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补天裂
后记看试手，补天裂
义冢无碑，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当我又一次来到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黄白的花。那时一种高大的乔木，墨绿色的叶子类似椿树，枝端缀着繁盛的花穗，花朵细小如米兰，黄白相间，密密麻麻，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这种树，白茫茫一望无际。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回答是：“唔知呀。”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大约是司空见惯了，并不去追究树木的名称，而在我这个远方来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黄白的花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这清明时节。
我从吉庆围往北，沿着锦田五围六村之间的小路前行两公里许，出了水尾村，进入逢吉乡，便到了鸡公山下。这里是锦田平原的北端，山下一片开阔地，竹林、农舍、菜田，一株古老的榕树，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气根从茂密的枝干间垂向大地。穿过浓密的树荫，我寻访的目的地到了。
这是一座硕大的坟墓，占地数十平方米，墓身呈平缓的坡形，以水泥覆顶，正面砌以屏风式石壁，本也是粤地常见的墓葬形式。而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座坟墓并没有记载墓主姓名和事迹的碑刻，正中的墓门部位，上方镌一“万”字图案，下嵌一长方形石碑，刻有“义冢”二字；旁有一联：“早达三摩地，高超六欲天”；两翼横题“西方极乐”四字、这些带有佛教意味的文字，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坟墓中埋葬的是什么高僧或者笃信如来的善男信女。其实不然，这座坟墓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错觉”是修墓人故意制造的，以隐蔽事实真象，因为，在这一抔黄土下面，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大英帝国趁机谋求香港“拓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胁迫清朝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这是继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时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递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士，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那时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以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蕴的人很难想象它是作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须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宠，树冠直径数文，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词、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媚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媚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词”。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词”又是祭祖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邓氏宗祠“一体堂”司理、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39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就在1899年港英武装接管“新界”之时，达德约39村的乡民联合起来，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抗击侵略者，遭到港英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抗英志士流血牺牲。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府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方一块横匾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文物荟萃的屏山，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忠义留芳”的抗英义士纪念碑，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
这块纪念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磡乡六人，山下乡五人，管乙乡五人，怀德乡三人，锦田乡一人，西路囗家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姓氏包括邓、林、陶、苏、李、蔡、黄、梁、杨、洪、薛、郑、冯、庄、陈、曾、关、何、胡、莫、彭、简、黎、骆、张、程、房、许共二十八姓，以邓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详，仅录下“阿英”、“阿珠”这样的乳名，有些烈妇连个正式名字也没有，如“邓门梁氏”、“苏门黄氏”等等，这是当时对已婚妇女的习惯称呼，而“兴娇林姑”、“连喜蔡姑”、“群妹黄姑”则是一些年轻姑娘的名字，死难时尚未出嫁，还保留着娘家的姓氏。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强占他们的家园之时，这些农夫、农妇、农女拿起火铳、大刀、长矛甚至菜刀，与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军血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词”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词中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若干历史事实的考订与思辨
本书所写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关于香港拓界的谈判始，至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终，但涉及的历史远不止此，实际上，有关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族史的许多问题都无可回避。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则扑朔迷离，我在采访、考察中得以逐步弄清，还有一些则已被岁月所湮没，目前尚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关于邓氏迁居锦田的年代
邓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斗争的主力，因此，对邓氏家族史不可不详察。邓氏原籍江西吉水县白沙村，宋代迁居到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迁居锦田的年代和始祖，却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为“汉黻迁居锦田”说：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邓汉黻，官至承务郎，宦游广东，乐粤俗之淳，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卜居于东莞岑田，即今之锦田，是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邓圣时先生提供的《锦田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均主此说，并有《田赋记》、《邓氏族谱图记》、《符公碑文记》、《南屏邓公墓铭》等历史文献以资佐证。
一为“符协迁居锦田”说：邓符，字符协，号瀛斋，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登进士，授阳春县令、权南雄淬，后宦游至宝安，因觉风土之优美，乃奉三代考妣，迁葬于此，并于圭角山下，创办力瀛斋，建书楼，读书讲学，为邓氏迁居锦田始祖。清嘉庆年间王崇熙撰《新安县志》主此说，且在香港流传甚广，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两说相比，前后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汉黻迁居锦田”说，理由是：邓氏老族谱由邓氏十三世祖、明宁国府正堂邓彦通续写，成书年代在十四世纪末，远远早于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且有其他旁证甚多，如：1565年，邓世隆撰邓氏族谱序称：“汉黻公膺承务郎，宦游入广东，……遂筑室建基于邑之岑田……此公为一世初祖也。”1566年，邓垂范撰《符公碑文记》称：“汉故先……开宝中兴始徙东莞岑田里。”1708年，《邓都庆堂五大房间派宗祠重修碑记》称：“始祖汉黻公仕宋为承务郎，于开宝六年宦游至粤，卜居于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见，邓氏族谱本身流传有序，为粤派邓氏五大房所公认，其权威性当无可怀疑，而《县志》编纂者王崇熙系外姓人言邓家事，且无旁证，不足为凭。结论：邓汉黻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而邓符协为邓汉黻四世孙，虽有创办力瀛斋之盛举，但非迁居锦田始祖。
关于宋王台遗迹
香港的地面文物之中，宋王台是我最感兴趣的古迹之一。其原因在于它的悲剧色彩：南宋末年少帝孤臣流亡到此，矢志抗元，守尽最后一寸宋土，壮烈殉国，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极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它的发生地在数百年后又不幸被异邦割占，历史的前后观照更增添了苍凉悲壮之感。现在的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的世运道与马头涌道之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园，园中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此石虽系原物，却非原貌，也不在原处。宋王台本来靠近九龙湾，距九龙寨城以南约数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块未经雕琢的浑然巨石，正面榜书“宋王台”三字，右首题款为“清嘉庆丁卯重修”，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沦亡，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间，宋王台遗迹一直得以保存，当地人民引以为自豪，即使在英占九龙之后，港英政府对于这处古迹也不敢造次，将宋王台所在的小山命名为圣山（SacredHill）。1915年，香港大学赖际熙教授呼吁港府保护宋王台古迹，由绅商李瑞琴出资赞助，在巨石周围构筑石垣，重树牌坊，镌联曰：“一声望帝啼荒殿，百战河山见落晖。”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占香港时期，日寇为扩展启德机场，借口宋王台妨碍飞机起落，将巨石炸裂为三，抛落山脚。日寇投降之后，港英政府继续扩建机场，把圣山也铲平了，昔日的宋王台遗址便成为启德机场的一部分。后应九龙街坊会的请求，港府派工人把日寇毁坏的残石切割整理，另迁新址，即今天的宋王台公园，于1960年开幕。所幸的是，残石中间部分“宋王台”三字及有首题款完好无缺，历六百年沧桑的“宋王台”刻石遂得以重见天日，传之久远。
