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十年前那场大蝗灾我比当时亲身与蝗虫搏斗的人知道得还要多，我既相信科学，又迷信鬼神，既相信史志，又迷恋传说，因为下午三点我要乘车赶回高密东北乡，时间紧张，我说，老大爷，下午我就回去，您有事吗？老头说，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的骨灰盒带回去，可惜还死不了。我说光知道您是高密东北乡，可不知道您是哪个村的？流沙口子！哎哟哟，流沙口子，就在河北边，离我们村一里路吆！可我从来也没听说流沙口子村有您这么个人啊！五十年啦，从没回去过，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流浪出来时十五岁，恍恍惚惚地记着你们村里有两座庙，村东一座蜡庙，村西一座刘猛将军庙。

再见，大爷！我着急着要去农业科学院蝗虫研究所，与老头儿告别。老头儿说：其实呢，你回去不回去都一样，这是神虫，人是无法治它的，再有四十天，它们就会飞到城里来，你用不着大老远的跑回去看它们。

蝗虫研究所的值班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他说，所里的研究人员已经连夜赶到高密东北乡去了，同志，你晚了！

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我在门口的科普书店买了一本《蝗虫》，一边翻看着书里的彩色插图，一边走进食品店，为我儿子买了四盒葱味饼干用胳肢窝夹着，翻着书我匆匆穿过斑马线，一阵嘎嘎吱吱的刹车声，我抬头看到几乎撞到我髋骨上的军用吉普车，一颗年轻的愤怒的头颅从车窗里伸出来，他骂我是只土蚂蚱，他说碾死你这只土蚂蚱，我对着他点头哈腰，想着蚂蚱就是蝗虫蝗虫就是蚂蚱，我想起昨天夜里与银发教授在绿躺椅上打架的那个女学生去年春天一个风光妩媚的日子里换上了短袖衬衣，她的胳膊肌肤细腻，牛痘的疤痕像两片鲜红的鲤鱼鳞嵌在她嫩藕般的胳膊上。她满头金发。那时候教授正在讲授“一夫一妻制家庭是最合理最道德的家庭模式”，那时候教授还十分年轻，五短身材上擎着一头稀薄的黑发，星目皓齿，神采飘逸，出语朗朗。女学生坐在最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她离着教授那么近，假如教授吃大蒜，大蒜的气味一定吐到她的脸上。她对教授飞眼。学生都打呵欠，流泪，有些扮着鬼脸。她慵倦地伸懒腰，双臂高举，后抻，脸上紫红的肉疙瘩像山楂果一样滚动着，腋下的黑毛刚用剃刀刮过，毛茬子青青像教授的嘴巴。她伸懒腰时，两颗乳头像两只乌黑的枪口瞄着教授的眼睛。第二天教授把他的儿子带到学校来了，他的儿子头颅庞大，身体瘦小，一个男生说教授的儿子像个山蚂蚱！当时我想如此杰出的一个孩子怎么像个山蚂蚱呢？翻看了《蝗虫》里的彩色插图，我不能不佩服这个比喻的形象和贴切。他的儿子真像个蚂蚱，处在跳蝻阶段的蚂蚱，跳蚂蚱的大头跳蚂蚱的小身子，跳蚂蚱的直呆呆的目光，跳蚂蚱的绿水汹涌的嘴巴。希特勒不也像只跳来跳去的蚂蚱吗？红蚂蚱，绿蚂蚱，蚂蚱多了就叫蝗虫，红蝗、斑蝗、东亚飞蝗、非洲紫蝗……你总想跟我说你的斑马！你周身散发着一股马粪的酸味。不好闻吗？她惊惶地眨动着黑得怪异的大眼睛。

闪开！你他妈的是不是病啦？司机点着蚂蚱脑袋骂我，我努力排斥开充斥头脑的形形色色的蚂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后跳了一步。吉普车呼啸而过。我闻到了一股腥味，低头一看，斑马线上，一摊紫红的干血，正对着我狞笑。我蓦然想起昨晚的事情，那个神秘的、肉感的黑衣女郎，当她轻捷地走在斑马线上时，她的裙裾翻动，雪白的大腿外侧闪烁着死亡的诱人光泽。她像只蚂蚱，或者像只蝗虫，黑的蝗虫闪动着粉红色的内翅，被咯唧一声压死了。我真为她难过，她刚打过我两个耳光就被撞死了。不，我猜想她有可能是自杀！警察怒气冲冲地问我：她是你的老婆吗？不，她不是我的老婆。我低着头匆匆逃走。这时，我突然想起，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我醉倒在马路上，似乎就是这个女人把我带到她的住所，帮我洗了澡，然后与我同床共枕……一定是她，因为我把她忘记了，所以她才打我。也许是因为我躲在树后听教授与女生交欢她恨我卑鄙下作所以要打我耳光，如果是这样，那我只好说：打得好啊，打得好。

我绕开那摊黑血，走在斑马线上我胆战心惊，我感到生活在这座城里，每秒钟都不安全，到处都是蚂蚱，我也成了一只蚂蚱，我赶快逃，去车站，买车票，没有卧铺买硬座，没有硬座买站票，我要回家，回家去看蚂蚱。久旱无雨的高密东北乡蝗虫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