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上海的早晨

当大家正在厂门口等候公方代表,余静和严志发在中共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办公室里。杨部长谈完以后,指着他们两人说:

“‘五反’的辰光,你们合作过,现在又在一道搞公私合营,可以说是老搭档了。志发同志对沪江厂的情况也熟悉,你们两人去,一定可以把工作搞好,不要胆怯,余静同志。”

余静听到“不要胆怯”四个字,脸上绯红了。这是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不料给杨部长一语道破了。她调到市里学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听了市里许多首长的报告,经过反复讨论,对党的政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她感到在训练班里短短几个月里提高了不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回到厂里做党的和工会的工作更有把握了。学习完毕,市委组织部找她谈话,要派她到沪江纱厂担任公方代表。她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当任公方代表。她虽然是在沪江长大的,解放后也没有离开过沪江,但她过去做的是工会工作和党委工作,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尤其是没有做过公私合营厂的行政工作。这个工作对她说来,是完全陌生的。何况行政工作要直接领导生产,按时完成生产任务。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她根本没有负责过。她希望不做经济工作,还是做党委工作,再做工会工作也可以。她向市委组织部表示:自己能力差,怕不容易完成公方代表的任务,希望组织派另外的同志到沪江来工作。组织部的同志说:这次短期训练主要是训练公方代表的干部。全市许多行业申请公私合营,党要派干部去,如果她认为沪江工作吃力,那么,可以考虑调换另外一个厂家,不过,还是要担任公方代表的职务。余静好半晌没说话。她低着头在想: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训练班里学习了很久,自己也完全拥护,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可以看到祖国光辉灿烂的前途。

不管是工业化也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好,都要有人工作啊。她原来就在私营纱厂工作的,不回到沪江去,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将要公私合营的纱厂里去。如果到别的厂去,情况一点也不熟悉,干部和工人也不了解,资方和公方代表更不认识,那困难更多。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到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要是大家都不服从分配工作,那算啥共产党员呢?她后悔刚才提了意见,可是又收不回来了。她惭愧地抬起头来,说:由组织决定好了。组织部的同志,反而征求她的意见,并且说:对工作有意见,提出来,组织上可以考虑的。她说没有意见,于是决定到沪江纱厂来,并且把训练班学习的严志发派给她,一同去工作。她总怕完成不了党交给她这样重大的任务,不仅要改造私营企业,还要改造私营企业的上层代表人物。徐义德和梅佐贤这些人物是不好对付的呀!虽然经过五反运动,和过去情况不同了,可是铁算盘还是铁算盘啊!酸辣汤也还是酸辣汤啊!

接受了党给她的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她拿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市人民政府纺织管理局报到,委派她到公私合营沪江纱厂担任公方代表。她回到家里坐在客堂间,皱着眉头在想。余妈妈看到了,问她为啥不高兴?她不啧声。余妈妈一问再问,她只好把心事向余妈妈倾吐。余妈妈也担心,她完成不了生产任务,责任可不小,要她再和组织上商量商量,派别人去不行吗?她说不行,现在人手少,训练班里的人都要做这样工作。余妈妈一听这话就愣住了,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谁也不言语了。后来还是余妈妈想起,问她为啥不找杨部长商量一下呢?第二天她就和严志发一同来看杨部长了。

她简单地向杨部长汇报了学习收获和组织部分配工作的情况,要求杨部长指示他们怎样做好工作。杨部长分析了“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有变化和徐义德目前的思想情况,鼓励他们去。余静听了,增强了信心,坦白地对杨部长说:

“我原先确实有点胆怯,怕完成不了任务。”

“当然,担任一项新的工作,总没有原来的工作熟悉,如果能够在一项工作上深入钻下去,永远做这个工作,驾轻就熟,再理想也没有了。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要进行革命,完成一项总任务以后,就要提出一项新的总任务。既然叫新的总任务,就是没有做过的事。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来说吧,别说你们两位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市委和区委负责同志也没做过,我们全党的干部没有人做过,大家都是新手。”

“大家都是新手?”余静回味这句话。

“你说谁做过?”

“没人做过。”

“那就对了。”

“干吧,”严志发精力充沛地说,“余静同志,多大的事,有党领导,天也塌不下来,怕啥!”

“谁说怕的?”余静挺着胸脯说;“当然干,马上就走!”