宋王台公园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其辞曰：
宋皇台遗址在九龙湾西岸，原有小阜名“圣山一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横列元刻“宋王台”榜书，旁缀“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吁请政府划地数亩，永作斯台遗址，港绅李瑞琴赞襄其事，捐建石垣缭焉。迨日军陷港，扩筑飞机场，爆石裂而为三，中一石摩崖请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复后，有司本保存古迹之旨，在机场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辟地建公园，削其石为长方形，移实国内，藉作标识，亦从众意也。考台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入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慈息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有宋一代，边患迭兴，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无宁岁。洎夫末叶，颠沛蒙尘，暂止于海氵筮一隅，图匡复兴。后此厓山，君臣所践履者，同为九州南尽之一寸宋土，供后人凭吊而已。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国日“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日“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离播粤也，宗室随而南者甚众，后乃散居各地，赵氏谱牒，彰彰可稽。抑又闻之圣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卫王囗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杨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这篇《碑记》中所说有关宋王台故实，大体上是不错的。宋末二王驻跸官富场，在宋人撰《填海录》、《二王本末》、明人撰《压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记载，清康熙《新安县志》称：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汲）水门之东。宋景炎中，帝舟尝幸于此，殿址犹存。”清嘉庆《新安县志》也称：“官富驻跸，宋行朝录记载，丁丑年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北帝庙。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磐石方平数丈，昔帝囗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统志》。“官富山在新安县东南七十里，又东十里有马鞍山，脉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检司在新安县东南八十里古官富场，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于官富场，即此。”官富巡检司的驻地，大体在今之九龙寨城一带，所辖范围也大体相当今之香港地区，所以，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与香港地区的这一段因缘应是可信的。
但《碑记》中尚有可商榷之处。择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记》中说到“九月如浅湾”，随即注明“即今之荃湾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跸古塔”，则语焉不详，“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载“古塔”，《填海录》则作“古墐”，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古塔”实为“古墐”之误，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马头围”，如是，则为宋王台遗址又添一佐证。
第二，《碑记》中称“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因而改称“宋皇台”，为其“正名”。我意以为，此举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宋都临安，益王赵囗和信王赵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当年五月初一，益王赵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囗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景炎二年四月驻晔官富场，赵囗为“皇”，而赵囗仍为“王”，他继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赵旱病逝囗州之后的事，所以在驻跸官富场时，人们仍沿用过去的习惯，并称二人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来，若称“二皇”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因此，我以为，“宋王台”之名并无不妥，无须强改古称而“正名”。顺便说一句，嘉庆《新安县志》中“昔帝囗驻跸于此”一语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昔帝囗偕卫王囗驻跸于此。
帝囗与卫王囗后来为元军所迫，由官富场一路转战，流落于调州，帝囗病逝，卫王囗即位，改元祥兴，后又转战于厓山，祥兴二年二月初六，败于元将张弘范，陆秀夫负少帝囗蹈海殉国，南宋的悲壮历史至此结束。
但这里又生出一桩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里？对此，史家又有两说，各持己见。
一为“囗州即大屿山”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称：“大奚山在东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屿。”陈仲微《二王本末》称：“大军至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广之东莞县，与州沿相对，但隔一水。”1926年兴建石壁水塘时，在东涌、大澳一带曾发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铜钱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号的铜钱，距帝囗入粤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香港大屿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许地山、罗香林、叶灵凤等诸位先生以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均主此说。如此说成立，则宋末二王与香港的关系就不仅是驻跸官富场，而更加密切了。
一为“囗州在化州”说。饶宗颐先生力主此说，曾有专著《九龙与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项佐证，竭力批驳“囗州即大屿山”说，认为“囗州”在雷州半岛旁边，属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据是，《填海录》称：“……欲往占城不果，遂驻调州，隶化州。”《压山集》称：“帝舟次于化之囗州。”邓光荐《文丞相传》称：“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杂识》注称：“囗州在化州。”
此二说各有所据，互不相让，迄今尚未有定论，且留待识者作进一步考察。又，古籍称二王行踪尚有“丁丑正月，帝舟次于广之梅蔚”一语，一些学者试图证明“梅蔚”即今大屿山之“梅窝”，亦尚未得确证。但无论囗州是不是大屿山，梅蔚是不是梅窝，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转战香港一带则是毫无疑问的。
抗英志士邓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装抗英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他们本是当地乡绅，在族人和乡邻当中素有威望。当时担任港府辅政司的骆克曾开列一份《有关乡绅及长老之保密名单》（见《关于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书》第53页，原载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书处密件第三号），其中的一些人即为抗英领袖，邓菁士也在名单之内，列在“元朗洞”之“厦村”，英文名写作“TangTs'ing—sz”，汉文名写作“邓菁士”，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邓菁士的名字，后来的一些有关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几次出现。由于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为主”，目前我们见到的出版物多数沿用“邓菁士”字样，也有的写作“邓清士”。
邓菁士的事迹流传甚为简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关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读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书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错了，把他当作吉庆围的人，说吉庆围出了个邓清士，他振臂一呼：“乡亲们……”如何如何。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因为在“新界”乡民武装抗英失败之后，港英政府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新界”人民处于港英统治之下，那段悲壮的历史被埋没、被歪曲，以至于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是困难重重。
我在采访中得到邓氏后人的帮助，据厦村籍邓兆棠医生提供的材料，邓菁士为厦村新围人氏，系邓氏二十四世祖，《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国学公名芝槐，字弼才，号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库诞献公长子也。补国学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锡龄。公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终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时，享寿五十二岁。
