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收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我已确信室内温度超过人体常温了。墙壁是热的，桌椅是热的，窗户敞开着却没有一丝风，刚用新打的凉水洗浸了头脸，短暂的一阵舒适之后，热汗又涌流出来，胸膛里憋得人简直要窒息了。

我关了电灯，锁上门，到河边上去，那儿也许有点夜风。

古老的乡村小镇的街道上，偶尔驶过一辆卡车，雪亮的车灯，照出街道两边坐着或躺着纳凉的赤膊裸腿的男女。南街那头儿，传来一阵弦索声。拐过街心十字，声音突然放大了。远远看去，一只大灯泡吊在树杈上，亮光下围挤着黑压压一堆人。我猜定那一户居民有丧事，请来了乐人，为死者奏乐哩。一个沙哑的男声和一个清脆的女声正在对唱：要斩要斩实要斩！

不能不能万不能！

……

待我走到跟前，一折戏刚刚唱完，从围观者的脸上，我看到了他们得到的满足。古镇上的居民，近年间虽然没有少看传统秦腔剧目，但仍然愿意听这种不化妆，不动作的对唱，主要是品尝唱家嗓音里的那一股味儿的。现在，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中带着赞赏，说那女的唱得美。其韵味和西安秦剧团某名旦相比，可以乱真。

我早已不奇怪近年间兴起的埋葬死人请乐人唱戏这样的习俗，却着实没有见过女人搭帮当吹鼓手的。在儿时的记忆里，吹鼓手是属于三教九流一类人物的，即使十分穷苦的庄稼人也不愿将自己的子弟送去挣这种不光彩的钱。吹鼓手活着不能与正经庄稼人通婚，死后不得葬入宗族的官坟。解放后，这些陈规陋俗早已打破，吹鼓手作为一种职业存在不灭。可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弄这号营生，还没有亲眼看见过。

被市民、农民和拖着长布的孝子围在中间的，是十数个年龄相差甚远的一班乐人，每人怀里都抱着一件乐器，铙、钹，边鼓、板胡、二胡、梆子等。那位女乐人背对着我，短发，浑实的肩臂，雪白的短袖衫。她正用毛巾擦汗，衣领湿透了。

我的心里微微一动，似乎预感到一点什么，就从人堆的外围转到她的对面，从男人和女人的头上看过去。她正好放下毛巾，抬起头来。唔！珍珠，果然是她，我的学生，印象里比较深的珍珠！这是实在没有料到的事。

她坐在那里，坦然而又庄重，没有羞怯，大约早已习以为常了。任前后左右围观的男人指指点点，纷纷议论，她似乎一概听不见，不予理睬，也不看任何人，只听着班主小声暗示着什么。梆子“嗒嗒”一响，板胡悠扬的音乐跟上来，下一折戏又开始了。

我立即转身走开，许是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听珍珠唱戏，许是怕珍珠偶然看见我会使她难堪。心里却不知是一股什么味儿。

星光灿烂，月色朦胧，小河两岸的杨柳现出山峦一样的轮廓，发出轻微的哗响，稻田里的青蛙在悠悠地叫，萤火虫一闪一闪，微微的河风从河道上吹下来，夜是这样静，陇海路上东来西去的列车隆隆驶过，夜更显得静谧了。我坐在柳树下，看着星光粼粼的河水，点燃一支烟……

两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胖胖的紫红的脸膛，两只黑乌乌的大眼珠，活脱就是两颗晶莹的宝石，这是田珍珠。她是班长，又兼着学校文艺演出队队长，舞蹈和歌唱，都是学校里拔尖的。尤其是她表演的秦腔清唱，音色纯正，韵味悠长，学校附近村庄喜欢秦腔的农民，听过她的演唱，是很受欢迎的，热心地议论，说有这样好的嗓门，应该到剧团去。

我曾试探过，她说她爱念书，不想去做演员。我很赞成她的志向，因为她不光擅长演唱，学业也很好。

记得有一天后晌，放学了，她抱着一摞作文本，走进教研室，放在我的桌案上，敬过礼，就把书包往后一甩，走去了，刚要出门，坐在门口办公桌边的李老师挡住她：

“珍珠，不要走！”

她站住。宝石似的黑眼珠盯着李老师，“有什么事呀？”

“唱一段戏！”李老师笑着说。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又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唱不唱呢？

李老师是个秦腔迷，自己就会拉板胡，说时已经从墙上取下板胡来，调着弦。

郑老师是刚从师大毕业的青年教师，也笑着凑热闹：“已经下班了，该活动活动，娱乐娱乐了。来啊！”

我笑笑，“唱吧。”

珍珠放下书包，大大方方站得舒畅些，问：“唱什么，《山花烂漫》？……”

