对你说：你可以给孩子写信告诉她们你在这里，让小女儿把你的冬衣送来。另外，要买点什么日用品，可以上街，但不得走远。”说完，转身就走了。向南的这个通知，又给余子期带来一阵欢喜，因为他又获得了给孩子写信的自由，这个自由对他是多么宝贵啊！今天晚上他就要写信给两个女儿，告诉她们：“爸爸现在离开你们近一点了。”但是当他拔出钢笔要写信的时候，他才发现，没有信纸，也没有信封。他走到门房间，找到老陈：
“老陈呀，给我两张纸、一个信封吧，我要给女儿写封信，告诉她们我出来了。”
“我是个不动笔的人，哪有纸呀！”老陈一边回答着，一边却在四处翻找着。“这里有两张过去《滨海文艺》印坏的稿纸，翻过来写吧。信封吗？我给你做一个。”说着，他找到一个旧信封，用剪刀剪开，翻过来重新折叠，粘好，得意地交给余子期：“不错吧？照样能寄到。”
余子期接过废稿纸和信封走回隔离室，他把两张废稿纸摊在面前，又一次拨出钢笔，抖抖索索地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晓海，我的好孩子。”正要往下写，一滴眼泪落在信纸上，把孩子两个字弄湿了，模糊了。他在心里责备自己：“哭什么呢？这也是乐极生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