由是可知，“邓菁士”、“邓清士”的写法都是不准确的，应为“邓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号。
邓菁士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换算为公历应是1899年7月31日。根据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报告，在港英当局的武装镇压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后“新界”地区归于港英管辖之下，港英并且于5月16日将九龙城、深圳和沙头角同时强行占领。那么，邓菁士在7月31日由于何因死于何地？邓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邓菁士在领导抗英斗争失败之后的下落，有两种说法。
一为“逃亡”说。刘存宽编著的《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中说：“上村之战后，……抗英武装事实上已无力组织一场战斗，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运动领袖邓菁士、邓仪石等逃奔广州、南头，另一部分人则藏匿在本地。”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一书也用此说，据该二书注解，此说源于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说在港英的英文档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据。1899年4月19日骆克报告说：“下午1：3O，我们前往厦村……我要他们将叛乱的首领交出来，他们说，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去了南头，另一人去了广东。”厦村是邓菁士、邓仪石、邓植亭的家乡，此处所指何人，是显而易见的。骆克在1899年4月24日给卜力报告中也曾说到：“在厦村，邓菁士和邓植亭这些人看来在诱使当地的老人和村民参加他们的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这些名字列了一个名单，但几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离。”
一为“绞杀”说。“新界”黄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谈》一文中说：“港英追捕领袖人物，结果，邓菁士执行绞刑，邓仪石逃亡西乡……”
以上两说虽不一致，但也并不矛盾，因为“逃亡”并不是结果，在逃亡之中为港英逮捕、最后被绞杀仍是可能的，所以两说可以并存，而邓菁士的卒期为1899年7月31日则是可以肯定的，《厦村新围邓氏族谱》应是确证。
抗英领袖之一邓植亭，是邓菁士的三弟，《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载：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号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诞献公三子也。补郡文庠。生于咸丰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黄氏，生三子，长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续娶陈氏，生一子，曰沂添。
关于这两位抗英志士的后代，据《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所载，邓菁士之独生子邓锡龄，字永周，号梦余，生于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寿五十二岁。娶李氏，无子，以邓德桑承嗣，邓德桑系邓祖添之子、邓芝林之孙，邓芝林字敏才，号毓生，乳名秀槐，系邓菁士之二弟。
邓植亭之长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氏，无子；续娶吴氏，妾钟氏，生子德刚、德毅、德强，德强早卒。四子沂添，娶关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岳。
据邓兆棠医生、邓圣时先生介绍，抗英领袖邓仪石（又名惠麟）系厦村西山村人，为邓氏二十五世祖；邓芳卿系屏山人，为邓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据黄建五先生撰文介绍，抗英志士伍其昌，别号星埠，原籍南边围，生于咸丰九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补增庠生。生平胆识过人，办事勇敢，在乡间排难解纷，任劳任怨。在1899年抗英斗争中，挺身而出，捍卫乡阎。当时有一通敌泄密者被乡民处死，抗英斗争失败后，死者家属向英军“诉冤”，指证抗英领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罪潜逃”，从容被捕，港英欲处以极刑，后因各乡绅耆极力环保，判为终身监禁。后因英国王子爱德华访港而“大赦”出狱，已度过十三年铁窗生涯，时年五十三岁矣。村民们燃放爆竹，夹道欢迎，整个月里盛宴款待，誉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狱后改号醒迟，在西边围筑“作新书室”，设馆授徒，赋诗明志，与当地名流唱和，轰动一时。黄建五先生曾辑录其遗诗三首：
其一
今吾犹是故吾身，底事吾庐号作新。
黄种魂醒初认夏，绿杨甲柝甫回春；
汤铭康诰追前度，美而欧风渐隔邻；
愿与众生除旧染，冰壶一片见天真。
其二
近来时局喜推陈，我亦随人日作新。
三面开通空夙障，一堂活泼有余春；
梅花曲绕窗为壁，蓬荜阴连眷比邻；
昔叹归与今已慰，愿从吾党证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复何之，倦鸟飞还得一枝。
屋小尽堪容我席，檐低终不寄人篱；
幼安有阁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
最好黄花开放后，陶然醉读归来辞。
烈士暮年，劫后余生，作淡泊之人，出苍凉之语，“今吾犹是故吾身”，“黄种魂醒初认夏”，“愿从吾党证前因”等句，隐隐可见壮心不已，无愧无悔。伍氏事迹因时间跨度较大，没有在小说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资料珍贵，也录以留存，供后人追念。
又据刘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后算账》一文中所载，骆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时向卜力呈报的黑名单中提到的姓名有：吴基祥、邓清持、邓清宏、邓亚清、吴丰祥、麦鸿文、陈天宝、李天良、文大龙、李培基、林源发、陈容。因为这些姓名均系据英文音译，汉字书写不一定准确，我怀疑其中的“吴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邓清持”则疑为邓菁士，录此备考。
以邓菁士为代表的一批抗英志士，在异邦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永远景仰、永远纪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
邓菁士等人领导的抗英武装力量，直接参战人数达二千六百人之众，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包括从民间购置的大炮、原各围村防盗自卫的抬枪、从各种渠道购买的长枪、短枪（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国缴获的“洋枪队”武器，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武器失落民间）、大刀、长矛、三叉戟、匕首，与港英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部队相比，武器装备低劣，人员军事素质不足，然而他们不畏强暴，敢于以弱战强，先后组织了1899年4月15日的首战大埔、4月17日的再战大埔和伏击林村谷、4月18日的反攻石头围等多次战斗，虽均未能获胜，但屡败屡战，宁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军事上、心理上都给英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港府辅政司兼“新界”专员骆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报告中说：“要是他们有近代化的武器，我军恐怕就更加为难了。即使如此，他们用原始武器开火的那股劲头，也显出他们浑身是胆。”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少将在1899年5月5日的报告中说：“如果叛乱不被及时制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种可怕的规模。目前我们发现，他们的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会使情况日益复杂。”英军奥格尔曼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报告中也说：“我相信敌军的数量一定非常可观，而且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上面了，他们希望以占绝对优势的人数来压倒我们，但中国人对近代化武器的威力并没有任何概念。”从英方当时的许多函件和报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装力量的人数众多，斗志昂扬，领导者也具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而且在两国已经签订《专条》，清政府软弱无能、处处退让的情况下，民间抵抗运动最后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过乡民大败英军的记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话》（195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称：“4月18日，群众2500人在上涌与英军激战，把英军打败”；“5月，英军大举反攻，炮轰锦田围，夺去铁门作为战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记》（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也称：“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在上涌与英兵激战，挫败英军。”
刘存宽在《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中曾指出上述说法不确之处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战的发生地在上村石头围而非“上涌”；其二，当日战事的胜负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头围的英军发起反攻，遭到英军伏击，抵抗者受到重大损失，此后已无力进行战斗；其三，英军夺走吉庆围铁门，发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战的当日，而非5月。
