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向南找段超群开了个证明，就和王友义一起到劳教所去了。劳教所里关的都是问题严重的审查对象，规矩极严，就是专案人员，也必需两个人同来，才能和对象接触的。向南和王友义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心情不免有点紧张。进门办了登记手续，便被带到一个房间里等着。
余子期被一个人带了进来。好像进行什么交割手续一样，那人指着余子期问向南他们：“是这个人吧？”向南点点头，那人才走出去，并且关上了房门。
余子期刚刚在这里住了两天，已经是眼圈发黑，面颊下陷了。前天，他刚刚上了吉普车就被戴上了手铐，这是向南没有看见的。没有说明原因，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被逮捕了。这叫余子期多么震惊！他要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坐牢吗？果然，他从吉普车的浑浊的镜子里看到门口挂着“滨海劳教所”的牌子。他被分配在三楼尽头的一间屋子里，屋子的号码是“334”，于是他的名字也就变成了“334”。“这算什么？这不是国民党特务的做法吗？我这个共产党员怎么竟成为无产阶级监狱里的一个犯人呢？”余子期不能不产生一系列问题。
当天夜里，他没有睡，也睡不着。他想，向南他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变化告诉他家里的人吗？如梅她们知道了又该多么担心！不应该告诉她们！就让她们以为自己还在文协机关里住着吧！等自己出去了再告诉她们也不迟。他想找个人关照一下，不要把他被抓到这里来的事通知家属，可是，关照谁呢？周围没有一个人。忽然，他听到一阵车轱辘响，心里高兴了一下，有人来了嘛！可是车轱辘的声音响响停停，停停响响。他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一个小时之后，才听见响声来到自己门口，同时听到一声喊：“三百三十四号，领饭！”他愣了一下：“是叫我吗？不错，昨天已经交代过了；我是三三四号。”于是他答应了一声，前去开门。一个人把一份简单的饭食递给了他，叮嘱他：“吃完把碗放着。”说罢，就要离开。余子期连忙放下饭食叫道：“同志，我可以给机关打个电话吗？”那人奇怪地看着他：“他们没有把这里的规矩告诉你？”
“我有急事想和单位里联系，怎么办呢？”余子期间。
“你写个条子，交给看守。”那人说着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你以为这是招待所？”
余子期写了一个字条：“请不要把我的新住址告诉家属。”交给看守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句：“谢谢你，今天就转给我的专案组。”看守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两天，余子期真是度日如年啊！今天听到有人喊：“三三四！提审！”的时候，他开始对“提审”两个字不习惯，可是一想到毕竟有人来问问自己的事，自己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就有点高兴起来了。他一看见来的是向南和王友义，就更高兴了，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专案人员还比较讲道理。在他们面前，他可以讲真话。他没等招呼，就在一个方凳上坐下来，急急地问：
“你们没有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我家里吧？”
向南和王友义互相看了一眼，对余子期摇摇头。
“那就不要告诉她们了吧！不要让她们为我担心了吧！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余子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神色。
向南和王友义又互相看了一眼。只听余子期又说：
“听说你们今天来提审我。我欢迎提审！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一个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罪犯是痛苦的。请提审吧！”
余子期一面说，一面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准备作记录。