杨部长送他们到门口,握着余静的手说: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党一定还会有新的任务提出来的。”

“你放心好了,杨部长,我接受党分配给我的任何新任务!”余静说,“以后分配工作,我再也不讲价钱了。”

“组织上决定以前,允许干部提出意见,这是你的权利,为啥要放弃呢?”杨部长笑着说,“自然,讲价钱是不对的,党员不服从组织决定是不许可的。”

他们挤上公共汽车赶到沪江纱厂,徐义德和赵得宝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余静到了厂里,首先改选了中共沪江纱厂委员会,除了原有的委员以外,严志发、秦妈妈和汤阿英参加了党委会,余静担任书记,赵得宝担任专职副书记。赵得宝主要在党委会工作。厂里工会也改选了主席,由秦妈妈担任,从车间调到工会,脱产搞工会工作。汤阿英被选为工会副主席,做秦妈妈的助手。但汤阿英暂时还要兼顾一下车间的工作。接着沪江纱厂合营工作筹备委员会也成立了,徐义德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余静。筹委会下面设立两个组:秘书组和清估组。

清估组的正副组长是梅佐贤和汤阿英。

余静从党委会办公室搬到厂长办公室办公,她的桌子正好和梅佐贤的桌子面对面。严志发在行政工作上暂时没有名义,他在余静桌子右面放了一张小桌子,做余静的助手。徐义德最近特别积极,每天上午都要到厂来办半天公。他在厂长办公室里热情地对余静说:

“你担任我们厂里的公方代表再理想也不过了。老实说,你没来以前,我担心我们厂里的公方代表,要是来个不懂业务的,我们要接受公方领导,公方代表又不懂,许多事体就不容易谈,我们私方就有些为难了。我早就想: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来当公方代表,那就好办了。公方代表要纺管局委派,我也不好乱提意见。在厂门口听说你就是公方代表,我高兴的不得了,纺管局的首长真有眼光,果然派你来了。”

“徐总经理对我过分夸奖了。我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从,我对厂里的情况倒是比较熟悉,有事体商量起来,确实方便些。”余静望望徐义德和梅佐贤说,“今后你们有啥意见,希望随时提出来。”

“你太客气了,余代表,”梅佐贤从沙发上站起来,微微欠了欠身子,说,“你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上级,沪江纱厂有了你这样好领导,保险公私合营工作一定很出色!”

“合营工作做的好不好,主要看党的政策贯彻执行的怎么样,单是我一个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要靠党委,工会和大家的力量。这次棉纺织企业申请公私合营,徐总经理积极参加,我听到十分高兴。”

“你怎么晓得的?”徐义德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

“我在纺管局听说的。这次合营,许多问题都是你们自己提出,自己讨论,自己拟订方案,贯彻了民主讨论,充分协商的精神。”

“主要还是市委的领导好。我们学习了陈副总理的讲话,根据纺管局指示的裁并规格,经过反复协商,拟出了一个企业裁并方案。最初报上去,老实说,谁也没有把握。过了两天,局里批了下来,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通达等三大企业,在原企业总管理处下进行合营;生产条件比较适合单独生产经营的单独合营,有我们沪江等四家厂;合并合营的共同有两类六家:原来和通达有关系的两个厂并股不并厂,归到通达系统进行合营,那些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力量不足的小厂,和邻近条件好的大厂进行并股并厂合营,除了并人并任务以外,机器设备,分别情况,有的利用,有的搁置。经过合并改组,原有的十三个企业单位,并成七个;二十三个厂并成九个。这么一来,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在太好了。”

“由你们讨论提出方案,要比纺管局提出的好。你们最初为啥不肯提,反而要纺管局提呢?”

“余代表,你不了解。”徐义德把声音放低,说,“当初有人企图通过合营趁机会捞一把,很多人积极活动找对象,大鱼想吃小鱼,小鱼要吃虾。不瞒你说,还有人想吃掉沪江哩!”

“那一定是一条大鱼。”余静笑着说。

“可不是一条大鱼么,就是鼎鼎大名的潘信诚,通达纺织公司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平常不大吭气,好像与世无争,关于企业利益的事,他都躲在后面,从来不出头,一接触到他自己利益的事体,就伸出头来了。他是工商界的巨头,棉纺业的元老,市委又很重视他的意见。他要沪江和通达合并,我不同意。大家这么争来争去不是个办法。我们解决不了,只好请政府出来说话了。纺管局只提出裁并改合的规格,要我们讨论提出方案。有了规格,事体好办了,潘信诚就不提吃掉沪江的事了。”

“凡事有了原则,就好办了。”

“你这话再对也没了。余代表,这次裁并改合的方案,就是体现了纺管局的原则,大家没有话讲,一致赞成。”徐义德把话一转,说,“可是清产定股的问题就麻烦了。这问题和裁并改合一样重要,也可以说,比裁并改合还重要。”

“那当然,这关系到每个厂的资产净值,股份数量。”

徐义德出神地看了余静一眼:余静离厂去学习了几个月,对上层资产阶级比过去熟悉的多了。连他们争论不休的清产定股问题,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不禁流露出钦佩的神情,叹服地说:

“你一语道破,这是有关资本家切身利害,有关社会主义改造,谁也不肯马虎。就是这个问题,在公会里讨论了很多次了,总没有一个结果。请示纺管局,这次纺管局更妙了,连个规格也不给了,要我们扩大讨论范围,并且说,各厂还可以自己讨论。”

“纺管局真的没有给规格吗?”