我在当地采访时曾经得到关干“石头围乡民大战殖民军”的一些素材，据说：太平公局将主力集中在鸡公山，前面及左右两翼分布战斗部队，完成对石头围英军的包围态势，另派数支突击小组，引诱敌人迷失方向，并分段截击敌人的补给线。4月18日，大埔大约七十多条村落的武装分别抵达石头围外围阵地，深圳、东莞、惠州的团练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导，一部分上鸡公山与主力会合，一部分散人各围村，包围已被困在丛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军。豪雨中殖民军几次突围，都未能冲出密集的火力网，粮食陷入恐慌，运输用的军马被宰杀，连中毒生病的军大也宰来吃。抗英武装以“八爪鱼战术”，于4月19日凌晨全面出击，先从观音山对面的各条战线展开攻击，“引蛇出洞”，分散敌人兵力，然后由主力捣其巢穴。在满天火光、杀声震地的原野上，殖民军指挥官六神无主，手忙脚乱，武装乡民前仆后继，杀入丛林中，殖民军死伤一百多人（一说二百多人），武装乡民牺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后，石头围之战结束。
这一说法当然令人振奋，我在小说中也极愿意描写一场抗英乡民大败英军的战斗，但反复研究其他有关文献，总觉得上述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英军奥格尔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发出的报告中曾详细描述了上村之战：“在下午约2：30的时候，我得到报告说中国人正在向这方靠近。观察局势之后，我看到了不少中国人向我们逼近，意图可能是想袭击我们。我马上命令伯杰上尉去作准备，我不知道哪些没有参加昨天战斗的应派出去，哪些疲劳的士兵应该休整。大概下午3：00，伯杰布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后我们在那里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排成三列，队形非常整齐，他们越过干涸的被犁过的田地，挥动着旗帜，大声地叫喊着向我们冲过来，很显然这是中国人一项计划好的行动。他们开始从远处射击，3．5英寸口径的枪弹在我们身旁落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来福枪射击的声音，但是好像数量不多。当他们行进到500码之内，伯杰开始向他们开火，以便保证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击的效果如何。伯杰然后开始前进，看见他们马上掉头狂奔，也忘了开枪。我们继续追击，一直向他们开火，直到他们跑出我们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10：OO，骆克的报告说：“自从我上封报告（指同日下午3：OO的报告，引者注）发出后不久，中国人就袭击了我们的军队。我方无伤亡，中国人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整个战斗期间我都在场。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去锦田，拆下了两个村庄（引者注：指吉庆围和泰康围）的大门。然后我们回到上村，今晚将在此过夜。明天我们将去元朗和屏山。”
奥格尔曼是上村之战的指挥者，骆克是目击者，他们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说这场战斗是抗英乡民大获全胜，英军死伤一二百人，而且战斗到次日午后才结束，那么又怎么解释英军在上村之战的当天去锦回拆下了吉庆、泰康两围的铁门然后又回上村过夜呢？我反复考虑，似无这个可能。所以，民间传说的素材虽然激动人心，也只好割爱，没有采用，而按照比较可信的依据，写了抗英乡民反攻石头围，中了英军的埋伏而失利。
刘存宽在《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中评述上村之战说：“新界人民的武装抗英，谱写了一页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壮烈史诗。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作战中犹能动员数千之众，两战于大埔，再战于林村、上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虽屡经失败，付出重大牺牲，仍然万众一心，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战斗到最后关头，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队伍作为农民武装，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性也是惊人的。”“然而，这次武装抗英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在抗英发动之前，《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已经签订，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实，英国的接管势在必行。当时清政府正因列强纷纷宰割中国而疲于奔命，无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义举。这种状况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后盾和大后方，孤立无援，直接导致了斗争的失败。”“其次，新界抗英队伍的主体是当地的团练，敌方是英国的正规军，抗英者在作战经验、作战训练和组织的严密程度上显然远逊于英方。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劣势也是抗英作战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一番分析和评述是实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然而这场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却不因失败而改变，抗英志士虽败犹荣，虽死犹荣！
关于吉庆围保卫战
根据前引的骆克报告，可知英军进攻吉庆围、拆走铁门的行动发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战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时间。
以往有些书中说到英军攻占吉庆围，往往采用“炮轰”的说法，这也是不确的。据刘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军攻破吉庆围是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强迫民工架起浮梯，由工兵运载强力炸药，在围之东北角墙身挖孔填入，将围墙爆破出洞口，而后爆破队和冲锋队攻入。据刘崇先生介绍，吉庆围村民当时曾进行英勇抵抗，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在殖民军优势火力下，横街直巷，洒满鲜血，尸体纵横交错。吉庆围当时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男丁被屠杀者达六七十人，有些系全家被杀。殖民军入室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频频传出妇女凄厉的叫声，被强奸的妇女多数披发跌足，用布带自尽在竹梯上。
时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经济陷入停顿，这是继1921年香港海军船坞工人和电车工人罢工、1922年海员罢工、1924年手车夫和轿夫罢工之后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总罢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斗争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新界”各区乡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于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庙集会，反对港英实施农地建屋补价政策，成立“租界维持民产委员会”，不久改名“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后又改名“新界乡议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当局为解决“新界”施政存在的民族仇恨、宗法组织、田土观念三大问题，采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发还吉庆围铁门”之举。
事情的起因是锦田邓氏后人邓伯裘代表全族乡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铁门是先人遗物，一旦失存，不但体面攸关，而且愧对祖宗，要求查回失物。当时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又译文塔士）应邓族要求，报告英国政府，将铁门追回。
1925年5月26日，吉庆围乡民举行盛典，庆祝铁门回自，邓氏宗亲及地方名流到场祝贺，港督司徒拔亲自主持了这一典礼。当日吉庆围大门悬挂贺联一副：“南国仰屏藩，恩留郇黏；北门重锁钥，誉羡寇莱。”上款是：“伯裘、伟堂、祯祥列位宗叔台，吉庆围重光纪庆”；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腾、斗星同鞠躬”。据黄建五先生介绍，这副贺联是由他的父亲黄子律老先生为屏山乡绅邓英生代作的。
吉庆围铁门回归后在门右嵌石碑一块，碑文如下：
溯我邓族符协祖自宋崇宁间由江右宦游到粤，卜居斯乡之南北两围后，因子孙繁衍，于明成化时分居吉庆、泰康两围，四周均深沟高垒，复加连环铁门，想前人立意，欲筑固吾围，以防御囗符耳。迨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隅租与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明令先行颁布，故当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门以避之。而英军疑有劳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门攻破，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姑将两铁门缴去。现二十六传孙伯裘，代表本围人众，禀呈香港政府，蒙转达英京，将铁门发还，照旧安设，以保治安，所有费用，由政府支销，史督宪亲临行奠基礼，足见英政府深仁大德，亦为表扬吾民族对于英政府之诚心悦服耳。特铭之于碑，以志不忘云耳。
民国十四年乙丑闰四月初五日
立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块石碑，据说在日占时期，乡民恐遭贻累，用水泥掩没，今已不存，上述碑文系后人抄录，各种“版本”有个别文字出入，但大同小异。通览此文，对邓族历史记载有误，而对乡民抗英斗争和吉庆围铁门被英军掠去的史实的记述则完全颠倒黑白。如前所说，邓氏五大房公认的迁粤始族为邓汉黻，而非四世祖邓符协，此碑文沿用嘉庆《新安县志》之说，与邓氏族谱抵触，不足为凭。至于1899年英军肆虐吉庆围，夺门屠城，前已叙述，绝非碑文所说“英军疑有美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门攻破，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姑将两铁门缴去”。所谓“故无薄待情事”实在是极其拙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伎俩，欲盖而弥彰，试问：既然“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为何还要“姑将两铁门缴去”？把强盗、屠夫行径说成“英政府深仁大德”，把世代不解的深仇大恨说成“吾民族对英政府之诚心说服”，其无耻肉麻，令人不能容忍！据知情人说，此碑文是经过港英理民府和华民政务司捉刀篡改过的，所以呈现这种面目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吉庆围铁门犹存，而那块石碑却不见了，也说明碑文违背事实，不得人心，难以留传。