“唱《游龟山》里《藏舟》那一段！”李老师点出戏名来。

“那是老古董，现在不准唱！”珍珠说。

“没事儿。”李老师坚持说，“放学了，谁也听不见，我们一听就完了。”说罢，已经拉响板胡，开始了悠扬的“过门”音乐。

珍珠唱起来：耳听得谯楼上起了更点，

小舟内，难坏了胡氏凤莲。

……

我对秦腔没有特殊的爱好，听听也觉得挺合兴味，不听也无不可。珍珠这段唱腔的韵味，我是从李老师入迷的神态里间接感受的。他歪着头，闭着眼，拉着板胡，从脸上的表情看，已经忘记自己是坐在一所乡村中学的语文教研室里了，大约已经随着渔家女儿胡凤莲细腻的心理抒情，进入月光下的河边小舟之上了。

珍珠唱完，弯腰深鞠一躬，背着书包跑了。李老师睁开眼，屋里只有绕梁的余音。他明显带着戏瘾未足的遗憾，怏怏地松了板胡弦索，挂在身边墙壁的钉子上，感叹着：“这女子她爸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却会唱戏，真是天生就的……”

这样的事在我心里本来留不下任何记忆的。可是，随之而来的一场运动把它冲刷出来，竟然成为终生难忘的一件憾事。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铁帚之下，举世混沌。笔枪舌剑，唾液溅飞。为了生存，就得杀戮。教师们全都失掉了往日里文质彬彬的风度，自相残杀，企图洗清自己，把一切能抓到的脏物秽什抹到别人脸上去。中学生们理论有限，拳头出手比文章出手自然更方便些。为了躲避学生的拳头砸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就有人给学生把方向和目标指向与自己毗邻的窗户……

我被第一个推到斗争台上。

李老师出面揭发我培养黑苗子，唱才子佳人，到处放毒。似乎不能理解，这却是事实。人在非常的生活环境里，会突然亮出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一面。小郑也出来作证，他和他结成同盟了。现在，李老师点出田珍珠，要她揭发。三人证龟龟是鳖了。

珍珠站在班级的混乱的队伍中，我不敢抬头，看不见她的脸，只听见李老师催促了几次仍不见珍珠走上台子来。

学生中有人呼起口号：打倒保皇派！

我盼她走上台来。因为对我已经是无所谓了。即使珍珠不承认，也不能使我免罪。我倒是盼她尽快解脱，她是学生。

台下一阵骚动，嘘声、骂声轰轰而起。我悄悄偷眼一扫，田珍珠从操场上的人窝里挤出来，夺路奔逃向校门口去了。操场上一阵一阵“打倒保皇”的口号声把她轰走了。

她大约再没有到学校来。

李老师得意的时间也不长久，又被别的老师和学生攻倒了……他和我一样，由学生监押着，在附近农村强迫劳动改造。

翻了一天稻地，我觉得浑身的骨节似乎都松动了。在农民家里喝了一碗包谷糁，躺在村外打麦场的场房里的麦草地铺上，一动也动不了。李老师比我年龄大，身体更差，仰面躺着，半张着嘴，微弱的灯光（十五瓦灯泡）下，那张脸活像一张死人的脸。他比我更吃不消。

村里的大喇叭传来响声，我听出，是公社文艺队今晚到这个村子来演出。一个一个时兴的节目进行下去，我没有兴趣，却吵得睡不着。李老师轻轻呻吟着，也是无动于衷地僵死似地躺着，听着，不管愿意不愿意。

“刁德一耍的什么鬼花样……”

这是正在演出《沙家浜》中《智斗》那一场颇为精彩的选段。阿庆嫂的扮演者是珍珠。这折戏一开场，我就听出珍珠的嗓音，心里一动，静静地听着从仓库式的场房的小窗户里流进来的演唱声。又听到田珍珠的嗓音了，我的心里似乎稍为轻松，她能参加公社文艺队，肯定再不会因为保皇的臭名而痛苦了。

我看看李老师，半张着的嘴早已合紧，也停止了呻吟。听到“鬼花样”这一句对唱唱词，他忽地从地铺上跃起，噼啪两声关上仅有的两个小窗的木扇。

“这是样板戏！”同铺的郭老师威胁说，站起来，又打开了窗户木扇，“反正睡不着。”

我似乎一下子意识到某些令人快慰的东西，是一种报复的心理活动吧。也许是李老师忌讳“刁德一”这个名字，因为学生早已偷偷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而且广为流传。也许田珍珠悠美刚健的嗓音，现在对于秦腔迷李老师来说，不是一种艺术欣赏的享受，而是一种嘲弄吧！真是自食苦果，此刻谁能为他解脱呢？

