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