英军在1899年掠去吉庆围、泰康围铁门各一副，1925年“发还”时各余一扇，安装在吉庆围，勉强凑成一副，至今我们观察实物仍可看出两扇门稍有区别。
吉庆围铁门被英军掳去后做何用处？以往一些材料中都说是被英军“运回爱尔兰祖家”，而据刘存宽《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所说，则是：“这两扇铁门最后由骆克亲手献给他的顶头上司卜力，作为他以辅政司兼任新界专员的见面礼。卜力得了两扇铁门，乐不可支，他卸任后，将其运回英国，用来装饰他在艾尔勒（Eire）的私邸。”由此可见铁门在英国的下落应为艾尔勒（Eire），而非爱尔兰（Ireland），可能是因为译音接近而讹传。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晚清几位风云人物
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在本书中着笔不多，但都是晚清重大政治事件，而且和香港拓界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促成了列强瓜分中国之势，英国趁机将蓄谋已久的“香港拓界”付诸实施；也正是由于甲午之败，激发了光绪皇帝变法图存的决心。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要而言之，甲午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失败是加速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化的重要原因，戊戌变法则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
近百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和研究文章数不胜数，随着一些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时代的变革，一些新观点也不断涌现，可谓百家争鸣。但无论戊戌变法存在多少历史的局限性，也无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存在多少认识上的偏颇、不足甚至错误和性格上的弱点、缺点，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走在最前端的人，尤其是谭嗣同，他所提出的“冲决网罗”、“视君亡犹易臧获”等等观点，都是前无古人的；在变法失败之际，他从容赴死、以血醒民的英雄气概也是令人景仰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的局限，达到那个时代不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做出那个时代所不可能做出的事情，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知历史，应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在戊戌变法中有几个细节，历来为论者所关注，而且与本书有关，需要加以探讨。
翁同龢被罢黜的原因
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近年有论者试图证明罢黜翁同龢的诏令并非慈禧太后强加于光绪皇帝，而是出自皇帝己意，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很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嫉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己意，康、梁不可能毫无党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罢相持同情态度如前所引。
我以为，在没有确证足以表明罢黜翁同龢并非出自太后懿旨之前，不宜轻易否定，所以在书中没有采用新说。
光绪皇帝“密诏”的真伪
康有为流亡海外，极力宣扬他所受皇帝之“衣带诏”，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二十八日之召见杨锐，初二之召见林旭，初五日之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赐有朱笔密谕。二十八日之谕系赐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谕系专赐康有为，初五日之谕系专赐袁世凯云。”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内容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劝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而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今康刊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王照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且看：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当年与谭嗣同一起在菜市口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出来说话了，他把光绪皇帝赐给其父的密诏呈送都察院，请求昭雪沉冤，事虽未成，那份密诏却因此大白于天下，按杨锐之子所献密诏内容如下：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以上两诏实为一诏的不同“版本”，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沼作了篡改。
关于光绪密诏的真伪问题，在此不可能详尽讨论，我要向读者汇报的是：在本书中提到光绪密诏之处，我采用了杨锐之子所献“版本”，而未用康有为篡改过的“版本”，以期更符合事实。
关于“锢后杀禄”之谋的真实性
军机四章京和康、梁在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诏之后，有没有实施联合袁世凯以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兵谏之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是坚决否认的：“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皇上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引者注：指光绪皇帝赐杨锐密诏及催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之诏，康有为对后者亦有作伪之嫌，兹不赘述）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
梁启超否认此事，自然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关于谭嗣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联袁铜后杀禄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不仅“当时北京之人”，近百年来所有关注戊戌变法史的人几乎都相信确有其事，并且不断被史料所证实，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毕永年系湖南人，谭嗣同的同乡、旧友，他在戊戌变法的后期来到北京，参与了康、梁、谭的兵变之谋，直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当日晨才逃离北京。毕永年日记的发现，证实了康、梁、谭确曾实施“围园锢后杀禄”之谋，虽未能如愿，但历史的这一笔却是不能抹掉的。我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提到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节，即本于此，而未从梁启超之说。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戊戌政变和袁世凯的告密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谭嗣同在政变第五天才被捕？以往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说法：袁世凯自北京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荣禄急速进京到颐和园面见太后，遂发生政变。近年张建伟在《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一书的《袁世凯的问题》一节中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探讨，从政变发生前后事件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即政变前二日已经自颐和园还宫；光绪皇帝在9月20日上午9时后接见袁世凯，袁于当日下午回到天津；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下旨捉拿康有为；9月22日慈禧太后电寄荣禄，在津、沪等处严查康有为；9月24日，下旨捉拿谭嗣同等康党；9月25日即政变第五日，命荣禄来京，谭嗣同被捕。结论是：慈禧太后在发动政变时尚未接到由荣禄转达的袁世凯告密情报，所以才会在政变后仍向天津发报命荣禄捉拿康有为，而荣禄到政变第五日才奉诏进京，谭于同日被捕，这才是袁世凯告密的直接结果。在目前尚没有关于戊戌政变内情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上述分析和结论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李鸿章与翁同龢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最有影响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纵观其一生，事件浩繁，波澜起伏，历来众说纷纭。在本书中，李鸿章仅在晚年出场，因此不可能对他的一生进行充分展现和评价。小说中所涉及的与李鸿章有关的重大事件：一为香港拓界，一为甲午之战，而在这两大事件中，他都负有出卖国土的历史罪责，无论如何是逃不脱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应邀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这番话划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晚清政府、与李鸿章的根本界限，香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被英国强占一个半世纪的惨痛历史，终于在1997年画上了句号，而当年亲手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将神圣国土拱手让人的耆英、伊里布、奕訢、李鸿章、许应骙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的历史罪责则永远也不能解脱。
李鸿章在香港拓界中的责任，本书中展现得比较充分，而关于他和甲午战争的关系，则有必要再说几句。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总指挥，失败后又是签订《马关条约》的中方代表，所以，只要一提起甲午战争，就必然要涉及李鸿章。百余年来，已有无数专著、史论、笔记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评价那场战争以及失败的原因，其中有些观点，是为李鸿章开脱责任的，试举例并分析如下：