我和李老师都被划成“内部矛盾”，回到学校，又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小郑已经是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了。我和他，整天进出一个门，谁和谁从来不说一句话。

这天晚饭后，李老师走进我的宿舍，笑笑，一点也不难为情：“咱们谈谈心。”谈心本来是同志们一种自觉的交流感情的需要，那时却带有某些令我胆怕的味道，然而又不敢拒绝。不管这场谈心成功与否，我和李老师总算说话了。这对我来说，也觉得稍有宽释，毕竟是在一个办公室进出。

时过两天，李老师又约我到他屋子去坐坐，我去了。刚进门，屋里坐着一位陌生人。李老师介绍说：“我的大哥。”接着告诉我，他的大哥刚刚从县上调到这个公社来当书记了。

他的大哥很客气，早已站起，给我递上一支烟。我受宠若惊。那时节，我是自惭形秽的，能受到公社书记的这样客气的礼待，自先诚惶诚恐了。我坐下，对着他划着的打火机，点着烟，却不知说什么好。

李书记间我的家庭状况，儿女、妻子、父母，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我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回说清楚，而且一律都说成“可以凑合”，不需要麻烦打搅别人帮助解决什么困难。

“公社搞了一批机动粮，解决机关里一些同志家庭吃粮的困难，你晚上带一条口袋，到公社会计那儿去。”李书记说，“我给他招呼一声。”

“我家粮食够吃的。”我说，“感谢您关照。”

“我听他说你家吃粮很紧张。”李书记指着他弟弟李老师说，“我听他说你是个好人，你们关系不错，所以……不要客气。”

我不敢再拒绝了，这里头似乎牵扯到我和李老师刚刚经过谈心所取得的感情和关系上的初步弥合……

“要不是这样吧！”李书记站起来，“我给你们弄好，放在我的房子，你回家时从我那儿带走，免得在学校造成影响。”随之给他家老二说，“晚上你把口袋送到公社去。”

也许是李老师对于《藏舟》事件果然懊悔了，以此来补救他的良心？李老师去公社给他大哥送口袋去了，我坐在房子里，很不安静，左猜右想。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何以又要给我弄这些粮食，而且是公家牌价。当时的粮食，那是紧张而又紧张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必再计较了，作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不正常现象，予以忘却。

“嗒嗒嗒。”

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珍珠站在门口，正在月亮光里锁车子。

“我来请你给我出点主意。”珍珠一坐下，似乎很急，气也有点喘。

我给她倒下一杯开水，放在桌上。

她变了，几年不见，已经完全由一个小姑娘长成一位俊秀的大姑娘了。她似乎知道自己长得出众，所以更多一层拘谨，比唱《藏舟》时拘谨多了。

她的丰满的额头上扑散着刘海，两道黑黑的眉毛朝鼻梁上方挤来，眼里现出一丝焦灼的粉红丝膜。什么事难为她了呢？

“公社调来了一位李书记。老师，你认识他吗？”

“见过一面。”

她顿一顿，扬起头，像是下了决心：

“他托人给我提亲……”

“和谁？”我问。

“他儿子。”

“噢！”我问，“你没见过吗？”

“见了。”珍珠说，“是个跛子。”

“噢！”我一惊，又问，“人品怎样？”

“流里流气，都二十八了。”珍珠说，“那天，介绍人把他引到我屋，三句话没说完，就动手动脚……”

我的心失掉了平稳，砰砰跳了。可是，婚姻之事，我怎么说呢？想想，我忍住气说：“这是你的事，由你做主，自己做主吧。”暗示是很清楚的。

“我的主意没乱。”珍珠说，“我爸我妈都很害怕，要我答应这桩事呢！”

“你父母都是社员，务庄稼的，怕什么？”我说。

“听人说，李书记原先给儿子强订一个媳妇，女方不愿意，父母倒霉了，寻缝找岔，开会批斗，老汉气疯了！”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说不顺畅，心里憋得慌，“自己一定要有主意。”

珍珠感激地点点头，流出泪花来，说：“你要有空，到我屋，给我爸我妈开导开导。”

“行。”我说。

珍珠走了。我送她到校门口，看着她在月亮下渐渐模糊的身影，长长吁出一口恶气。

刚回到屋里，一支烟没抽完，李老师进来了。他笑着，亲热地笑着，活像刁德一。我知道他和他的书记哥给我粮食的原因了，也明白他找我谈心的真实动机了。果然，他一开口，就说到婚事上来：

“那女子信赖你，你是班主任，给咱侄儿帮帮忙。我和家兄日后给你帮忙……”

