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弟：

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你的来信又是那么简略，真不知你过得怎样。如卉好吗？你好久没有提到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闹矛盾了？望下次来信告知。

文弟，我和超群发生了分歧，原因是我“右倾”了。我似乎也只好承认，我“右倾”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打倒我的专案对象余子期。我同情他，尊敬他，还常常要为他辩护。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想不清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和“右倾”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和你都是在不断地反右斗争中长大的。从我开始懂得政治的时候起，我就害怕“右”这个字眼了。“右”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一九五七年，我还只是刚刚跨进校门的大学生，便参加了反右斗争。我们的一个老同学何思捷被打成右派。他被开除了学籍，劳动教养去了。记得他临走的时候，曾经找我告别。我对他说：“你本来是一个有才干、肯学习的青年，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真为你惋惜！”他说：“我不为自己惋惜。你多珍重吧。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右’的！”

是的，我也相信，我永远不会“右”的。甚至向“右”边倾一倾，我也是不干的。

我踏上社会，进入了文艺界，也是在反对右倾，批判修正主义的高潮中。我懂得了，不但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斗争，还要批判一切过去的封、资、修的文艺和文化。我坚决地举着批判的旗帜。我是不会投降的，我是不会右倾的。

我们的家乡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你妈妈在这期间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我不相信，死也不相信。我认为这是敌人在趁机造谣，想砍掉三面红旗。我和你一起回到家乡，到了你家里。我们一起吃胡萝卜，没见一粒粮。你爸爸端着饭碗淌眼泪，对我说：“孩子，真对不起你！”我笑哈哈地对他说：“表舅，你别难过，我喜欢吃胡萝卜。”我看见你爸爸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心里不觉一阵难过。可是立即批评自己的“小资情调”，脸上又挂上了笑容。我保卫了三面红旗，我没有右倾。我庆幸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竟然如此坚定。

文化大革命给我上了新的一课。开始的时候，毛孩子们说滨海市委有问题，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不是右派言论吗？我和机关里大部分同志一起到街上去和这些毛孩子辩论。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一个小男孩抓住了我。他的旧军装拖到膝盖，一张圆乎乎的胖脸充满稚气。他对我的发言是那么愤慨！他问我：“你是什么出身？属于哪个阶级？为什么包庇黑市委！”一下子，一群孩子一起把我围住了。幸亏王友义一把拖住我冲出了重围。这以后，许多事情使我明白了过来：革命在深入，形势在发展。“左”和“右”的含义不同了。今天的左派，就是要造反，要炮轰各级党组织。

我向小将们学习，起来造反了。我批判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教育路线，批判别人，也清算自己。我像避免瘟疫一样提防着自己脑子里的沉渣泛起。我觉得，这一次，我获得了对“右倾”的终身免疫力。

可是现在，我还是“右倾”了。这叫我怎么说得清？

当超群把余子期的专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多么兴奋！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并不熟悉余子期。他虽然是我们的一个领导，可是长期在外地深入生活，偶尔回到滨海，也不过是在会上和我们见面。除了他的诗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外，对于他，我真是一无了解。因此，我可以毫无私心地去进行这项革命工作。