向南和王友义仍然不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本来，今天这场谈话应当怎么进行，他们在路上已经商量好了。王友义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青年诗人。对于余子期的遭遇，他和向南一样充满同情。因此，他对向南说：“不能一下子把消息告诉他，先谈谈形势吧。告诉他当前形势大好，要朝前看，振作精神。然后慢慢告诉他。”向南点头同意说：“你看他会不会和妻子走同样的路？听说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好。”王友义说：“不会吧？余子期的性格比较开朗。不过我们还是把工作做细致点好。”总之，准备得够细致的了。可是现在一见到余子期，准备好的一切一下子都冲跑了。他们感受到余子期对妻子的感情，又怎么忍心对他兜头浇下一盆冷水啊！所以，向南为难地看着余子期，王友义则不时回避余子期的目光，把脸转向窗外。
余子期感到了他们不正常的神态，便合上笔记本问：“今天不是来提审我的吗？”
向南朝他摇摇头。王友义温和地说了一句话：“今天就是来看看你，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余子期不相信他们是来看看他的。但是自己是阶下囚，人家不提，又怎么好问？他只能等着。
向南感到一阵燥热，她向房子四面看看，原来窗子全部关着。她把窗子打开，站在窗口向外面望过去。院子里倒也长了不少树木花草。眼下正是万物向上的季节，可是，这里的树，并不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树叶子密密层层，勾肩搭臂地遮盖着天空，叫人看了倍觉沉闷。窗子外面是一块二尺见方的小花圃，种的是鬼脸花。向南最不喜欢这种花了，它的颜色那么艳，艳得叫人觉得它是专门用娇艳的颜色装扮了鬼脸来骗人的。看吧，它们现在一个个挑着两道紫色的眉毛，闪着褐色的眼睛，摇着黄色的面孔，骗人说：“我是蝴蝶，美丽的蝴蝶！”向南实在不愿看这些鬼脸了。她把眼光收回，收到窗子两旁的墙壁上，疙疙瘩瘩的墙上爬了两棵迎春花，树藤那么细柔，歪歪扭扭的挺不起身，花呢，又小又黄，像个病人。简直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唉！一切都叫人心烦！向南不得不关上窗子，离开窗口，重新在余子期面前坐下来。
余子期已经有些不祥的预感了。一年多来，他和向南接触的过程中，了解了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坦率、急躁。开始，他真受不了她那种火辣辣的问话。可是慢慢地，她似乎了解了他，这样的问话也就少了。他对她也开始有了一点好感。今天为什么她这么吞吞吐吐？莫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他忍不住要试探一下了。他努力捕捉向南和王友义的眼光，低声地问：“我家里的人都好吗？”
王友义似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没有什么。”
可是几乎在同时，向南也脱口而出：“你爱人——”她说了半句，马上收住口。
余子期吃惊了。向南和王友义也被自己弄得不知所措。倒还是余子期首先镇定了自己，他诚恳地对向南、王友又说：“有什么事，你们就直说吧！我受得了。”
向南看看王友义。她对他皱皱眉头，咬咬下唇，王友义知道，这表明她下了个什么决心，便静静地看着她。只见她把头慢慢转过来，正对着余子期，两眼盯住余子期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你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今天，你面临一个新的考验。你的妻子，柳如梅，死了。”
余子期的眉毛急促地跳了几下，嘴角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身体在凳子上摇了摇。王友义站起来想走过去，但是，余子期立即用坚固的牙齿咬住发颤的嘴唇，仍然直挺挺地坐稳了。王友义重又坐下，嘴张了几张，才挤出了几个字：“你要冷静。”
余子期好像没有听见王友义的话。他的眼睛直直地朝前看着，眼光好像越过王友义和向南，透过墙壁，穿过院落。他在看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向南和王友义都猜不透。停了很久很久，余子期才开口说一句话：
“她是不会死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余子期并没有把目光收回来，他似乎不希望听到回答，只不过是把心里想到的一个意思说出来罢了。
尽管这样，向南和王友义还是向他点点头。他似乎感觉到了他们的回答，便又说了一句话：
“她是坚强的。”
余子期的目光仍然望着远方。但他还是感觉到了向南和王友义对他的点头回答。他又咬住自己的嘴唇了。突然，他把目光从远方收回，直对着向南和王友义的脸，像是要对他们喷出火来。他的嘴唇急促地颤动着，张了几张，才像开闸的洪水一样迸发出话来：
“那么，你们老老实实告诉我，如梅是怎么死的？她没有病，她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突然死去？一定是有人害她通她，你们对我说真话！说真话！”