余静这么一问,徐义德顿时愣住了,纺管局给了规格?一定是马慕韩压下了,不向同业传达,怪不得他那么坚持哩。大概是政府照顾大户,有意给潘家和史家这些大户的机器升值。政府为啥不照顾中小户一下呢?他不能吃这个亏,要照顾,大中小户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把中小户甩在一边。他要力争,质问马慕韩为啥不把纺管局指示的规格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然后再根据规格向纺管局提意见。为啥不照顾中小户?难道中小户是晚娘生的吗?既而一想,他又觉得不像有规格,纵然马慕韩一手遮天,纺管局会不问起吗?何况江菊霞是合营工作组的副组长哩。马慕韩知道了,江菊霞一定知道,而江菊霞知道,就等于他也知道。一定没有规格。他肯定地说:

“我没听说纺管局指示过规格,也许今天指示的,那我就不清楚了。”

“提出来很久了。”

“很久了?”徐义德皱起眉头,困惑地望着余静,仿佛在问:他怎么不知道呢?

“你没听说过吗?”余静也有点困惑了。

“没听说过。”徐义德心想马慕韩办事真是辣手辣脚。

“总经理如果晓得了纺管局指示了规格,早就给我们说了。”梅佐贤也感到这件事十分蹊跷,徐总经理是棉纺业消息最灵通人士,许多内幕新闻都是他首先知道的。这么重要的消息,徐总经理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对余静说,“纺管局指示的规格,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讲?”

“当然可以。清产定股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工作,要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公方领导,私方负责,职工参加,公私协商,最后送到主管机关批准。棉纺织工业公会没有给你们提起吗?”

“这个吗?”徐义德暗暗松了一口气。徐徐地说,“提倒是提过。”

“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办好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你不清楚我们棉纺织工业公会的事体难办的很。那些巨头们肚里另外有一本账。早些辰光公会里提到清产定股问题,潘信诚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要是按照这个公式计算,潘家的机器要升值千把万也不难。这么一来,政府太吃亏了。大家说我们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一点也不错,临到企业公私合营了,潘信诚还要捞一票。特别叫人吃惊的是马慕韩,他是工商界进步分子,也赞成潘家的公式,你说,奇怪不奇怪?当时争持不下,大家同意留到以后再说,同时请示纺管局,最近纺管局的指示下来了,要我们扩大讨论范围,说各厂也可以自己讨论。”

“你不是说今天上午十点钟讨论吗?”

徐义德看看表:十点还欠十分,他说:

“十点快到了,他们也该来了……”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说完,韩云程、郭鹏和赵得宝、秦妈妈、汤阿英他们准时来了。徐义德等他们坐好之后,讲了一下棉纺织工业公会讨论三个公式的经过,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潘宏福的公式,你们说,是啵?”

“潘宏福为啥要提这个计算公式?”赵得宝知道潘信诚是上海棉纺业的大亨,他儿子提出来,大概有啥原因。“那还不明显吗?”梅佐贤早从徐义德那里了解了真相。他说,“通达的机器旧式的多,有的还是前清时代买进的,当然主张用这个公式计算。”

“原来是这样!”赵得宝没有说下去。

“潘宏福的公式得出来的已使用年限,根本和实际不符,因而是不科学的。我们晓得任何一种机器,实际耐用年限,总要超过规定的耐用年限。”韩云程字斟句酌地说,“这样算法,既不公平,又不合理,从我们纯技术观点来看,也说不过去。

我个人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这个公式不能成立。……”

郭鹏心里完全赞成韩云程的意见,可是在徐总经理和梅厂长面前,他不能附和别人的意见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一时又想不出新的说法,却又不甘沉默,他抢着说:

“徐总经理提的这个计算公式,比较公平合理,我赞成这个计算公式。不过已使用年限的历史资料倒是一个问题,如果历史资料不全,算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我们厂里有历史资料。”秦妈妈说。

“对,我们厂里有历史资料很全,”梅佐贤得意地说,“我对这些资料一直很重视,锁在保险箱里。用的辰光,总是我自己拿出拿进,一点也没有遗失,这次果然派上用场。”

“有的老厂历史资料不完全的怎么办呢?”