一，有论者认为，光绪皇帝受翁同龢、文廷式等一些文人鼓动，贸然对日宣战，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言起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陆海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孝钦以勋旧倚之，謇等权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于是延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刘声木在《苌斋四笔》中说：“日本本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衅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此类论调，把甲午战争说成是几个文人为了“功名自见”，“密通宫闱”，光绪皇帝受珍妃“日夜怂恿”而造成的，不仅把一场反侵略战争庸俗化了，而且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实在不值一驳。事实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成为东方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急于向外扩张，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早在1874年就曾以武力侵占我台湾南部的琅桥岛，1879年又吞并琉球为“冲绳县”，至九十年代已作好了吞并朝鲜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外相就曾对以保护使馆和商民为由赴朝返任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训令：“不惜一切代价，挑起中日冲突。”足以说明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此时，由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对日本的扩张积极扶植，英国为牵制俄国对中国的扩张，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也采取鼓励态度，俄国则因为在欧洲与德国、奥匈帝国的争夺牵制了力量，无暇东顾，也希望中日之间早日形成和局，以免得日本在华攫取太多的利益。国际环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有利，而那场战争又不可避免，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奋起抵御外来侵略，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而实际上，当朝鲜政府最初向中国求援时，倒是李鸿章首先听信了袁世凯的鼓动和日本驻朝鲜使馆一名译员不负责任的许诺“我政府必无他意”，未经请示光绪皇帝便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于1894年6月3日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练旅一千五百名进驻朝鲜，如果说“冒险主义”，那么这顶帽子扣在李鸿章头上倒是更合适些。但当战争打响之后，李鸿章却又寄希望于英俄“调处”，消极抵抗，畏敌如虎，贻误战机。光绪皇帝在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仗已是非打不可了，一位刚刚“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在面对外国入侵时，不畏强暴，力排“主和派”的悲观投降论点，坚决抗战，尤其是敢于“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实属难能可贵。直到《马关条约》草签之后，光绪皇帝仍然主张废约再战，他虽然最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的威逼之下不得已批准了和约，但内心极其痛苦，哀叹“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签署朱批时“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泪，奋笔书之”。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像磐石般压在他头顶的慈禧太后，甲午战争会是这个结局吗？
二，有论者认为，中国海军武器装备远逊于日方，而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又因与李鸿章有隙，挟私报复，在经费上卡李鸿章的脖子，使战争失利。李鸿章在1894年8月29日的奏章中说：“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使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迅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则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疍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禀清，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预算战备摺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话，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搏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王炳耀在《中日甲午战辑》中则明确地说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
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他对于兵舰是内行的，所说的中国兵舰与日本兵舰在新旧、航速、吃水深度等方面的差异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同一个李鸿章，在此前不久对于北洋水师的实力却另有一番描述。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中《李鸿章一贯主和》一文载：“光绪十七年，鸿章奉命偕张曜校阅海军。复奏详述经营海军之成绩，谓：‘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吞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敬，以期日进精强。’”这是公元1891年即甲午战争前三年，李鸿章自己所描述的北洋水师，“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尚能日异月新”这些话，是吹牛、浮夸，还是事实？为什么只字不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到了1894年春，“复由鸿章偕安定为第二次校阅，复奏又盛称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及台坞等工，一律坚固。两次校阅，威仪甚盛。奏入均获褒奖。在鸿章之意，以战虽尚无把握，以守固深为可恃。”同样，在这次临战之前的校问中，李鸿章仍然只字未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之类，只讲成绩，搞得“威仪甚胜”，并且和前次一样，“均获褒奖”。所以，“光绪帝则以海军成绩既太有可观，当日人之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乃允翁同龢之请而宣战，实信赖鸿章所经营而日进精强之军备耳。”如果说北洋水师的船只、设备果真陈旧、落后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以致成了战败的主要原因，那么，李鸿章为了“获奖”而大搞“浮夸风”当难辞其咎。
造成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装备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因素。李鸿章在主观上畏敌主和，在作战部署上贻误战机、指挥失误，加之用人不当，长期以来军纪废弛等等因素都不可排斥在外。就当时的实力而论，北洋水师尽管在船只的装备和技术水平上可能不如日本，但如果指挥这场战争的主帅坚决抗战，则未必不能取胜。就在李鸿章赴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第二年即公元1896年，日本人大久平治郎在东京出版了《光绪帝》一书，其中分析中日甲午战争的形势说：“日清开衅之初，帝一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可见矣。诚使支那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中国的“主和派”甚至连这位日本人都不如了。
关于“近年部议停购船械”，池仲佑撰《海军大事记》载：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奏酌拟筹响办法一招，议以南北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屡向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稍缓，丁汝昌据以上陈。秋间，李鸿章奏称：‘北洋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海军，防务尤重。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只共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积购多只，方能成队，而限于饷力，大愿未偿。本年五月奉上谕，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所以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等语。然以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
这件事，连同“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都是构成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之罪名的重要材料。让我们再看一看“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是怎么一回事。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翁同龢奉旨筹款堵口，与潘祖荫联名陈奏《请速堵郑工缺口及设法补救疏》，其中所提六条建议的第二条说：“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等项及炮台各工拟令暂行停止也。查各省购买外洋枪炮、各项船只，以及修筑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需数十万两，均须由部筹拨，竟有不候部拨已将本省别项挪用，遂致应解京协各饷，每多虚悬，迨经饬催，辄以入不敷出，转请部中改拨他省。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