这时候，两行热泪才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
王友义张嘴想说什么，向南用眼色制止了他。她怕王友义再说些无用的安慰话。她要对他说实话。她相信，他自己会分析这一切，比她的分析清楚得多。她用明确的语言，低沉的语调，把她从几个人那里听到的柳如梅跳楼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她对余子期说：“你应该坚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余子期挺直了身体坐着，一动不动地听着。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膝上，微微颤抖。泪，不住地流，顺着面颊，滴在衣襟上、手上、膝上。但是没有哭声，没有抽泣，没有一点声音。等到向南讲完，他才擦擦眼泪，站起身，走到向南刚刚站过的窗前，隔着玻璃向外面望去。良久，才低声地问了一句：“孩子们呢？”眼睛依然望着窗外。
段超群曾经告诉向南，余子期的孩子立场十分坚定，对于母亲的死不掉一滴眼泪，还表示要坚决和“叛党分子”划清界线。这是真的吗？她很后悔昨晚没有向游云多打听一些情况。现在，她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孩子们还好。组织和同志们会照顾她们的。”她一面讲，一面心里想：“应该设法打听一下孩子们的情况。”
到这时，屋子里三个人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向南和王友义都觉得，该走了。他们无法安慰余子期，还是让他一个人去痛痛快快哭一场吧！王友义首先站起来，走出去，他要去通知看守人员来把余子期带走，同时交代一下要注意余子期的动静，防止发生意外。
在余子期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门口的时候，向南突然叫住了他，激动地说：
“余子期，你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糊涂啊！你有孩子，你懂不懂？一切问题都会弄清楚的，你要有信心啊！”
余子期低声地回答说：“谢谢同志们。我挺得住。”
从劳教所回来，向南和王友义立即向段超群汇报：余子期表现还好。关于揭发柳如梅的事，他答应想一想，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从段超群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冯文峰，冯文峰酸不酸苦不苦地说：“去完成重大使命了？”向南和王友义都没有回答。冯文峰似乎还不甘心，便又挖苦说：“怎么样？二位没有一掬同情之泪吧？”向南忍不住顶他一句说：“我们陪着余子期痛哭流涕了，你再写个小条子或者大字报吧！”冯文峰瞠目结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等脑子转过弯来，向南他们已经下楼了。他不由得愤愤地骂了一句：“两个新老保！”
余子期回到自己的“三三四”就失声痛哭了。几天来接二连三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实在叫他难以忍受啊！如梅，和自己做了二十年夫妻的如梅，就这么和自己永别了。他和她几个月以前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那一天，他被“勒令”回家取被子衣物住到机关里。柳如梅很快给他收拾好一切，温柔而平静地对他说：“不要挂牵家，都有我呢！”他要走了，突然想起来：“不知要几个月才能回来，我身上没有你的照片，把那一张你最早送给我的照片给我带着吧！”她立即开了抽屉，拿出一个皮夹，从里面找出了那张照片，交给他。他朝发黄的照片看了一眼，又看看她，把照片装进一本语录本的塑料封皮里。她接过语录本，替他装进上衣的口袋里，提醒他说：“换衣服的时候，别忘记把语录本掏出来，不然……”他笑笑：“我懂！”她送他下了楼，一前一后地走出公寓大门。他们在公寓门口一起站住，互相深深地看了一眼，分手了，就像当年从延安上前线一样的分别。
这竟是诀别！诀别啊！现在，他的手举到胸前那个装着语录本的口袋上，慢慢地掏出语录本，从中抽出那张照片。可是还没等他看上一眼，就听到门外一声叫喊：“三三四！今天该你劳动！”他赶紧把照片重新装进语录本，擦把脸走了出来。一个看守冷冷地看看他发红的眼睛，鼻子里哼一声，把手一招，叫他跟着走。他被带进一间小小的理发室，看守命令他：“把这里的头发扫干净，门窗擦干净。”他点点头，默默地做起来。