我真想说：把口袋给我！立即给我！那样的麦子我能吃下去吗？想想，这要坏事的。不仅我日后有难以预料的祸事，而且可能给珍珠带来更糟的结局。我装出笑脸，哈哈笑着，欣然应允：“只要李老师瞧得起，我跑一步路怕啥？事情办成办不成，我尽心跑路！你放心！”

我在第二天晚上，去到田湾村，我狠狠地批评了那一对糊涂胆小的夫妇，又和他们商量出一些可能出现麻烦时的对策：俩老人继续装糊涂，万事由珍珠做主！

“俩老人满心欢喜，珍珠还不通。”我给李老师汇报此行的收获，“慢慢来吧！”

不久，我调走了，到了这个乡村古镇的中学。珍珠的事虽令人惦念，但结果是早就清楚的。

过了两年，见到田湾村另一个学生，谈到珍珠，说是她结婚了，就和原来班里一位同学刘鸿年结婚了。刘鸿年是个在我印象里很好的学生，他们的结合，该是美满的，我心里释然了。

她怎么干起吹鼓手的营生来了呢？

夜很静，热气渐渐退去了，夜气凉凉的，我走过小镇回家的时候，从那家门里传来弦索和隐隐的唱戏的声音。中夜以后，按习俗该是在死者的灵柩前头奏乐唱戏了，直到天明。

我坐在屋子看书，有人敲门。

“老师，让我好找！”珍珠进来了，“早都听说你在这儿，总是没机会见你。人埋完了，我也完事了，打听了几个人，才问到这儿来。”

她大约三十多岁了，有一股强悍的气息。脸上淌着汗，扑着黄土，不用我招呼，自己从竹杆上抽下毛巾，在脸盆里洗。

“我当吹鼓手了，老师！学生给你丢脸了！”她洗毕，坐下，自己这样解嘲说，“人都想门道挣钱。我凭我的嗓子挣钱，不偷不抢，管它名声好听不好听。”

我给她沏下一杯茶，很想得知我走后她的婚姻问题，倒不在乎她做吹鼓手丢人不丢人。

“李书记给我许愿，保证给我解决工作问题。我不想要这样的工作，回绝了。那个跛子又往我屋跑了几次，我一见他来，就从后门溜走，整整一天不回家。这样也不是办法，跛子最后一次来，我把他从门里推出去，把点心和酒瓶，扔到街巷去！跛子脚下不稳，在门外滚倒了。他爬起来胡叫乱骂。我关着门，在院子里气得打颤。我村的乡党动了气，小伙子们把他轰出村去了。

“李书记恼了，把我的党员审批表退回支部来。老支书悄悄给我说：‘以后再说吧！’我心里清自，李书记在我们公社，我入不了党了。

“第二年，甘肃一家县剧团到西安招收秦腔演员，我去报考，选中了。剧团的人到公社来给我办手续，李书记眼窝一瞪，手一挥，说我这不好，那也坏，把人家撵走了。我念书那时候，还不想当演员呢，这会儿想当却弄不成了。连公社机关的干部也气恨，下乡到俺村来，也骂他，说人家珍珠这不好，那不好，你为啥还给你儿子恋媳妇？狐狸吃不着葡萄，就骂葡萄是酸的！

“我和鸿年结婚了，穷是穷，心里踏实。现时有俩娃娃了。”

她叙说着，似乎有点气，却不甚厉害，像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没有任何动气的必要了。我就信口说：“还好，没有出大的乱子。我还担心那人给你搜事整人呢！”

“我后来知道，他调到咱公社当书记，就是先前给儿子逼着订人家一个姑娘，在原先那个公社搞臭了，才调到我们公社来，在我这件婚事上，他不敢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

“唔。”我问，“你家里现在生活怎么样？农村政策宽了，好一些了吧？”

“生活好多了。”珍珠说，“我和鸿年包了五亩地，今年夏粮收了三千斤麦子，两年也吃不完。他在家种地，闲时养蜂养鸡，一年收入成千块。我跟上这些人搭班唱戏，一年也能挣成千块钱呢！”

“能挣这么多吗？”我暗暗一惊。

“能。一天一夜，给死人唱七八折戏，挣二三十块钱。一月至少有五六次，冬天丧事更多些，常是从这家唱毕，又赶到那家。”珍珠说，似乎很得意，“人说当吹鼓手丢人，我开头也觉得羞愧，时间长了，惯了。老师，你看，我弄这事丢人吗？”

我回答不了，勉强应付着笑笑。

“我才不管丢人不丢人，反正是凭出力唱戏挣钱。”她自己回答说，“我不偷不抢，不贪污不受贿，我比那些人光荣！现在，不比念书那阵儿了，要养娃娃，要过日子，要挣钱！”

我不想评论吹鼓手比贪污受贿到底光荣多少，却是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珍珠，已经不是在我当班主任时候的那个珍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