从以上奏疏中可以得知，户部请求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准奏修筑之炮台等工，事出有因，那便是急于筹款堵郑州黄河缺口，“移缓就急，以资周转”，并不是只对北洋水师而言，而是包括各省，上述各项都是“暂停”，并说明“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这时距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七年，如果说翁同龢为抢救水患灾害而采取的这项临时措施是为了给七年后的甲午战争“掣肘”，恐有失公允吧？再联系到以下事实：中日朝鲜问题交涉发生后，清廷向英、德订购快船数艘，向阿根廷订购快艇十三艘，费银四百余万两，加以军费三百九十多万两，两项共八百万两，实际上都是由户部负担的；此外，为支付军费和其他各项开支，户部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贷银一千万两，由当时的浙闽总督谭钟麟出面向德华银行借款五十万镑，由轮船招商局出面向上海腊飞银行包借一百万镑。1894年7月，李鸿章为添购快船电奏请款，户部立即拨款二百万两，连同募勇备案共二百五十万两，嗣后又提四百万两。当时国库空虚，海防吃紧，还有皇太后万寿庆典那个无底洞在逼着要钱，翁同龢斗胆以户部名义上摺请求停止颐和园万寿庆典活动以充军费，这些，难道都是翁“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吗？
甲午战争时期，中方的舰只陈旧、军火不足都是事实，据当时担任北洋海军顾问的英国人泰乐尔的自传记述，战时北洋水师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二船，定远舰的十寸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只有二枚，以致巨炮在战争中不能发挥作用。作为总理国家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当然负有责任，但“仰体时艰款细，未敢奏咨禀请”的李鸿章，惟恐“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吗？而最应当承担责任的则是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耗费巨资建造颐和园及举办万寿大典的慈禧太后，这一浩大工程到底花了大清国多少钱，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倒是另有两个数字值得一提：一是在甲午激战之中，李鸿章向太后寿典送礼银十万两，并长芦盐商十万两；二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赴日议和之前，向代理其职务的王文韶列册交代，尚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这笔钱是哪里来的？王文韶说：“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而积存者”。攒着克扣军饷而得的八百万两白银，还要在军费不足的问题上大作文章，以开脱战败之责，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作所为。
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之说，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关于翁、李私仇的一个传说。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曾见某笔记中的记载，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草一奏疏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之激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竟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盖翁同书乃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竟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项，实在很费踌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拟稿，觉得很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妥当周匝。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比，也促使朝臣之视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激赏。待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矣。”
这段故事余下的话就是：因为李鸿章代曾国藩拟疏弹劾翁同龢之兄，翁、李两家便结下了不解之仇，因此，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
曾国藩上疏弹劾翁同书，确有其事，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1862年（同治元年）初，但那份弹章是不是李鸿章起草的？上述“故事”的真实性关系到翁、李矛盾，也关系到翁同龢的人品，应该弄清楚才是。
《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作者谢俊美曾就此作过专门的考证，该书中说：“参招究竟是否出自李鸿章之手，《曾文正公全集》中并未提及，《李文忠公全集》中也未谈起。不过，《翁文恭公日记》中倒是提及过有关此折的作者，但不是李鸿章而是出自一个姓徐的幕僚之手。1870年”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谢俊美按：当为寿州之误）旧事，……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关心自己兄长被参一事完全出于情理，其日记所载当然不谬。徐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书的结局也与事实不符。翁同书后来改留甘肃军营效力，并未充军新疆。因此，说翁同龢因乃昆同书被参一事对李鸿章公报私仇，纯属子虚，根本不存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记中，翁并没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国藩弹章的起草者，仅“疑出其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鸿章代拟弹章并翁、李由此结仇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看出，翁同龢即使在怀疑徐毅甫曾是弹章起草者的情况下，对于徐的诗集仍然作出了“必传之作”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写在私人日记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见一斑，他是一个心胸狭窄、挟私报复的小人吗？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间的矛盾若再纯粹以个人恩怨来解释，恐怕就难以支撑了。翁、李长期不和是事实，翁同龢本人也难免封建官僚习气，但就大的方面而论，翁同龢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和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都是由他起草的，这些都应该予以肯定；而李鸿章则在甲午战争中丧师辱国，并且亲手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戊戌变法期间又亲手签订了租让“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岂止这两份，他的一生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是一位割地赔款的专家），两人的是非功过，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限。
面对历史，我手中的笔很沉重
请读者原谅我化费了太多的笔墨来谈论历史，尽管我极力想把话说得简练，这篇《后记》还是显得太长了。没有兴趣读这些史料的读者完全可以跳过去不看，而这些事我却不能不做，这些话不能不说，因为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历史的真实就是她的生命，在动手写作小说之前，作者不能不化费许多工夫去弄清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以期尽量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反映那个时代。
我在以往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晚清史却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那是一段充满民族屈辱的历史，封建末期王朝的腐败没落、软弱无能，列强的虚伪狡诈、凶狠残暴，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令人目不忍睹。然而，当代中国就是从那灾难的深渊之中走出来的，从1898年大清国租让新安县，沦为港英“新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历史就已经天翻地覆，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令人不禁想起英国在1842年、1860年、1898年以强权政治和坚船利炮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的情景，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一时间将香港交还中国，百年国耻，一朝雪洗，这一伟大事件给予中华儿女何等的振奋，又使当今世界何等的震惊！
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情，使我萌生了以小说形式再现香港历史的念头，但我也深知这一题材的艰巨，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是不可能动手的。待1987年秋天完成《穆斯林的葬礼》之后，我便把读书的注意力集中到晚清史和香港史方面，经过陆陆续续几年的准备，1994年，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从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在这期间，我尽自己的所能，考察了香港、九龙和“新界”有关历史，阅读有关书籍、文献、资料数千万字，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并且实地踏勘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探寻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将要诞生的小说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半世纪的香港史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而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却太长了，一百五十年间已经更迭了好几代人的生命，如果要想以某个人物贯穿始终，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就只好截取历史的片断。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以十九世纪末的“香港拓界”为小说的中心事件，今天所谓的“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一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的，那是英国强占、蚕食我国领土香港地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个总结，也是中国最终完全丧失在香港地区的主权的一个总结。香港拓界自1898年4月中、英谈判起，到1899年4月港英以武力接管“新界”止，前后整整一年的时间，其间事件紧凑，人物贯穿，再以1900年1月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作为尾声，比较适于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结点上，向后可以涵盖整个香港史，向前则可以瞻望二十世纪香港的前景。这些在事后说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在构思之初却伤透脑筋、费尽心思。我至今记得，在决定了小说框架的那天晚上，我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兴奋不已，懊悔自己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实际上，如果没有长期积累和苦苦探索，也就没有“偶然得之”，这是许多作家都亲身体会到的。