他把头发扫在一起了。他第一次发现人们的头发竟是这么不同！颜色、粗细、软硬都不一样。他看着这些头发，想象着关在这里的都是什么人：“花白头发最多，说明这里关着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人；这一堆银丝一样的白发该是什么人的呢？看样子这人该有七十岁了；还有不少长长的花白头发，显然是女同志的。少数粗黑的短发，大概是一些年轻人的了。这些人都是为什么关到这里来的呢？关了多久呢……”他想象不出来，也想象不下去。因为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会不会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被冤枉的人？那么这种冤枉又说明了什么？！这个念头没有在他的脑子里停留多久，看守催促他快点干，吃饭的时候到了。他麻利地擦好门窗，跟着看守回到自己房间，一堆乱麻一样的头发，从此留在他脑子里，再也赶不走，理不清了。
又一天过去了，黑夜再次降临。整个楼里更是死一般的沉静。人们是睡了吗？余子期不知道。但是他没有睡，一点睡意也没有。他再次拿出那张发黄的照片，凑近窗口看一会儿。窗外的灯光是黄的，照片也是黄的，看不真切。但是如梅的年轻的容貌已经活跃在他眼前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她的清脆的歌声：“哎呀来——”
“这歌声就是我和她的媒灼。”他想起了他和她的初次见面。那是延安的一次中秋节军民联欢会上。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大方方地走到大家面前，微微一笑，亮起嗓子唱起山歌。她的歌喉响亮，但不够柔润，而且因为没有训练过，有时有点离板。但是她的翩翩风度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她长得那么美！白里透红的方脸，明亮而沉静的长眼，光彩照人。一首歌没听完，”他就耐不住向旁边的同志们询问：她是谁？干什么工作？有爱人吗？仅仅过了两天，他就把她的一切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向同志们宣布：“我爱上了柳如梅。我一定要娶她做妻子。”有同志和他开玩笑：“你这是野地里烤火一面热呀！”他却认真地回答：“你们不相信吗？你们看吧，我的妻子如果不是柳如梅，我就把余子期三个字颠倒过来写！”不知是谁把他的誓言传到了柳如梅的耳朵里。柳如梅竟然很喜欢他的誓言，找了个借口来看看这个余子期。于是他们恋爱了。
他又拿起那张照片看了看：“这照片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送给我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他约她到自己居住的窑洞里。同住的同志们一见她来，一个个笑嘻嘻地走了出去，他和她坐在一盏油灯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觉得她的脸在油灯的映照下更美了。“你能天天来看我就好了。”他深情地对她说。“几里路呢！工作又忙，哪能天天来呢？”她低着头回答他。“给我一张照片，不行吗？”他热切地要求她。于是她拿出了这张照片。他要她在照片上写几个字。她拿着笔凝思了一会儿，噗哧笑了起来。她问他：“余子期三个字是颠倒着写呢，还是——？”他两眼直直地盯着她说：“随便你。”她抿嘴笑笑，写上了：“余子期同志留念”几个字。余子期三个字写得恭恭正正，没有颠倒！于是，他拥抱了她，叫了她一声“亲爱的如梅。”从那以后，这张照片就没有离开过他。
“亲爱的如梅”终于做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妈妈。晓京诞生的那一天，他到医院里去看她。他们一起端详着婴儿的小脸。婴儿的小嘴一动，她突然哭了起来，她把脸靠在襁褓上哭了。同产房的几个女同志都惊奇地看着他们。一个年纪大的产妇责备他说：“你惹她了吗？”他对这位女同志幸福地笑笑：“不，不，我自己也直想掉眼泪啊！我们做了爸爸、妈妈。”如梅抬头看了那位女同志一眼，笑了，但眼泪却流得更欢。
“她多么辛苦啊！结婚多少年来，我在外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承担起来了。特别是生了晓海以后——”
生晓海的时候他不在滨海。他有要紧的事赶不回来。她安慰他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妈妈了。”他要她孩子一落地就打电报告诉他：是男是女？像谁？可是，她没有给他拍电报。孩子降生三天后，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永远使他难忘的信。那是用文字和图画组成的信。为了使他明白新生的女儿多么像他，她在信上画出了小女儿的形象，他一看就知道：“像我！像我！”为了让他相信她生活得很有条理，很愉快，她在信上画出了为了适应新生活房间布置上的变动。晓京的小床放在哪里，自己的床头增加了什么，而且没有忘记画上床头柜上他和她的结婚照片。这幅画很不高明，没有什么立体感。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却是立体的、活动的、充满生气的。当时，他曾把这封信拿出来向同志们夸耀：“看，我老婆写给我的信！”打那以后，他也常常给她和女儿们写这样的信了。可惜这些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抄去了。