“这个……”梅佐贤给郭鹏问得说不下去了。

“我就不相信没有历史资料,”汤阿英说,“资本家买机器办厂,会把资料扔掉?这是骗人的鬼话。”

“那也不一定,敌伪时期,把厂分散,搬来搬去,可能有些散失。”郭鹏见徐总经理一个劲注意听他的话,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心,一怕说错,二怕总经理误会。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只是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下,把理由想的充足一些,说服别人更有力量。”

“啥资料全不全,”赵得宝说,“潘家马家一心想把机器多算钱。”

徐义德听了汤阿英和赵得宝的话,感触很深:他们简单几句话就说到资本家的心里,抓到问题的核心,比梅佐贤和郭鹏都强。而梅佐贤和郭鹏都是他得力的助手哩。他点点头,说:

“赵同志说的对,拆穿来讲,他们就是想把机器升值。真的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已使用年限吗?我也不相信。”

刚才韩云程本来要谈到徐总经理提出的计算公式,被郭鹏打断了他的话,又抢先赞成徐总经理的计算公式,便坐在沙发上默默不语,且听郭鹏夸夸其该。关于历史资料的事,郭鹏给徐总经理一反问,紧紧闭上嘴了,不再饶舌。汤阿英见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她冷静地回想她挡的细纱车,从车头一直想到车子底层部分,忽然得到启发,说:

“历史资料真的没有吗?要说没有,那是骗外行的话。就是一点历史资料没有,也可以找出已使用年限的根据。”

“没有历史资料,也可以找出使用年限的根据?”梅佐贤惊奇的眼光对着汤阿英。

大家的眼光都聚集在汤阿英的身上,连徐义德也用着惊诧的目光等待汤阿英的回答。汤阿英不慌不忙地说:

“如果历史资料没有,机器总还在吧?没有机器,那就不存在估价的问题了。既然有机器,问题很简单。你们忘记了吗?每一部机器上都有铸造的年号,一查年号,基本上就可以查出已使用年限了。”

郭鹏萎缩到沙发里去了,这么简单的常识,他自己为啥没有想到呢?真没料到在汤阿英这个年青女工面前丢了这个脸,更糟糕的是徐总经理和梅厂长就坐在旁边啊!

徐义德暗暗吃惊:他竟然也没想到这一层,差点叫潘信诚和马慕韩唬住了。纺管局要扩大范围讨论实在是有道理。他想到上海滩上几度变动,有些工厂曾经停工,便望着韩云程,问道:

“查出年号,有人说机器曾经停止使用过,要是没有历史资料,你说怎么办呢?”

“这也不难。凡是停止使用的,一定有资料可查,上海几个主要时期停工,完全可以算出来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各厂情况不同,停工长短不一样,也可以折骨评定。只要有机器,总可以计算出来的。”

“你说的完全对,”徐义德兴奋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这么讲,潘信诚和马慕韩的理由更不充足了。比较起来,还是我提的那个计算公式公平合理,余代表,我们就定下来,怎么样?”

余静一言没有啧声,她冷静地注意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并且把它仔细记在小笔记本里。徐义德问到她,她翻了一下小笔记本,想了想,说:

“今天谈的很好,把一些问题弄得更清楚了。清产定股的原则,刚才已经和徐总经理谈了,纺管局指示的很清楚。财产清点的原则,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合营时全部实有财产,认真清查核实,做到不重复,不遗漏。财产估价原则,应该以现值为率,参照一九五○年重估基础,再就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一些必要的调查。这样公平合理,本来没啥司争论的。棉纺织公会既然提了三个不同的计算公式,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我们今天暂时不定,还是请徐总经理拿到公会去讨论一下,然后再定,比较合适。”

“你认为我提的那个计算公式怎么样?”徐义德见余静说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并且很有分寸,认为这位公方代表不推板,以后和她共事得小心点,眼前的余静又不是“五反”辰光的余静了,看她掌握政策讲话风度,举止老练,神态沉着,简直是另外一个杨健。他焦急地等候回答,热情地叫了一声“余代表”。

“这三个公式比较起来,你提的那个比较公平合理。”

“余代表真有眼力,啥事体都瞒不过你,一看就清清楚楚。”徐义德心里有了底,兴奋地站了起来,眉头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胖呼呼的腮巴子上堆着微笑,愉快地说道,“明天我到公会找他们讨论去!”