我对他持有高度的警惕。因为我是那么相信他必定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我严厉地命令他交代自己的全部问题。每一次和他谈话前，我都仔细地设想，他会耍什么花招？又该怎么对付？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我的紧张真可以和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相比！我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神经，不漏掉他的一句话。甚至对他的一个手势和眼神，我都要反复研究和推敲，以便从中找出矛盾，发现问题。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头脑里的“弦”慢慢地松了。因为拨拉来拨拉去，那些怀疑的问题一个个被否定了。我逐渐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坦率而又真诚的人。他不怕在群众面前摊开自己的一切，他的交代没有丝毫被迫的成分。他像对亲人和朋友倾吐心曲一样摆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是那么相信：党会了解他的。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就解除思想武装。王友义也时时提醒我，“没有查出问题，不一定就没有问题。还是慎重一点好。”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我们再查，给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叫他交代。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的看法终于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我到“牛棚”去取他的交代材料，看见他正在偷偷地看着什么，并往自己的小本上抄摘。我悄悄往他身后一站，竟是一张传单！我正想伸手去拿，却被他发现了，他连忙把传单攥在手里。我怀疑他在捣鬼！我厉声地叫他：“你出来！”我把手伸出来说：“把传单交出来！”他迟疑了一下，摊开了手。我拿过传单一看，是去年冬天红卫兵中流传的一张传单，传的是一位部队老同志的讲话。这位老同志批评红卫兵不讲政策，劝告小将注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哪怕错误只有百分之一，不加注意，任其发展，对革命事业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他教训那些红卫兵说：“小娃子呀，要说造反，我们才真是老造反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小造反要打倒我们这些老造反？”我当时就不同意这个讲话的精神。我认为现在不是大讲百分之一的时候，这只能给革命的群众运动泼冷水，加阻力！敌人会利用这个讲话的！余子期为什么现在对这个讲话发生兴趣？是不是他也想利用这个讲话呢？于是我问他：“这张传单是谁给你的？”

他摇摇头说：“是打扫院子时偶然拾到的。”

我冷笑一声说：“阶级斗争中没有什么偶然！就算你是拾到的，为什么这么感兴趣？这也是偶然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忧伤地看着我。过了一会，他突然问：“小向同志，你今年才二十几岁吧？”

我马上反问：“什么意思？二十几岁的人无权审查你吗？”

他又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恐怕并不了解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吧！”

我的脸涨红了，挖苦地对他说：“当然不如你。可是要是听你这个党组成员、大诗人的话，我怕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党内斗争的！你还是说说为什么对这份传单感兴趣吧！”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党教导我们，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尊敬这位首长，信赖他，同意他的意见。”

“什么意见？指责红卫兵运动吗？”我厉声地说。

“不！向南同志，你不了解他！”他争辩说。

“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现在跟不上形势，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我振振有词。

“不对，向南同志，你错了！”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了嗓门。“我了解他。他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你知道不知道，他曾经为革命献出了什么？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啊！他的最疼爱的小儿子，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而且是为了掩护我！”说到这里，他拉拉自己身上那件旧羊皮大衣，深情地说：“这就是他的小儿子的遗物，他那时候送给我的。我穿了多少年了。我永远忘不了他给我的教育。是他教我读书识字，是他教我懂得革命，是他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战士、诗人！”他还突然提高声音，直冲着我问：“向南同志，你也是党培养的吧？在你的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指导者、领路人吧！党，就是由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啊！把这些人都打倒，那么，我们的党呢？我们的党呢？”

“我——？”说真的，文弟，我一下子语塞了。因为这些问题正是我当初和小将辩论时提出的问题啊！我以为已经解决了，彻底解决了。可是今天，这件事情震动了我，也使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不能不在内心承认：他是对的。于是，在中央提出“三结合”的时候，我提出“解放”他，“结合”他，我认为他正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

然而，超群反对，我受了批判……

我曾经承认，是我“右倾”。我曾经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再不“右”了。可是最近，在他的妻子被迫自杀，女儿到黑龙江插队落户以后，我又动摇了。事实是必须尊重的。因为我毕竟不是被骑士小说弄得神经错乱的堂·吉诃德呀！我有正常的感觉和思想，看清了自己面对的是风车不是凶恶的敌人。这时候再龇牙咧嘴地大杀大砍，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文弟，我不明白，对一个干部审查清楚了，证明他是一个好人，这有什么不好？可是超群和冯文峰他们好像是不甘心，他们怀疑我的工作。

我很想听从他们。但是，对余子期的深切同情已经在我思想上完全占了上风。我在他面前再也摆不出一副审查者的面孔了。我该怎么办？辞去专案组组长的职务，行不行？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我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动摇、退却？以至落荒、逃跑了呢？

心里真乱啊！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文弟，你比我冷静，帮帮我吧！我等着你的信。

南一九六八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