于是，他的思路又跳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们都受到冲击，但是他们的家庭仍然是充满生气的，因为他和她互相鼓励和支持。一九六七年底那一段时间里，他常常被拉去游街。为了不使她担惊受怕，他每一次都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回到家里。她也从来不问他什么。可是每次他游街回来，他都能吃到特别好的饭菜，洗澡水也总是烧好了等在那里。她什么都知道啊！有一个星期天，他又被拉去装在一部卡车上游街了。而且就在长江路上，从他家门口经过。他的头一直被人按着。卡车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忍不住猛然抬头朝自家的窗口看看。他的头立即又被接了下去，什么也没看见。他希望她不知道这件事。天黑透了，他才回到家里，路上还特地买了一大包苹果带回去。他告诉她，今天文协开会，所以回来迟了。她仍然是什么话也没说，但是却立即在他面前放了一套干净衣服，叫他把身上的衣服换下。他脱下身上的衣服一看，背后粘满了浆糊，造反派把标语贴在他的背上了。他朝她笑笑，她也朝他笑笑。不懂事的晓海跳过来抱住他的膝弯，带着哭脸说：“爸爸，我和妈妈看见他们打你了，痛吗？”他几乎掉下眼泪，但是她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上住了他的泪。
“如梅，你真像一枝傲霜斗雪的腊梅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他想到这里，忍不住失声哭了。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梅不在了。他把和她共同生活的二十年岁月前前后后想了一遍，他觉得她没有死，不会死，也不能死。他想起他与她恋爱的那些日子，他不相信：这样年轻而又朝气勃勃的如梅死了？他想起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和老首长告别的情景，他不相信，这样热爱革命和生活的如梅死了！他想起他和她一起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的情景，他不相信，这样坚韧沉静的如梅死了！不！不！他不信！他不信啊！
然而，这是确实的，王友义和向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她死了。
那末，她是为什么死的？向南和王友义都没说。只是说，她是抱着他的长诗稿跳下楼的。那末，是为了他的长诗吗？不，他想不通。这是确实的：她是把他的全部作品当做他的生命的一部分热爱着的。他的全部诗作，署名只是余子期。可是哪一首哪一行没有妻子的热情贯注呢？她是他的读者、评论者，更是共同创作者。可是，为了这些，她必须死吗？不！不！为了这，她更不该死，不能死啊！
然而，这是确实的，她死了。她抱着《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手稿死了，她的血流在手稿上。这又是为什么？
不对！不对！那只铁箱子里不只有手稿，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老首长的那些信！向南为什么没有提起这些信？难道事情出在这些信上面？向南和王友义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问呢？
都是问题啊！余子期迄今为止的生活和斗争的经历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有谁能回答？党，只有党。他，一个贫苦农民的遗腹于，十五岁投身到党的怀抱里，他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他安排的。今天，他多么想和党和毛主席面对面地谈一谈啊！然而，他的周围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夜间是不许开灯的，他的眼前黑乎乎，只有手里的香烟发出一明一灭的小火。这可怜的小火，使他想起延安窑洞里的灯光，滨海马路上的路灯，还有高悬中天的太阳和月亮。他怀念灯光，怀念光明。
夜，终于过去了。天亮了。他拿出纸和笔，飞快地写起来。痛苦是要倾吐的。他有满腔的痛苦要倾吐啊！要写“思想汇报”吗？这就是他的“思想汇报”。他不知道什么人看他的“思想汇报”，但是他自己心里这样想：我是写给党的。
他写得很快，很快。可是当他签上自己名字的时候，一个问题闪了出来：这能到党手里吗？他摇摇头。于是他又把刚刚写好的几张纸揉成一团，压在枕头底下。
“但是，我要求看看孩子。”他最后这样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