有了“框架”，以后的工作相对集中了，但仍然十分繁复。书中的中心事件和许多细节，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多数人物也都是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比我出生之时还要早将近半个世纪，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亲身经历、亲自体验，惟有让岁月“倒流”，让自己“退回”到那个时代去，在史料和史迹中感知我所要表现的历史。对于香港那片土地，我不能说很“陌生”，但也不敢说很“熟悉”，即使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人，要把上个世纪的人和事都说得明明白白，也非易事，毕竟“人生易老天难老”，百年之间，香港的变化太大了，站在中环的摩天楼群之中，哪里还能看到当年香港的影子？港督府在修建之初，依山面海、居高临下，曾是全岛最为显赫的建筑，如今则成了高楼之间的“诛儒”；今天的德辅道、干诺道，当年则曾经是大海。如果站在“骆克道”上拦住行人，一一询问，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知“骆克”为何许人也。为了在书中“恢复”特定时期的香港旧貌，我小心翼翼地进行考证，一条街道，一座建筑，一件器物，一个名称，都不敢有些许马虎。对于那些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想方设法寻找有关他们的资料，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广泛搜集，仔细查证，力求详细、准确。即使在书中虚构的人物，也必须把他或她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出错。传世元散曲有一首《高祖还乡》，写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定英布之乱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往事，通篇模拟他家乡一位农夫的口吻，对当年无赖、今日皇帝刘邦的威仪，冷眼旁观，热讽冷刺，写得俏皮泼辣，活灵活现，但末尾一句“改了名，换了姓，叫什么汉高祖！”出了问题，“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生前是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只因这一句话，把通篇的历史感破坏殆尽。此类纰漏在当代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也常有发现，恕不举例，因为我的用意并非吹毛以求他人之疵，而是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这样的错误。这当然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常常有张冠李戴、互相矛盾、是非颠倒、语焉不详等种种现象，需要反复地分析比较、去伪存真、纠谬勘误、拾遗补缺，而由于香港长期处在港英统治下，有关抗英斗争的史料则大量湮没，需要深人民间走访寻觅，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其难度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谢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许多同胞在这项工作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协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获得大量创作素材，特别是埋没在民间的关于抗英斗争的史实和人物资料，那是在图书馆、档案馆都找不到的，因而更加珍贵，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将曾经帮助过我的同胞们、朋友们的名字列出，一一鸣谢，因为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些为我带路的好心人，帮我查找资料的图书馆管理员，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也难以开列齐全，但我从心底里感谢所有的同胞和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问世将是不可能的。
《补天裂》是一部历史小说，史料的搜集、辩识、论证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它的开始，历史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却又不能仅止罗列史料，它必须以人物和事件去打动读者，以期达到读者和作者对历史的共识。艺术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而在历史小说中，虚构又决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这便是创作者最难解决的难题。在本书中，凡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凡采用真实姓名的人物的重要言行，我都力求做到有所依据，因为我写的是历史，要对历史负责，要对读者负责，不能愧对历史，失信于读者，写出每一个字都觉得手中的笔很沉重。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史料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任何史料都只是历史遗留的部分痕迹，而不是全部。即使距离我们年代很近的、生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并且运用多种手段有意识地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字、图像、实物资料的历史人物，也不可能把他一生所有的信息都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再“完整”的史料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者对历史的求索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因此，无论史学著作还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要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作者只能尽可能准确地接近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历史永远是今人眼中、心中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还原”历史，不但做不到，也失去了历史的意义，有谁愿意回到秦始皇时代去做一辈子“黔首”？有谁愿意回到十九世纪的香港去当一回苦力？死去的历史的价值在于对活着的人有用，所以历史才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心里二
《补天裂》的书名出自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在我国多灾多难的悠久历史中，“女娲补天”的故事早已超出了远古祖先战胜自然灾害这一神话的意义，成为挽救民族危难、维护国土统一的象征，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词曰：
老大哪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年，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依：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全词慷慨悲壮，抒发了爱国志士坚决抗敌、至死不渝的高尚精神境界。篇中用典颇多，这里不及细论，末句“看试手，补天裂”便是活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典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国土分裂、主权丧失、人民遭难更为不幸呢？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列强横行，金瓯破碎，骨肉分离，正是处于“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深重灾难之中，无数志士“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前仆后继，献出了心智、热血与生命。新中国的诞生和香港的回归，使“苍天补，四极正”的宏伟理想一步步实现了。
《补天裂》是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秒针跳动声中写成的。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都频频催稿，急得不行，但我这个人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本事，只有按自己的老办法，慢慢来，字斟句酌，让人家等得火烧火燎，我也快不起来，惟一可行的是省去睡眠的时间。当最后一章脱稿之时，在连续四十八个小时的工作之后，窗外是一个清新的黎明。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居然没有被累垮，数年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对于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一工程的同胞们、朋友们，对于关注我的创作的读者们，对于长眠在地下期待国土重光的抗英先烈们，也总算有个交代了。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和历尽劫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领土香港；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的一切志士仁人；
谨将此书献给在香港这片血染的土地上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永垂不朽！
作者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庆典前夕，于北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